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联邦探员都是天生的，不是培养出来的，也许是这样。我总是培养自己冒险和进取的欲望。在爱达荷州双瀑城，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生活。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前，我父亲还是一个
小有成就的建筑承包商。在
在那之后每天下午四点四十五分，我都离开办公室冲向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上课，时间是五点到七点，然后我还得回到国会山做完自己的工作。波普参议员离任后，我又为他的继任者D．沃思・克拉克工作，克拉克议员合理地安排了我的工作日程以避免影响我的课程。我在压力下迅速成长着。在那段时间我开始与一名美丽而聪慧的女孩奥德丽・罗宾逊交往。她是我在爱达荷大学的同学，当时在国家税务局工作。1938年6月，我们在众议院的专职牧师希拉・蒙哥马利的主持下结婚。
1940年，我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在通过了华盛顿特区的律师考试后，我向联邦商务委员会提出了求职申请并被接受。尽管急于得到自己的第一个任务，但我还是耐着性子等了一阵。最后我向我的上级请求分配一项任务，他将联邦商务委员会收到的一份投诉交给了我，让我起草一份报告。
我废寝忘食地工作，很快就完成了那份报告。可过快的完成任务是违规的，惩罚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得不到下一个任务，在我的那种情形下是几周都没事可做。当我终于等来了第二个任务时，我发现那是桩很难让我激动起来的差事。我的任务是：确定使用红十字牌手纸的顾客购买这种手纸是因为他们觉得该手纸同美国红十字会有关联。为了这项任务我出差多日，在外做了数百次问卷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 大多数人都使用手纸
● 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回答这种问题
从那时开始，我就考虑要换个工作了。
我有两名朋友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他们都催我考虑去那里工作。我得知J.埃德加・胡佛是个厉行管理的上司，要求其下属有高度的服从性，还得知那里的工作要求很高。但同时我还了解到联邦调查局的年薪较高，有三千二百美元，而且在我的印象中，联邦探员工作十分刺激，每天都在追捕银行劫匪，同亡命之徒展开枪战。
1941年11月，我向联邦调查局申请特工的职位。筛选过程是十分严格和彻底的。首要条件是拥有法学或会计学位以及三年的工作经验。此外，还要填写一张涵盖个人生活所有方面的申请表。大约十天后，我在华盛顿总部接受了面试。面试官是行政管理处的一名官员，他对着我填写的表格逐项向我提问并考察了我的工作经验。我回答了一些这样的问题：我为何要申请到联邦调查局工作？我的目的是在联邦调查局干一番事业，还是考虑到战争正在欧洲蔓延而到这里逃避兵役？
我进入了第二轮的法律考试，看来我在面试中的回答还是令人满意的。法律考试中大多数题目给出了一个前提条件，引用了相关法律并问里面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如果构成违法，我会采取什么样的调查步骤来取得起诉所需的证据。下一步是严格的体检。接下来的数周时间是由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调查我的教育和工作背景，并向我的朋友、邻居、老师和同事询问我的情况。最后在1942年1月19日，也就是我提出中请两个月后，我收到了录用信。
录用信里印着J.埃德加・胡佛的签名，要求我于1942年1月26日星期一上午九点到司法部大楼5231室报到。我去时拖着一个箱子，里面装着足够我在匡恩提科海军陆战队基地训练三个星期用的衣物。那里的训练结束后，紧接着又是在华盛顿进行的为期十三周的培训。（我后来得知联邦调查局当时正在进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扩编，从战前的不到六百名探员增加到二战后期的四千多名。）
忠诚的胡佛追随者：１９４０年代末马克在FBI西雅图分局办公室
训练及监察处副处长休・H．克莱格告诉我们，第一年是试用期，达不到联邦调查局要求的会被淘汰。每一门课程的及格分数都是八十五分，低于此分数者将被开除。在工作日，我们的上课时间是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午饭和晚饭的时间都是一个小时。周六的课上到晚上六点结束，周日下午上五个小时课，剩下的时间给我们休息。
克莱格向我们规定了纪律。我们必须严格控制饮酒。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执行任务期间一律不许喝酒，没有任务的时候也不得酗酒，因为一名联邦探员得随时准备被叫到办公室去处理紧急情况。克莱格说：“违反这条规定的后果是撤职并禁用。”也就是说因此被撤职的探员将不能再到联邦政府的任何部门工作。
最后克莱格说：“先生们，如果你们有任何疑虑，请在我带大家进行就职宣誓前退出。”下面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于是他让我们起立举起右手，跟着他庄严宣誓保卫宪法，保卫国家不受国内外敌人的侵害。
然后我们每人领到了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一支点三八口径的警用左轮手枪，一个枪套和一个徽章。此外还有两个大活页本，一本是规章手册，一本是工作手册，里面记录着当时联邦调查局负责处理的一百种案件的调查方法和报告程序。（由于国会扩大了联邦调查局的职能范围，到我退休时案件种类增加到了一百五十多种。）
紧接的两周里，我们到设在匡恩提科海军陆战队基地的联邦调查局学校训练掌握规章制度。工作日每天训练十小时，中间唯一的休息是每天在健身房练习一次体操、柔道和缴械技能。在那里我们学到了一个老道的对手可能采取的行动以及在逮捕对方时应注意的事项。训练结束之前，我们进行了规章制度考试，考试内容并不十分复杂，但是题量非常大，考完后我们全都大汗淋漓。
接下来一周的射击训练是我比较关注的，因为我以前从没用过枪。我知道在联邦调查局，一名探员的枪法和他的知识是同等重要的。联邦探员很少陷入到枪战中，部分原因是以前的探员显示了他们同罪犯用枪解决问题时的勇气和能力。只有在需要自卫的情形下探员才用枪，可他们一旦拿起枪就决不留情。
射击训练的设计利于淘汰不合格的探员。我们要学习的武器有点三八左轮手枪――标准警用武器；点三○步枪――适用于手枪有效射程五十码以外的目标；点四五机枪；十二口径猎枪；还有三十七毫米“炮”――用于发射催泪弹驱赶房间里顽抗的逃犯。受训者们还有机会使用点三五七大号左轮手枪，它的威力足以射穿汽车外壳迫使其停下来。
我们用了许多学时学习如何拆装、保养和使用这些武器，以及如何确保安全。去射击场前，我们还上了一堂无弹射击课，学习了基本的射击技术：缓慢平稳地扣动扳机，不去理会后坐力。由于没有任何射击经验，我反而比那些已经养成坏习惯的家伙学得快。
我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几十年里从没有开过枪，可掌握射击技术对我来说有很大价值。在许多次突击和抓捕行动中我都拔出了枪并做好了射击准备，可我知道这种武器的危险性，因此十分赞同局里严格的枪械管理纪律，以免伤及无辜。
结束了在匡恩提科的三周训练后，我们回到华盛顿学习联邦调查局的常规工作。我们学习了涉及联邦调查局工作权限的法律和相关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教员指导我们如何掌握证据以及如何写各种报告。我们在学习中看到了联邦调查局实验室的非凡作用，学会了如何准备证据以供检验。我们观摩了鉴定处的工作，熟练掌握了如何提取指纹以及用粉末使看不到的指纹显形。我甚至还学习了怎样撬锁。
在培训期间，我们进行了模拟破案，包括讯问“嫌疑人”和“证人”，起草报告以及在模拟法庭上作证。最后一周的培训是在华盛顿特区分局进行的，在那里我们在有经验的探员的指导下实地办案。由于当时华盛顿分局正在重组，我们在那儿的工作主要是搬运办公设备。我处理的“案件”就是把文件从一处移到另一处。
最终，我等到了我的第一次分配。胡佛要求每一名探员在任何时候都能参加任何一个分局的行动。因此新探员会在第一个部门工作三个月，然后转到第二个单位去工作六个月，再到第三个地方工作三年。等分配到了第四个地方，他们就可以安心地待七到十年了，这就是联邦调查局的政策。胡佛本人单身，也从来没有调动过，因此他根本不知道这样的调动给探员们带来的经济和个人生活上的困难。
我在匡恩提科接受训练时有一名教员叫罗斯・普雷斯科特，是得克萨斯人。如果他喜欢谁，他会说：“这个小伙子需要锻炼，把他调到得克萨斯的分局去。”也许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工作地点就在休斯敦的原因。奥德丽和我选择开车从华盛顿去休斯敦，到了那儿后我们利用仅有的一天时间找到了一间布置得令我们满意的公寓。
（摘自《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新星出版社2007年9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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