从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我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的学生。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教授由三校各自分别聘任。当时哲学系的教授有清华的金岳霖、冯友兰、沈有鼎、王宪钧，北大的汤用彤、贺麟、陈康、郑昕，南开的冯文潜，洪谦当时是外文系教授，也在哲学系开课。这个教授阵容，在当时国内各大学中无疑是最强的。
我们这些老师都出生于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年，从小接受传统教育，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后来进了新式学堂，于二三十年代去美、英、德等国留学，是我国最早一批去西方专门学习哲学，获得学位归国的学者。他们学贯中西，既是开始系统地介绍引入西方哲学的传播者，是运用西方哲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的创始人，同时又因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具有浓重的中国情结。因此在从二十年代开始，三四十年代展开的，可以说是中西哲学的第一次正式交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
谈清华的老师
金岳霖
清华注重“思”的学风，我想应该是由金岳霖先生培育而成，不仅因为金先生是清华哲学系的创始人，而且有金先生的经历和文章为证。金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是以研究T.H.Green的政治思想获得博士学位的，后来在伦敦受了两本书的影响才转向哲学，一本是罗素的《数学原理》，另一本是休谟的《Treatise》。这两本书使他对抽象的哲学问题和现代逻辑发生浓厚的兴趣，他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金先生当时眼睛有病，怕光，总戴一副墨镜，额上还加一个太阳罩，到教室里讲课时还戴着。我三年级时听过他的“知识论”课。他高高的身材披一件风衣，进教室后总是搬一把学生坐的课椅摆在讲台边上一坐；虽然面对学生，却总是低着头，有时甚至闭上眼睛，自己一面思索，一面讲他的哲学问题，坐而论道。那时他的《知识论》一书第一稿原已完成，但在昆明跑空袭警报时将原稿丢失了，可能正在重写。我们听课时对他讲的有些问题，有的因为在别的课程中听到过，还知道是怎么回事，对有些问题便跟不上了。但不管跟不跟得上，对金先生那种细致的一层层深入的分析，感到启发思想，真是一种精神享受。金先生有时讲到得意兴奋时，会突然站起来，在黑板上写几个字，或者向我们提个问题，师生共同讨论起来。清华重视哲学问题和逻辑，所以讨论和辩论盛行，一直到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哲学系都并入北大哲学系后，那时的逻辑组是学术辩论最热烈的地方。组内教师都是金先生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遇到问题常是各持己见，争得面红耳赤。金先生、沈有鼎先生、周礼全祖孙三代是其中的代表，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只要你讲得不对，我便要反驳；今天驳不倒你，下次准备了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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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年级时听过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除本系学生外，外系的学生也慕名来选修或旁听这门课，将一个可以容纳近百人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冯先生在开讲以前，总按选课学生的名单点名。在当时别的教师一般只在开始一两堂课时点名，为的是可以认识学生，而冯先生几乎是每堂照点不误。冯先生说话有点口吃，我们笑他：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经写完，他的话却还没有说完。加上许多中国哲学家的名言，为了让学生听懂，他还得抄在黑板上，因此每一堂课上他讲的内容实在不多。不过他总是拣最主要的问题讲，逻辑非常清楚，学生容易听懂。为了讲清一个哲学观点，冯先生还常常讲一些中国哲学史中的故事，既可以引起听者的兴趣，打破课堂的沉闷，又让我们容易领会和记住，常常博得学生们会心的微笑。冯先生讲课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是很值得学习的。
冯先生对于哲学的目的和看法，也和金先生根本不同。他说金先生在剑桥大学曾经讲过“哲学是概念的游戏”，而冯先生自己推崇张载的名言，认为哲学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的“贞元六书”就是显示他的“内圣外王”之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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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先生对讨论哲学问题简直是入了迷，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只要向他提个问题，他便拉住你讨论不休。在联大后面的文林街上常常可以看到他出现在茶馆或是小饭馆里和人讨论问题。他总是手提一只小小的破旧箱子，里面装着书和钱。我没有参加过这种讨论，听人说：沈先生可以出钱请你喝茶，但只有当他觉得你的意见有意思时，才肯让你吃他买的那碟花生或者瓜子。沈先生还常去教室听课，不管是哪一系教授开的什么课，只要他感觉兴趣，便会进去旁听；有时还会起来发问，甚至指出“你讲错了”，使得讲课的教授下不了台，只好将他撵出课堂。沈先生的这类故事在联大流传很多。
沈先生的兴趣很广，虽然他主要研究的是数理逻辑方面，但对古今中外的哲学学派他都有兴趣。他通多种语言，对语言学也有兴趣；他还喜欢音乐，我们知道他能唱昆曲，系里开联欢会时便提议请沈先生唱一曲。也许因为他的兴趣太广博了，所以他的专门著作不多，主要是运用逻辑分析《易经》和《墨子》；倒是有些学生，从和沈先生讨论中得到启发，写出了洋洋大著。
我在三年级时选过沈先生的“形而上学”课，这是哲学系的一门必修课，每隔一年由沈先生讲一次。沈先生讲课时手上捧一本厚厚的洋装书，一面看，一面想，一面讲。他口才不好，讲起话来有点结结巴巴；讲的内容又都是最抽象的概念术语，听起来真是有点不知所云。幸亏我做笔记的本领不错，能将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课后翻阅，才知道他讲的内容中逻辑的分析论证都清清楚楚，十分严密。后来在课堂休息时去翻看他捧的那本书，原来是托马斯・阿奎那的一本拉丁文著作。那时我对阿奎那知道太少，记不得是哪一本著作；根据阿奎那的著作分析讲授形而上学的问题，确实是高明的办法。
谈北大的老师
汤用彤
汤用彤先生从小在家庭中受到严格的国学训练，他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绪言中自述：“幼秉庭训，早览乙部”，已经打下了基础。清华学堂毕业后，去美国学习西方哲学，在哈佛研究院时又学梵文和巴利文，掌握了研究印度哲学和佛学的工具。当时便有志于以西方的方法整理国故，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与吴宓、陈寅恪先生以此共勉，人称“哈佛三杰”。汤先生回国以后，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但他认为要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懂得外国哲学史，包括西方哲学史和印度哲学史；因此他要求学生读西方哲学家的原著，了解他们使用的概念、范畴和推论方法，对于研究中国哲学史是很有用处的。汤先生主张以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而他自己对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也是精通的。在课堂上他不讲繁琐的考据，但在著作中他使用考据的方法辨别史料的真伪、分析歧义，常能发人之未见，提出令人信服的创见。汤先生学通中外，既能开中国哲学史的课程，又能开西方哲学史的课程，而“印度哲学史”一课，在联大一直是由汤先生讲授的。一位教授能兼开这样三种不同的哲学史课，除汤先生外我还不知有第二人。
汤先生学问如此渊博，但他不主张只学习研究哲学通史，而是提倡学断代史，认为只有专门研究某一时期的哲学史，甚至某一位哲学家的思想，才能得到深入的成果。他自己研究中国哲学史主要集中在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两段。汤先生自己开的课程，除“印度哲学史”是通史外，其他“魏晋玄学”、“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斯宾诺莎哲学”等，都是断代史和专人史。
汤先生十分重视哲学家的原著，要求学生在课外阅读有关的哲学家著作，指定某些章节；有时在课堂上提出某个问题，要学生自己去读书思考，寻求解决；当学生回答得不够满意时，他还会告诉你应当到某章某节中去寻求答案。他是这样苦心地教导学生，培养他们读书的习惯，学会读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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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二年级上“哲学概论”课时，适值贺先生去重庆讲学，选的是郑昕先生讲的概论课。直到四年级时才选贺先生的“黑格尔哲学”课，我们同班五个学生（邓艾民、杨中慎、曹贞固兄均已先后去世，高崇学兄一直没有联系）就在晚上到北门街贺先生家中上课。贺先生讲黑格尔哲学时常和中国哲学联系，尤其是常和王阳明哲学联系。我们觉得很难理解：客观唯心论的黑格尔哲学和主观唯心论的王阳明思想怎么能联到一起？有一次我们向他提出问题，竟争辩起来，贺先生有点不大高兴，不欢而散。下星期我们再去上课时，贺师母亲自煮点心给我们吃。贺先生知道我们这几个学生当时的政治倾向和他不同，但他是宽厚的儒者，后来还尽量给我们帮助。
贺先生虽然以研究和讲授西方哲学为他的主要工作，但他一心向往的却还是中国哲学的发展和前途。他是现今流行的“新儒学”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一九四一年他发表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被称为新儒家的宣言书。
贺先生是黑格尔专家，但熟识他的人却以为斯宾诺莎的生平和思想对他的影响可能更大。他喜欢引用哲学史家文德尔班纪念斯宾诺莎的那句话：“为真理而死难，为真理而生更难。”对斯宾诺莎一再遭受放逐，过着磨镜片的贫苦生活，仍孜孜不倦地研究哲学的精神赞不绝口。由此想到后来在一九五七年他敢于挺身而出，坚持“唯心论中有好东西”，反对教条主义，并不是偶然的。
我们在二年级时听郑昕先生讲“哲学概论”课。其实郑先生讲的并不是哲学的概论，而是康德哲学的概论，所以一开始就将我们引入一个高深不可测的境界。那一年我们才开始学习西方哲学史，要到第二学期才能学到康德哲学的基本知识；可是郑先生一下子就将康德哲学的那些难懂的术语概念堆在我们面前，又很少做必要的解释，让我们如坠五里雾中。我在课堂上是很会记笔记的，能将老师讲的话几乎逐句都记下来，但在听郑先生的课时，往往只能束手记不下去，因为郑先生讲课有点像天马行空，他正在讲这个问题时，忽然又跳到另一个问题；也许他是觉得补讲一下那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可是我们却觉得原来好容易才掌握的逻辑线索，又一下子被打断了。下课后互相询问，几乎没有一个学生敢说自己是听懂的。但是郑先生讲课时是那么认真，他在上面讲述康德哲学，好像是在介绍一件最杰出的艺术作品那么真诚。无论在哪堂课上他都要讲到康德的那句名言：“悟性不从自然中求它的先天的规律，而是在自然前颁布它的先天的规律。”有时则将它简化为“为自然立法”。郑先生讲到这里时总是眉飞色舞，发出欢乐的笑容。我们也会被他这种真诚的精神所感动，发出会心的微笑；同时我们知道：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中是一道关隘，人们对形而上学，无论是要否定它或是要提出新的道路，都不能避开它，即所谓“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因此只能硬着头皮去设法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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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康 |
四年级要写毕业论文，我选柏拉图哲学为题，啃了半年五大卷Jowett英译的《柏拉图对话集》，读得糊里糊涂，充满了矛盾和问题。正好这时候陈康先生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出版了，解决了我的疑难。我写的那篇论文实际上是从陈先生这本书中了解到的柏拉图哲学的一篇简单的读书报告，却以此考取了北大文科研究所，成为陈先生的研究生，开始听他的课。在他讲的课程中感到受益最大的是：在昆明讲的“柏拉图《国家篇》选读”和后来在北平讲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选读”。陈先生要我们每人都带一本英译的原著，上课时指定我们轮流先读一段，做出解释，然后他为我们讲授：从一字一句的意义到逻辑论证的分析，以及这种思想在整篇中的地位，它的历史渊源和后来的影响。陈先生正是这样把着手教我们读书，从此我才开始知道应该如何阅读重要的哲学著作。
陈先生在德国留学长达十年，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精通希腊和拉丁文；他以这样严密的方法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写出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纠正了历史上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的“相（Idea）”和具体事物“分离”的说法，深得他的导师、德国著名哲学家N.Hartmann的赞许。回国以后，陈先生以他对于分离问题的看法研究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这篇对话是柏拉图著作中最难懂的一个“谜”，两千多年来西方学者为之争论不休。陈先生的译注以详细精密的论证解释，为这篇对话做出了创造性的说明，认为这篇对话是柏拉图哲学从前期相论向后期多元范畴论转变的关键。陈先生这本译注是由贺先生主持的哲学编译会出版的，陈先生在该书“序”中不无自傲地说：“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会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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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要谈到洪谦先生。在当时哲学系教授中，洪先生是惟一在国外专门学习西方现代哲学流派――维也纳学派的。他是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的亲炙弟子，参加其核心“维也纳圈子”。据说是有些哲学系教授不喜欢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所以洪先生在联大时是外文系教授，只在哲学系开“维也纳学派哲学”课。我对西方现代哲学没有兴趣，只上过洪先生的“大二德文”课，洪先生很少讲文法，只选一些短篇的科学文章教我们读，还是在宣传他的哲学观点。当时联大许多教授在重庆《大公报》和昆明《云南日报》等报刊发表“星期论文”，洪先生是一位经常有文章发表的作者，后来知道洪先生出国前是梁启超的学生，所以善于写这类文章。
（摘自《不仅为了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5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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