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区里的“合作社”
我母亲第一次来美国探亲的时候，虽然非常欣赏美国的生态环境，却不习惯和不满意生活上的“不方便”。回国后，她曾形象地给邻居描述这种不方便――买瓶酱油得开车跑趟王府井。我理解她的“抱怨”，美国的购物方式，特别是购买常用食品和日用品的方式，和她所熟悉的
六七十年代，京城的大副食商场不少，离我家不远的甘家口副食商场就是建国后北京市第一批大中型副食商场之一。它于1956年建成开业，有职工50多人，营业面积有800多平方米，主要经营副食品、鱼、肉、蔬菜等商品。不过，平日里百姓购买日常食品、用品，去的最多的还是本居民区的小商店。一是因为方便，二是因为计划经济时期，主要食品、用品都是定量供应，每个居民区都有一个负责供应本区居民基本食品和用品的小商店和一家粮店。延续50年代初的习惯，不少地方的居民称这种小商店为“合作社”。比如我家所在居民区的住户都是到三塔寺合作社买东西，而我们东边仅一站路远的居民就要去车公庄店，西边一站路远的居民去的是二里沟店，再往西有百万庄店，往南有北营房店，往北有西外大街店等等。居民是不可以跨区购买凭票证供应的食品和物品的，分布如此密集的合作社和商店是计划经济、商品定量供应的产物，起到了便民的作用。
每个小店负责本居民区居民的食品和日用品供应，当然是置身于居民区之中的，居民购物非常方便。居民买东西的习惯也很有特点。一是买东西不必像美国人那样早早地拉个长单子，把要买的东西都写好，生怕忘了。而是看见什么没有了，抬腿就往商店跑一趟。常常是一天去几趟，一趟只买一两样东西。二是几岁的孩子就能独自打酱油，被大人差使着一趟趟往商店跑。有的大人怕孩子说不清楚买什么，便写个纸条，到了柜台前，孩子连钱带字条递给售货员，连嘴都不必张。第三个特点是售货员很了解自己的居民客户，居民们也十分了解自己的商店。商店来了什么紧俏商品，比如豆腐、时令蔬菜什么的，不出十分钟商店前准排起了长队。我们的三塔寺合作社就设在新华印刷厂职工宿舍楼的一层，住在楼上的居民，恨不得是往油锅里倒了油，炝了锅，现差孩子去打酱油。
一般来说，居民区合作社、小商店的规模都不大，不过就几十平方米。可提供的商品并不少，从吃的到用的，生活必需品都能在小商店里买到，当然是以吃的为主。就拿我们合作社来说，除粮店是单独的外，合作社里就有糕点柜台、副食柜台、果蔬柜台、鱼肉柜台。说是柜台，每个不过三五米长。可就这三五米的柜台，出售的东西可全了。糕点柜台不仅包括糕点，也卖糖果和烟酒。副食柜台呢，则是油盐酱醋、各类调料、鸡蛋、酱菜、粉丝挂面、豆腐制品，应有尽有。果蔬柜台和鱼肉柜台，相比之下比较没准儿，与季节变迁有很大关系。由于商品供应不足，空台的时间不少。
除吃的外，这类商店也进些日用品，我能记得的有信纸、信封和邮票，文具和作业本，擦脸油，针头线脑和扣子，牙膏、牙刷和毛巾，肥皂、香皂和洗头粉、洗衣粉，卫生纸，蜡烛、灯泡和电池，鞋带和鞋垫，女孩子用的发卡和玻璃丝等。至今，我还能说得出其中一些东西的品牌和价格。比如常用的牙膏是“中华牌”，肥皂是“灯塔牌”和“固本牌”，一条肥皂是1毛4分钱，半条（也叫“一块儿”）是7分钱。洗头膏是4分钱一包。一般铅笔是3分钱一支，而“中华牌”铅笔是1毛钱一支，写字本是7分钱一本。常用的擦脸油有“友谊牌”、“牡丹牌”、“万紫千红牌”，还有一种冬天护肤用的蛤蜊油，是1毛钱一盒。鞋带是2分钱一副。卫生纸大都是由“福绥境街道造纸厂”或“东北旺人民公社造纸厂”生产的，1毛5一卷，妇女经期用的条形卫生纸是1毛7一包。“金鱼牌”的卫生纸是粉色的，价格比较贵，好像是5毛钱一卷。
写到这儿，我好像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三塔寺合作社。一点儿不夸张，我还记得那个卖肉的“胖叔叔”在给顾客切肉之前，把刀放在磨刀石上“噌”、“噌”、“噌”磨刀的样子。我也记得，第一次单独去打醋，因为胆子小，来一个人让一个人，永远排在队尾，我妈因做饭要用，实在等不及了，跑到商店来看究竟。
蜂窝煤
六七十年代，京城百姓烧火做饭，使用的多是蜂窝煤。之所以被称为“蜂窝煤”，是因为每块煤上分布着12个孔，一眼望去，好似马蜂窝。把一块块煤眼儿对眼儿，放在炉膛中（一般家用炉子，炉膛中能放三块煤），烧火的时候，火苗就是从这些眼中窜上来的。做饭之前，先要把炉子下面的炉门打开，火就上的快。做完饭，为了节省，就把炉门关上。到了晚上睡觉前，把上面的火盖盖上，叫“封火”。所使用的煤块分为大块、小块和引火的炭煤三种。我记得当时每块大煤是2分5，小煤1分5，炭煤1分。像我们七口之家每个月大约需要100块大煤和200块小煤。
蜂窝煤的购买方式是工人送货上门。我家附近的居民用煤，都是展览馆路煤厂制作和提供的。不分春夏秋冬，煤厂工人蹬着平板车，为周围居民定时送货。每户居民每月有一次购买机会，时间也大多固定，要么月初，要么月中或月底。“文革”以前，工人不仅管送煤，还负责为客户把煤送到楼上。“文革”开始后，就只负责送，而不管往楼上搬了。每次送煤的来了，家里有小孩子的，就被派上用场了。至今，我还记得和我姐姐一起帮大人搬煤的事儿。大人搬煤，多是用块条状木板或干脆用洗衣板的背面，把一块块煤摆在上面，两手攥着板子的两端往楼上搬。而小孩子搬煤的工具就是家用的铁簸箕了。煤块一般都摆放在自家的厨房和自家门口的公用楼道里。
使用蜂窝煤，除了不够卫生、比较麻烦外，最大的担心就是怕一氧化碳中毒，也就是百姓俗称的“煤气中毒”。
难觅“京白梨”
小时候，到了春秋天，我常生口腔溃疡，连喝口水都疼。现在才明白那是气候干燥、吃蔬菜水果少、有内火的缘故。回想那时候的饮食结构，副食的确跟不上，这点从蔬莱和水果的供应上也有所反映。
一般居民区里的商店都设有蔬菜柜，夏天则在门口搭个蔬菜大棚，那会儿的菜价挺便宜。到了冬天，百姓的“看家菜”就是大白菜、萝卜和土豆，合作社的菜架上常常是空的。春、夏、秋三个季节蔬菜的品种比冬季多，但细菜供应量很有限，特别是在“文革”中的一段时间里。记得那时候，我们一帮孩子常常为帮家里买到一些不容易买到的蔬菜，在周围的几家商店之间来回跑。今天听说西外大街商店来了扁豆，就赶紧“冲杀”过去，可惜还没跑到，扁豆就卖完了。明天听说百万庄商店要来柿子椒，就又成群结队地往百万庄跑，结果发现只是个“据说”，只好空手而归。好在我们并不气馁，一帮孩子全当是玩了一趟，倒也乐此不疲。
如今超级市场里的蔬菜都是经过先期处理的，用保鲜纸包成一个个的小包装，顾客可以随意选择。早市上的蔬菜呢，农民为了卖个好价钱，也弄得干干净净，透着水灵。那时候的卖菜方式可不像现在。记得合作社的蔬菜多是被装在大筐里，从京郊公社用马车拉来的。随卸随卖，好菜和细菜基本上不用摆放，因为很快就卖完了。不过，也有某种蔬菜一下子来得多，卖不完，又怕坏掉，于是扒堆儿出售的时候。我记得1毛钱能买一大堆西红柿。蔬菜不分级别，连泥带土，好的和坏的，个儿大的和个儿小的，统统混在一起出售。顾客呢，不许挑不许拣，只能是赶上什么是什么。难怪那个年月，“走后门”风气盛行，不要说手里有点儿权力的，连卖菜的售货员也利用手中的“特权”，为“七大姑”、“八大姨”开“后门儿”。
卖菜的方式不同，居民买菜用的家什儿也就不同。60年代，上了年纪的和家庭妇女们主要是用篮子，有竹子的，也有塑料的。有不少人，特别是上班族喜欢用玻璃丝编织的网兜，揣在衣兜里或者书包里，既不占地儿，又随时可以用。70年代以后，开始有了塑料袋。80年代以后，自行车筐开始被骑车的人们广泛使用，或挂在车把上，或挂在车后座的侧面。
说到买菜，有一点不能不提，以现代人的健康意识来看，那会儿买农民的蔬菜是比较令人放心的。特别是60年代，蔬菜种植主要靠的还是农家肥（在展览路第一小学上五六年级的时候，我们每个月都自愿去四季青公社北洼大队的菜地劳动，干过积肥、洒粪的活儿），在种植环节上应当说那时的蔬菜基本属于“绿色食品”。
现在人们过日子越来越精致，饮食结构安排得合理又具体，每天的粮、肉、蛋、蔬菜、水果，样样不能缺。三十年前，从与京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菜市场、居民区合作社、副食商店货架上食品的品种和价格，就能知道当时的生活水平，也能知道当时百姓的饮食结构。我记得当时水果的供应量比蔬菜还少，我们合作社好像根本没有一个专门的水果货架，有时来了少量水果，也是临时放在蔬菜架上凑合一下。
不过，每年合作社总有两种成批来的季节性水果。一是西瓜，每年夏天，许多西瓜被堆在露天地里，以“黑崩筋”居多。吃完西瓜后，许多家庭都把西瓜籽留下，洗干净后，炒熟了当零食吃。二是甘蔗，每年秋天，合作社都来几大捆甘蔗，1毛钱能买一大根，那段时间里，几乎每个孩子手里都拿着一节甘蔗，动作熟练地咬一口，大嚼几下，再把没有甜味儿的渣子吐掉。
平时，在居民区的合作社或副食商店里偶尔也能买到些大众水果，比如苹果、梨、山里红、杏、桃什么的，但很少，也不能保证新鲜。要买好一点儿的、品种多一些的水果，还是得去一些大的副食商场，比如我家附近甘家口的水果店、展览馆的西郊商场水果店等。
那时候的水果也有令人留恋的地方。除了多是“绿色食品”外，就是味道纯。最典型的就是“京白梨”，小的时候我特别爱吃京郊特产的“京白梨”，又甜又软，水分充足，还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现在好不容易买到一次所谓的“京白梨”，除了个头差不多外，找不到一点当年“京白梨”的影子，据说是早就串种了。让我忘不了的还有北京冬天那带着冰碴子的冻柿子和又酸又甜的“山里红”。
补袜板儿
60年代宣传雷锋事迹时，一定要提到雷锋那双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袜子。电影《雷锋》中，老支书攥着雷锋那双“千层底”的袜子，接受雷锋给灾区捐款的镜头，以及《霓虹灯下的哨兵》中陈喜儿把破袜子扔到窗外被批评是“忘本”的镜头，令我至今记忆深刻。这些镜头，在当时是教育人们要发扬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的，也反映和记录了当时人们生活的一个细节，即虽然不是人人的袜子都是“千层底”，但袜子穿破了，补一补再穿是相当平常的事儿。当时，许多家庭都有“补袜板儿”，用“补袜板儿”是为了把袜子补得平展，穿上后，走路不硌脚、不磨脚。今天的孩子对“补袜板”根本没有印象，因为找不到“补袜板儿”的照片，我就请11岁的邹雨舟帮我画一个“补袜板儿”。雨舟的爸爸先要给他讲我们小时候穿补丁袜子的生活，再描绘“补袜板儿”的形状和功能。
60年代初，人们穿的袜子多是棉线做的。线袜吸汗、透气，穿着很舒服，缺点是不禁磨，不够结实。尤其是小孩子，穿不多久，不是磨穿了脚掌，就是磨破了脚后跟。那时候，穿有补丁袜子的人很多，没有人笑话，可袜子破了不补，露着脚趾或脚后跟，则会被人嘲笑。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京城女孩子曾流行自己织线袜。许多人把工厂发的福利白线手套拆了，织成线袜子。也有的买一种白线绳，当时我们叫“小线儿”，把它劈成几股，织成袜子。如果掺上其它颜色的棉线，便能织成条纹袜子。据1982年《针棉织品主要产地标准品销售价值调整表》中“纱线袜类”，在70年代，一双“锦丝加底素色男球袜”在北京的价格是1块1毛2。在现在人的观点来看，织袜子穿并没省下几个钱，何况还要花时间呢！之所以流行织线袜，并不是为了省钱，那也是一种“女红”和持家本领。
60年代中期开始有了尼龙袜子。尼龙袜子的花色品种较多，还有弹性，缺点是不透气，爱出脚汗的人，若不勤洗袜子，一脱鞋，就是满屋子臭味儿。70年代流行穿锦纶袜，一双“弹力锦丝吊线女花袜”在北京的价格是1块9毛5，一双“锦丝罗口素色加底男袜”是1块8毛6。尽管尼龙袜、锦纶袜的价格高，但好看、结实，一面市就受到欢迎。
女士们穿长筒透明丝袜，是70年代中晚期的事儿。
安“风斗”的季节
我们小的时候，夏天没有现在这么热，可冬天却比现在的冷。早上起来，常能在窗户上看到霜花。每年冬天，不少小孩子的手上、脚上会生冻疮，又痒又疼。
那会儿，一到“三九天”，北风呼呼地吹得门窗乱响。每年天冷之前，我爸爸都用纸条把我家朝北的窗户缝糊上，只留下一小扇，用来每天早上清新屋内空气。这种办法挺有效，能使室温提高两三度，可开春以后，把纸撕掉，把粘在窗棂子上的纸屑一点儿一点儿地擦掉，可是件头疼的事儿，那自然是小孩子的任务。
如今北京市民冬季用火炉取暖的可能不多了，可在二三十年前还是相当多的。据《北京志》记载，1970年，全市烟筒销售量达到了3200万节以上。由于人口和用户增长快，供求矛盾十分突出。1971年10月，市二商局特地下发了《关于烟筒、炉子供应办法的通知》，规定“本市城乡居民（农民），一律凭居民（农民）购货证，登本限量供应。由商店内部掌握，每证每年限购5节”。
火炉取暖多用于住在平房的家庭。天冷了，家里支起了火炉，火炉上再连接几节烟囱，伸出窗外。炉膛内是红红的火苗，炉子上坐着水壶，腾腾冒着热气，炉台上烤着红薯、馒头片或窝头片，给百姓生活增添了暖融融的家庭气氛。有些家庭也有在用于取暖的炉子上做饭的。炉内烧的可以是蜂窝煤，也可以是煤球、煤块，煤球、煤块的热力比蜂窝煤要高，只是炉膛的构造有所不同。从价格上讲，蜂窝煤比煤球、煤块贵一些，但相对煤球、煤块来讲，稍微好摆弄点。记得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同学，放学后还要冒着风寒，跑到一些机关和工厂锅炉房的煤渣堆上去捡那些没有烧透的煤核，被一些调皮学生说成是“捡煤核的”。
用火炉取暖还能提供其他方便，比如利用炉火的热力烘衣服、小孩子的尿片布、被雪水打湿的棉鞋等。也有一些不利的地方，主要是不太卫生，特别是烧煤球、煤块儿，满屋子飞煤尘。最令人担心的是煤气中毒，也就是一氧化碳中毒。那时候，每年冬天，学校、居民委员会都进行预防煤气中毒的宣传，提醒以火炉取暖的家庭在窗子上安装“风斗”。可是年年都有煤气中毒的事情发生。
“开裆裤”和“纸尿裤”
到美国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管我们认为美国人如何开放，但美国人从小是绝对男
女有别的。男女孩子自打出生在医院里，便被严格地分开，女孩子是粉衣、粉被，男孩子是蓝衣、蓝被。而那个把屁股包得严严实实的纸尿布从出生一直用到两岁，甚至更大些。一进Day
care（相当于中国的托儿所），男女孩子就开始分开上厕所了。而中国呢，恰恰相反，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孩子穿开裆裤是很普遍的事儿。在幼儿园里，男孩子和女孩子上厕所、洗澡、睡觉都是在一起的。这种做法似乎和有没有条件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人们并不认为在这个年龄段有把男女孩子分开的必要。反而是年龄大了以后，被家长和老师一再敲打要和异性同学小心相处，都老大不小了还没有碰过异性手的孩子有的是，包括我自己。说老实话，我们家是姐妹四个，我对男性器官的感性认识，恐怕还真是在幼儿园的环境里具备的。
随着中国人生活习惯的改变，穿开裆裤的孩子越来越少了，至少在城市里是这样。一位美国女生曾对中国孩子穿开裆裤、用尿布的情况作了一番“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中国祖辈对孙辈的悉心照料，才使得中国孩子不必整天穿着纸尿裤。她认为这有助于培养孩子的自制力和好习惯，有利于环境保护。其实，现在中国小孩子穿纸尿裤的越来越多了。
（摘自《六七十年代北京人生活素描》，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价：2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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