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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草地《十张画》

2007-10-01 10:29:00 来源:书摘 张承志  我有话说

《十张画》原是日本出版的《蒙古大草原游牧志》一书的插图,没想到它成了一根阿龙木加――如今已很少见的一种绊马绳,铁楔子钉在草原的冬窝子门口,长长绳子拴着我的腿,让我虽然身在北京,却围着草原难离难弃。

原来的图没有说明,它们只

是随书行文,插在对应的地方。我说过,我受惠于游牧文明教养,深知它其中的艺术与学问,所以就看图说话,做了解说文字,以求探究古老的文明。

  摇篮(地理环境)

  如它的蒙语名称(tal,平原,草原)表述一样,乌珠穆沁草原的地理特征,是平原,是舒缓和辽阔。以前我不懂怎么有个名称叫干旱草原;我没留意这里缺少河流,没发觉井和水泡子(淖尔)只是脆弱的水源。同样的地理带来了丰富的、使天山和西藏等牧区代代艳羡的牧草,但是在见识了天山和西藏以后,我终于懂了若想评为肥沃草原,起码要有河流。我们不仅没有如上游黄河、如支流汹涌的伊犁河等水量丰沛的雪水河,甚至我们没有比得上呼伦贝尔草原的伊敏河或额尔古纳那样的中等的河流。乌珠穆沁或许就因此不能成为历史的中心,虽然它确是草原的奥深。不过小湖和水井尚无近忧,无论如何,天下还是数这儿牧草茂盛。纵马几天,你看不见无植被的土地。在乌珠穆沁,不用像哈萨克那样劳累数百公里走场;也不用似西藏人一般,驱着羊群沿路奔波好久,才能进入放牧。

即便在古典时代,这片草原的辽阔也具有封闭作用;所以古老的磨制小刀能上溯匈奴时代。它还具有神秘的消融性,走马灯般过往的民族都渺无踪迹,剩下的蒙古语是唯一的通用语。考古是困难的;人群文化类近,包括游牧技术的传统都代代因袭。

谁也没有料到,当这里被铁丝网划分为以户为单位的私用营地以后,亘古的牧草居然不够吃了。一页已经呼啦翻过,一切都迎来了质的改变。愈是目击今日,我就愈是惊讶不已――居然我们是最后一代见识了古代的牧人。

  生命(春)

  这一节讲的是“春季”。把题目写为生命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季节生产和牧人意识的核心,都是生命。春天只是一种风吹雪的代名词,他们称春季为“接羔时节”(tuleaa)。

对牧人来说没有比这个时期更重要的了,此时迎接的不仅是生命,也是财富。女人就像她们在人类的繁衍中担当了更重要的角色一样,接羔季里,女人的作用无可替代。她们驯服(该说是劝服)不认羔的母畜的技巧和耐心让人叹为观止,接羔中她们哼着对奶歌的情景,是草原上最动人的场面。

由于生产对象和财富、家畜生命的一体化,在游牧世界中很少有无视生命的例子(如其他世界对私生子的歧视)。游牧技术的秘密,就在于唯牧民能如对待人一样,看待家畜的生命。不用说,在这干系重大的季节里,学龄儿童处于两难。牧区学校在这时放假;不仅由于忙、不仅由于儿童在接羔生产中分担着重要的任务,也因为:念书远不及接羔中的接触生命重要。为什么知识青年很少能独立地放牧一群羊?为什么外来户很难成为职业牧民?原因在于他们的血液中,缺少牧人式的文化和生命观念。

白色(夏,上)

白色比喻夏季的奶食和丰饶。

虽然有酷暑和暴雨,但是青草茂盛,马儿肥胖,舒适的日子毕竟来了。在繁忙的一春辛苦之后,人们搬到一个绿油油的夏营盘。羊群和人都懒洋洋的――羊群黏在草地上一样原地吃草,人住得稳定,消磨着酷暑和丰腴。汉语中有一个词叫“驻夏”,它用以描写这种日子特别贴切,以致我总怀疑它来源于某种游牧的启发。

“白色食物”(è?? an yidege)中包括奶食和奶酒。奶茶相对于无奶的黑茶,令人感到满意。酸奶豆腐和鲜奶豆腐、黄油以及美味的奶皮子,是食生活中的佳肴,相当于农民们的菜和肉。还有奶 酒,它是一种低度的蒸馏酒,它供给了蒙古草原以最大的享受,当然也浇灌了愈来愈重的酗酒奢侈之风。

 喜庆(夏,下)

“在富裕的积累之上,文化和传统诞生了。

草原的游艺聚会,多是与游牧生产和传统宗教连接的。祭敖包,是最基本的丰足吉祥庆典。虽然也有“白月”(即汉地农历春节)的祭典,但它一般举行在夏末,水草膘情都最为肥美之际。百姓们惯用宗教意味清晰的词“nair”称呼它,而并不用意为戏耍的新词“那达慕”。近年来恢复了由喇嘛主持的方式,各庙宇在周密研究之后,排列了各地的当祭敖包。祭会的宗教内容有高僧们诵经,而赛马和摔跤,则是祭典中最基本的两项世俗竞技。

迁徙(秋)

秋天的草结了实,而且前面就是可怕的严冬。在这个季节里,家庭大都把老小留在毡包或瓦房里,轻便出牧,追逐多汁饱油的草。“走场”(otor)这个词应该古老至极。在新疆哈萨克牧区,今天它意味着几百公里的长途转移,意味着阿勒泰人不远千里搬迁到南部的平坦地带过冬;或者意味着辽阔伊犁的四野牧人都向美丽的赛里木湖靠拢。而在乌珠穆沁,词义变得狭窄,走场快要成了一个秋季的代名词。它的含义也衍变为多搬家、吃好草、少饮水、使牲畜油膘结实。当然,不排除冬天雪灾降临时的逃出围困。

游牧的本质就是迁徙。大约到1970年为止,乌珠穆沁草原的年迁徙数,大约有十五到二十次之多;也就是说,大约到1970年为止,游牧方式在北亚草原的存在,超过了二十几个世纪。

回忆起往昔秋季的走场,那是快意的时光。拆下毡包的顶子,落地搭一个三角窝棚。一两天移动一次,羊群就在跟前吃草。那是天空湛蓝、白云浓厚的季节,没有什么繁重的劳作,而羊群却一天天肥胖起来了。

  雪国(冬)

一年之中,有一半是严寒的冬季。

  气候在那时(仍以1970年为限)如古代一样冷,人越冬需要穿上皮裤、有马蹄袖的大羊皮的袍子、毡靴以及皮帽子。青营盘,避风坡,补充盐,种种经验决定着生死。畜种在物竞天择之后,留下的都是耐寒品种:乌珠穆沁羊,乌珠穆沁马。即便在严冬,放牧也一天不可少,虽然出牧时间晚一些。

你再也看不见穿着厚厚的羊皮德勒和方头毡靴,却能轻灵地跃马而上,马蹄溅起雪雾,寂寞地飞驰在白蒙蒙雪海。你再也看不见,那升起暖意的炊烟的、星点蹲踞于雪原的灰黑毡包了。

怕冷的人,未曾深思熟虑就慌张选择了更结实的土木房屋。人们已经快要忘了车和毡组成的棚圈,也曾奇异地御寒。那时早上发抖的山羊挤在车下,死命挤住雪下取暖。无疑那样的防御是薄弱的,带有冬贮草的房子,自亘古以来就遥远地诱惑。

新时代的定居乘虚而入。从1984年畜群和草场实行分割,定居和草场私有化的发展迅疾如风。

如今返回乌珠穆沁,次第只见座座的房子,红瓦砖墙,遥遥蜿蜒的铁丝网,阻断道路。难得见英武的骑手从山顶冲雪而下。现在的放牧――每天把羊群赶进铁丝网就是了。门前垃圾满地斑驳,屋后积雪堆得山高。门外的近草被自家羊群啃净,远山的边界被临居马群盗食。草地不争气地退化了。拨开稀薄的草根,阴险的沙,已经露出。自夸草海的乌珠穆沁,破天荒地感到了牧草的穷匮。畜群千头的小康户早已过半,但是,快增长到极限的畜群数,没追上家里好几个待婚的大小伙子的需求。

加上不祥的暖冬,加上无雪的黑灾。不到十年,新的疑虑已使人惴惴不安。

血脉(社会)

几个不同来源的家族(ayimaa),恰好就是一个小小社会的几块基石。如同农耕地区,如同一切东方的民族一样,所有政治的、阶级的和表面的争斗和睦,都围绕着这种家族关系展开。

由于欧亚内大陆的连通和文化的类近,古来各种部族的行走范围出乎意料地宽阔。所以有西极的乌梁海等姓氏,植根于蒙古东部的乌珠穆沁。家族谱系也是一种憧憬,比如近年来许多家族追溯自己与成吉思汗的孛儿只斤姓氏的关系。但在牧区家族和家庭的第一含义是生产性的――家(ger),是一座或一组毡包(ayil),是一个男出牧女守夜的牧人小组,是一个天衣无缝的游牧单位。

俄国蒙古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留意了游牧历史中的“阿寅勒”(ayil,就是家庭及其辅助的毡包)。但是“阿寅勒”只是最小的游牧细胞,而整个的系列应是:一个家(ger)、一个家和依附的邻里(ayil)、家族(ayimaa)、社会(nigem)。

每逢社会剧烈地变动,人们就退回到家里。这是最后的壳。而几个血缘维系的家,即家族,则是可信任的堡垒。在集体所有制瓦解以后,它更牢固地成为乌珠穆沁的互助组织。

不过牧民种的是草海万顷,卖的是商品牛羊,手里不是拥有麦子而是现金。所以一种用金钱解决问题的形式,在暗中取代互助。只不过,金钱这种现代化手段对家族观念的腐蚀尚还无力,毕竟血的纽带,是强韧的。

牧民(人)

古老的游牧生活造就了“malein”,即牧人。

这个词汇,这种人遍布于整个阿尔泰语系覆盖的广袤北亚。从观念到语言都是一样的,比如在哈萨克语中牧人被称为“malxe”。不用说,-ein和-xe,都是表示“者”的后缀。由于骁勇强悍,由于敬天爱人淳朴无欺,他们成了一种古典,成了一种传奇,成了一种被向往的完美形象。

他们仿佛被天特意生于斯土,男女老幼都悄然嵌入于自己的位置,既无一分多余,也无一分短少。生下来他们就似乎有一些天赋,比如辨识牲畜的神秘视力。但谁又都只具备自己的一角本事,所以必须女靠男、长靠幼。观察久了,只觉得那里的男女拼成一对,便活脱如一个浑然的太极。加上长者和小孩,大家各司其职,男驰骋女挤奶,老人警示经验,儿童承担仔畜――家庭便俨然是一艘草海里不沉的船。

之所以骑手喜欢歌颂母亲,不过是因为那些女性太奇妙了――她们快活、大方、强韧、宽容。生育次日便下地劳动,创造一半财富却安分随命。牧人组成的家里,男女各有不同的分工,一般说来男外女内,只是外人不知这“内”的一半有多重要。组成家的牧人在游牧活动中如乳融水,他们的游牧生产和他们的个人生活丝丝入扣,亦生活亦劳作的形态不可思议。

残缺的家庭――如果在其他文化是不幸的,那么在游牧文化里,家庭残缺是可怕的禁忌。平衡会崩溃,事故会发生,会丧失生产主角的地位。

  朋友(畜)

mal,也就是牲畜,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核心。

  很难找到准确的比喻。不使用经济术语不能揭破游牧世界的本质,但是经济学当然又不能洞彻丰满的游牧生涯。要言之,牧人与牲畜之间的关系,还不完全类同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牲畜不仅是生产资料,还是过日子的主食、道路上的朋友和生存中的乐趣。

与活着的牲畜相依为命的方式,造就了这个世界的许多性格。面对生命的存在,造就了完全异于农耕或都市的思维。也许,农民们很难理解――在远处的草地里,那些人不单单是在受苦和劳累,不是对着死板的土壤。马有骏马,牛通人性,农与牧是不一样的。人性被牛马驼羊的生命引诱启发了,活泼的家畜,给了人一种有情调的生活。

添句多余的话:在伤痕文学流行时,常听到对牧区知识青年怀旧的不理解。确实,只晓得一点儿穿小棉袄刨土坷垃的他们,不懂我们为什么不愿控诉苦行般的插队。开个玩笑:那不过是以狭隘小农之心,度我骑马民族之腹。

mal,牛、马、羊、山羊、驼,合称五畜。匈奴云“使我六畜不安息”,可能加上了牦牛。它们是牧人的依靠,也是牧人的朋友。至于狗,这种更加性灵的家伙虽不可或缺,但它不算牲畜。

古歌(艺术)

如此的一个世界,滋养了与它匹配的艺术。当然我说的只是古代的、民间的艺术,而不包括亦步亦趋地汉化的、那类转眼当逝的流行曲。

  环境和生活的调子,创造了艺术形式。马鬃和肠弦相摩擦,奏出的音质只会是悲凉的。马头琴的物质特性,使它完成了对舒缓的蒙古古歌的伴奏。当然应该是歌在前、乐器在后。但细细端详它,马头琴起源的古老是无疑的。

当我说这都是来自它们丰富的环境时,好像概括还没有达到全面――游牧世界的确并非那么缺乏变化。还是用天山作比较――哈萨克崇山峻岭的牧区,就与乌珠穆沁大不相同。无独有偶,诞生于那里的另一类被造的乐器,是琴声急促宛如蹄音的冬不拉。也许西亚融入的血性更在意纵马的快感,所以冬不拉表现了骑马的行动方式。

这种马鞍之歌是最随意的歌曲。它们的曲调只有大概,歌词可以即兴增删。在颠簸中,直到唱得胸臆吐尽心腹痛快时,它才最后获得完成。

同样,这样的音乐形式,不时也遭农耕和市井出身的人报以哈欠。但牧人并不寂寞,他们可以去对牛弹琴。在时间大河之中,在二十个世纪的吟唱里,游牧的文明,丰满起来了。

马头琴在两根肠弦间奏出的低沉呜咽,强调了蒙古大草原的平坦感觉,也暗示了它的单调。它与随之而起的歌子唱和,一唱三叹地重复真知,抒发胸中的惆怅。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歌就被它俘虏了。谁能解说它呢?那难言的预感,朴素的比兴,宿命的思想,韵脚的滋味!

马林诺夫斯基提出过文化的纵深构造。他说文化由物质的、行动的、以及精神的三元构成。在如此五种牲畜一片牧草、颠簸鞍上迁徙不已的――物质和行动之后,蒙古的心情、草原的精神是什么呢?没有听说谁能回答。唯马头琴和那些一叹三叠的古歌,隐秘地使我们久久猜测。

  (摘自《聋子的耳朵》,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5月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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