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鲁迅先生在其杂文《青年必读书》中对青年发出忠告：“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原因是“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其实，鲁迅先生所读之书以中国书为多，他的学问也主要是从读中国书得来的。因此这段话听起来
前些日子在一个会议上，我口无遮拦，讲了一句“中国大多数学报是学术垃圾生产地”。不料此语一出，竟然在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大家之所以对此话如此感兴趣，是因为我国学术著作的质量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由于学术垃圾充斥，读书就成了一件冒险之事。鲁迅先生说：“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从此意义上而言，读了质量低下之作，也就是被害命，不过这还可以说是自认倒霉。要是读了假冒伪劣之作，并以此为据写自己的著作，发表出去，则不仅害己，更要害人。因此之故，在读许多近来出版的中国学术书时，常常不免戒心重重，不知此书所言是否可靠？是否有据？是否抄袭剽窃之作。对于现代人来说，读书与吃饭一样重要。饭不论中西，总是要吃的；书不论中外，总是要读的。当然，由于有比较，有选择，如果中国书的质量不能令人放心，读外国书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替代。正如洋快餐有害健康，中餐在西方也得以风行一样。不过，这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却是很令人感到悲哀的事。
虽然我绝不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不过也承认在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学术管理体制比较成熟，“学术垃圾促产机制”不甚得势，因此其学术著作的质量相对而言也比较高。这是事实，谁也抹煞不了。不过即使如此，余英时先生也警告我们：“在西方的多元史学传统中，任何新奇的观点都可以觅得容身之地。近年来西方学界涌现了各种新理论方法，包括许多有悖于主流的‘异义怪论’，例如德里达（Derrida）、傅柯（Foucault）、哈伯马斯（Habermas）等人的理论系统”，“这些‘异义怪论’是否都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尚远有待于事实的证明”。因此之故，即使是遇到外国著名学者的著作，也需要小心。那么，我们应当怎么读外国书呢？下面，据我个人的经验谈谈。
首先，学问是天下公器，因此没有国界。日本学者中鸣敏先生回忆在做学生时，曾向其师加藤繁先生（日本的中国经济史开山鼻祖）抱怨说：“象搞（中国）社会经济史这门学问，外国人总不及通晓实际情况的本国人”。加藤繁先生即正言厉色地回答说：“不是这样，那只是在常识方面而已。如果真正进入学问的深处，外国人和本国人，并没有两样”。此语极有气魄，事实也确实如此。既然中外学者在学问面前没有两样，其著作的水平当然也不能依作者的国籍而以不同标准对待之。因此读外国书，也同读中国书一样，应当以平常心待之，只可论其优劣，而不可别以中外。
其次，由于学术传统的不同，中外学者的研究在许多方面有明显的差别。对于这些差别，我们应当采取的态度是取其长而弃其短，而非相反。有些人读外国书，一味盲从，即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最近海内外中国人文学界似乎有一种过于趋新的风气。有些研究中国文史，尤其是所谓思想史的人，由于受到西方少数‘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激动，大有走向清儒所谓‘空腹高心之学’的趋势”。而另外一些人则没有读懂甚至根本没有读外国书，却一味排斥之。典型的例子是施坚雅关于市场系统与区域系统理论。这些理论本来并非尽善尽美，可是平心而论，至少对于研究清代中期以来中国比较发达地区的经济史来说，这些理论还是颇有借鉴价值的。但是有些国内学者并未对该理论作深入研究，甚至尚未一览其书，便遽以“六边形”、“切蛋糕”六字概括之，使人以为其论荒诞不经，不值一览。这种做法，其实不仅可笑，而且可悲。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史学已成为国际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我在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北京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中国具有世界上最久远和最系统的有记录的历史，同时也有人数最多的史学工作者队伍，因此中国史学家应当在国际学界有更大的声音”。只有多了解别人的想法，我们发出的声音才能让外人听懂。这需要我们更多地读外国书，更好地读外国书。否则，我们就只能永远陷于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可悲景况。
李伯重，1949年出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经济史学会执委会委员。著有《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620-1850》（英国、美国）、《理论、方法与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中国、韩国）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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