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后院开展的特殊外交
在智利建立贸易机构的设想，最早是周总理在1952年会见一位智利来宾时提出来的。1952年10月在北京举行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有11个拉美国家的150多人
1959年6月，智利著名企业家，前内政部长佩德雷加尔应邀访华，这位亦官亦商的企业家是受智利总统亚历山德里之托，到中国来探讨建立两国直接贸易的可能性的。参加工作不久的我担任了佩德雷加尔夫妇访华期间的陪同翻译。佩德雷加尔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的接见。周恩来总理更是像7年前接待达梅斯蒂一样，热情地接见了他，双方谈得很是投机。这次接触在双方的努力下终于开花结果，佩德雷加尔与中国进出口公司签订了硝石和茶叶的易货贸易合同，他还向中国对外贸易部官员提出，希望中方派代表常驻智利。我方表示积极响应。1961年5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率团访问南美三国时与智利全国硝碘销售公司商定于1961年10月在圣地亚哥建立中国进出口公司商务新闻办公室，由随团访智的新华社记者李言年留下任主任。
1964年3月，新兴的基督教民主党创始人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在大选中获胜，出任总统，奉行温和的民族主义政策。李言年在智利大选前就结交了不少该党的议员朋友，经他们的疏通，李言年在11月18日给巴尔德斯外长写了封信，申请建立一个隶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机构。通过朋友关系，智利副外长私下透露，智利政府有兴趣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并表示可以接受中国方面在智利组建正式的商务机构。半个月后，智利外交部经济司司长接见李言年，正式答复，同意中方设商务机构的申请，定工作人员为4名。
1965年1月5日，国务院外办根据李言年的汇报，就智利同意我设商代处一事报告中央。报告呈上的第三天，就有了周总理的批示。
赴智利的班子人选确定了下来，我和刘静言都在内。
林平原来是准备去里约热内卢出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驻巴西商务代表处代表的，行至半道巴西突然发生右派军人政变，外交部决定改派他前往智利。林平是建国初期从地方调入外交部的中层领导干部之一，进部后一直从事拉美工作。
代表处坐落在首都圣地亚哥市的高等区，是一所西班牙式花园洋房，环境幽静。
首先遇到的是同国内联系的困难。圣地亚哥与北京时差是12个小时。我们在巴黎购置的半导体收音机只能保证每天收听到中央电台的新闻广播。国内报纸、信件则需依靠国际邮政，《人民日报》半个月后才能收到，大家把它当作“中央文件”认真细读。由于智方不允许我信使出入，内部文件无法传递，林平只得每隔三个月带着我跑一趟巴黎，通过我驻法国使馆向外交部请示汇报。有关贸易等一般事务，都得用明电与国内联系，林代表和我都学会了熟练地翻阅明电码本。有时电报中用暗语、双关语，真真假假，只有国内有关部门能读懂所指含义。
美国和台湾当局驻智利“使馆”对我们这个“中共派出机构”的存在和工作甚感恐慌，不断向智利政府施加压力，企图限制中国商代处的活动，并对商代处工作人员进行监视、骚扰和策反。我们不得不时刻提高警惕，平时说话严防窃听，有事外出务须“二人同行”。
国庆节的风波
每年10月1日都是我们驻外机构活动中最隆重、最喜庆的节日。然而，我们在南美的第一个国庆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却过得极不平静。为了这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能成功举行，商代处的全体人员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投入各项准备工作，从拟定客人名单、印送请帖、准备食品到安排招待会礼宾、安全等各项细节，一直忙到节前三天，一切基本就绪，大家才稍稍松了口气。但就在这天上午，我突然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打电话人叫贡萨罗・梅嫩德斯，他声称收到了我们国庆招待会的请帖，可是，他与我们并不相识，素无来往，他感到很奇怪，问我们是否送错了请帖。
贡萨罗・梅嫩德斯？”我重复着这个陌生的名字，其他在旁的人也都摇头，表示不认识。
“请问请帖是怎么写的？”
对方在电话中念了一遍请帖的行文，从内容到措词与我们所发的完全相同。
“喂，先生，你能把你的地址告诉我吗？我想马上到你那里去看看。”我向对方提出了要求，我已意识到发生了不正常的情况。
“当然可以。”对方答应得很爽快。
我立即驱车赶到了梅嫩德斯先生家，他是个律师。他把请帖交给了我，一看，果然是伪造的。梅嫩德斯解释说，他打电话是出于好奇，殊不知他这偶发的好奇心竟为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根据对情况的分析，大家一致认为，假请帖的出现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破坏，有人蓄意要搞乱我们在南美的第一个国庆招待会。此后，我们又连续接到了几个内容相同的电话，爱国华侨也向我们提供了侨胞中不少人收到假请帖的信息。情况至此已基本清楚，我们发出了约300份请帖，而散发的假请帖却有近千张。这一阴谋如若得逞，后果不堪设想。林平代表当即动员大家提高警惕，我们一方面向智利外交部和治安部门通报了情况，一方面通过当地报纸和电台刊登和播放一份紧急通知，提醒收到假请帖的人不要上当。同时还用印有特别标记的商务处信笺赶印出300余份通知，要求来宾在出席招待会时一起出示请帖和通知，以防假冒者混入。10月1日晚上7时整，我们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的招待会终于在一片喜庆气氛中顺利举行。
发生在飞机上的斗争
我们在智利工作的四年几乎都是在敌特机构的包围、骚扰和破坏中度过的。到了国内“文革”时期，敌特的活动变本加厉。他们利用当时我国内暂时的经济困难和极“左”思潮造成的混乱，对我驻外人员进行肆无忌惮的策反活动，煽动我人员“弃暗投明”。我们代表处常常收到大量策反材料。1968年2月，在静言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后，我们决定提前回国。就在我们向航空公司预订机票后不久，就收到了一封特务机构直接写给我的信。信是用中文书写的，但写信人却自称是我们的“美国朋友”。来信以深谙内情的口气吹捧了一通我的“经验和学识”，列举了大陆种种“暴政”和“不幸”，劝告我们“投奔自由世界”，而且约定就在我们回国途中，他们在阿根廷首都国际机场接应我们。
我们把信交给领导看过后做了认真的研究，妻子腹中的孩子已经六个月了，回国的计划不能推迟。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们决定采取临时改变行期的办法，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就这样，我们不动声色地等到原订行期的前两天，突然通知航空公司将原订机票提前两天，改为当天下午就走。
飞机飞行两小时后，降落在阿根廷首都国际机场。当播音器里传出“飞机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机场停留两小时，请过境旅客到机场候机室休息”的轻柔女声时，我们俩互相看了一眼，这里就是敌特机构约我们见面的地方。我们目送着所有的旅客走下飞机后，告诉航空小姐，因太太身体不适，我们需要留在机舱休息，不下飞机了，请谅解。那位小姐含笑应允了。
望着空荡荡的机舱，我们心里似乎也感到空荡荡的，这次旅行有点祸福难卜。透过机窗，我静静地看着一群地勤人员在机场上忙碌。
“请问两位是黄先生和太太吗？”耳边响起了一个中国人的声音。
我回头一看，我们身边站着一个身穿深蓝色西服的中年东方男子。没有等我们回答，他躬身递过来一封信。
“黄先生、太太，这是你们的朋友给你们的信，他们已经在下面等候你们。”
我们两人心中一怔，迅速交换了一下目光：“果真来了！”
“对不起，你弄错了，我们在这里并没有认识的朋友。”我回答。
“我想我没有弄错。他们就是前些天给你们写信的朋友，已经在下面恭候你们多时。这是他们的信，请你们过目。”来人以温和的口气坚持着将信递过来。
“不必看了。告诉他们，我们并不认识他们。”我淡淡地说。
“他们说是你们的朋友，事先约好了的，还是请你们下去见见面吧。”来人还在坚持。
“我们不想下去，先生，请你不要再纠缠了。”静言提高了声音。说完后，我们掉头望向窗外，不再理睬他。
“你们……真的不肯下去？那我只好告诉你们的朋友了。”来人的语气中带有几分威胁。
过了一会儿，我们听见脚步声渐渐远去。
“怎么办？来者不善，他们不会善罢干休的。”静言说。
“还是以不变应万变，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离开飞机。”我答道。
约摸又过了十几分钟，走过来一位着法航制服的小姐，我们想不起在飞机上见过此人。她面带寒霜，用西班牙语大声对我们说：
“现在飞机在机场停留，任何旅客不得继续留在机舱内，请你们立即下去。”
哦，明白了，他们在变换花招，强迫我们下飞机。
“我已经向另一位小姐解释过了，我太太怀孕，身体不适，需要留在飞机上休息。”我向那位咄咄逼人的“空姐”说道。然而，回答仍然是冷冰冰的“不行”。
“你们乘务员为什么一点都不照顾旅客的需要？你不要逼人太甚，你去把机长找来，我们要当面跟机长谈，机长有责任保障旅客的安全！我们要找机长！”
在我们强烈的抗议声中，那位“空姐”的气焰低了下去，最后无可奈何地走开了。
看来下面来的那伙人能量不小，他们在南美一定有一个跨国的情报网，从我们通知航空公司换票到飞机降落阿根廷机场，总共不过四五个小时，而他们竟能及时掌握情况的变化，迅速调整行动。他们还有一个广泛的关系网，可以随时调动各种身份的人员配合行动。此时的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
“他们可能硬行绑架，我们要提防。”我分析面临的形势，同时脑海中不禁迅速闪现出国际上发生过的绑架外交官事件的情景：强行绑走，或使用麻醉剂使人失去神智后架走，然后再伪造一份声明……
正当我们思索对策之时，机舱入口处又传来了吱喳、吱喳的皮靴声，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出现在机舱门口，模样像拉美人。他们向舱内扫了一眼后，径直向我们走过来。
“我们是阿根廷的国际刑警，要查看你们的护照。请出示你们的护照！”
“你们既然是阿根廷警察，我们乘坐的是法航飞机，并未进入阿根廷机场，连飞机也没有下，你们凭什么要上飞机来查看我们的护照？你们这样做是不合法的！”
“我们是国际刑警，有权查你们的护照，请把你们的护照交出来！”
“不行，你们去把机长找来，我们要问问机长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看着两个警察凶狠的面孔，我心想，看来他们真要硬干了。显然，他们是想拿走我们的护照，然后以“无合法证件”为由拘留我们，再交给下面等着的那些人。
我们坚持不出示护照，焦急地期待着旅客们赶快登机。正当我们同“国际刑警”相持不下时，远远看见旅客们正三三两两向着飞机走来，我们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旅客们回来了！走在最前面的是我们在飞机上新结识的一对智利夫妇，此刻，在我们眼里，他们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救星。
“你们看，旅客们都回来了，就请他们来评评理吧！你们要是再纠缠，我们可要叫喊有人绑架旅客了！”我提高了嗓门向两个警察说。
那两个家伙也注意到了形势的变化，心犹不甘地瞪了我们一眼，转身急匆匆从机舱入口处溜了出去。
我深深地舒了口气，谢天谢地！
有了这一场惊险经历，从阿根廷到巴黎将近10小时的飞行途中，在飞机停歇加油时我们一直没有离开机舱。直到抵达巴黎奥里机场，见到了我驻法使馆前来接我们的同志，才怀着劫后余生的喜悦，走下了飞机。
信守诺言的阿连德
阿连德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三次访华，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周恩来多次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阿连德这位三度竞选总统的社会党领导人一再向中国领导人表示，他一旦当选总统，就会宣布智利同新中国建交。
我第一次认识阿连德是1960年在古巴，那时他与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等拉美知名人士都在古巴访问，在一个外交活动场合，他穿着一件白色的古巴式瓜亚贝拉上衣，显得温文尔雅，主动与我们中国代表攀谈，说他早就是新中国的老朋友了。
记得在我们刚到圣地亚哥后不久的一天傍晚，我听到一阵门铃响，出去开门，见一位身穿便装，带着黑边眼镜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口，在暮色苍茫中，竟没有认出是谁来。来人笑了笑说：“老朋友萨尔瓦多・阿连德到此，不认识啦？”我毫无思想准备，谁会想到这位鼎鼎大名的政界领导人会这么随便地出现在眼前。他当时是社会党主席，参议员。我连声道歉，请他入内。阿连德说不必了，接着解释道，他到中国代表处来如同上亲友家串门，所以没有预约就登门了。他说他是来告诉我们，他即将出国访问，出席不了中国商代处的建处招待会，等两周后他出访归来，再请林代表和商代处全体同志到他家中作客。说罢，挥挥手开车走了。
果然，两星期后，阿连德博士和夫人奥丝顿西亚（大家都亲昵地称她“邓佳”）邀请林代表夫妇、刘副代表夫妇、李言年及我和静言等商代处全班人马到他们家中作客。他们仍住在三年前我到过的那座寓所，那是一幢坐落在一条名叫“老卫队”的静僻街上的二层楼房。这是一所圣地亚哥一般中产阶级市民居住的普通住宅，300多平方米建筑，带有一个不大的庭院。阿连德家的会客室相当宽敞，布置得也很雅致，两边的陈列橱里错落有致地摆满了主人收藏的各种文物、古董。引起我好奇的是，一边放的全是拉丁美洲的，另一边放的却都是中国的。阿连德博士告诉我们，他的“癖好”是收集他到过的地方的文物古董。他足迹遍及拉美各国，到过中国三次，这些陈设品都是他自己从这两个地区随身带回国的。说着，他从橱里取下几件墨西哥的玛雅雕像和黑白双色图纹的秘鲁印加瓦罐，以及几件西安出土的陶俑和水壶，给我们看了看，并作了仔细比较，尔后感叹地说，美洲的印第安文化和中国的古代文化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断言，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他津津有味地列举了好多实例，证明那种认为新大陆最早的土著居民是通过白令海峡从亚洲迁徙过来的学说是有科学根据的。我没有想到，这位医生出身的政治家还是个文物知识渊博的考古爱好者。
1963年9月，阿连德夫人携二女儿伊萨贝尔代表阿连德博士来华访问。周总理亲自会见，同她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谈话。那天晚上我得到通知，中央领导要会见智利外宾，由我担任翻译，我赶到人民大会堂已是晚上11时。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往往在深夜会见外宾。阿连德夫人和女儿刚走进会见厅时显得有点紧张。周总理请她们入座品茶，轻松愉快地打听她们白天参观访问的情况，继而询问老朋友阿连德博士的近况，紧张的气氛顿而消失。阿连德夫人告诉总理，她丈夫正忙于竞选，国内形势对左派力量很有利，阿连德获胜希望很大。她转告总理说，阿连德当选执政后，智利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总理高兴地说：“虽然大选是每个国家的内政，我们不能干涉，但我衷心希望我们的老朋友阿连德博士当选总统，实现两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建交愿望。”总理在向她们阐述我建交原则时，反复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即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反对蒋介石集团呆在联合国，不能让其“外交代表”继续留在智利。阿连德夫人保证，要把周总理的意思如实转告阿连德。
1970年9月，在大选形势已相当明朗，阿连德稳操胜券的时候，内定将出任新政府外交部长的阿尔梅达就郑重询问林平，中智两国的建交谈判在何处，以何种方式进行为宜。
林平得到这一信息后，接连两次通过明电向国内报告，当然，他在明码电报中用了暗语：“智利最近拟与我达成一笔铜的交易，请做好准备”，“铜的谈判智利决定在巴黎进行，拟予以成交。”国内外交部对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自是十分重视，立即上报中央。周总理阅后，马上问外交部，这是否是事先约好的暗语，认为这一讯息很重要，指示外交部作好充分准备。美澳司立即着手草拟建交公报稿。
阿连德终于如愿以偿，在议会复选中正式当选总统，林平一得知这一消息，便连忙带着接替我当翻译的黄士康前往阿连德的住宅表示祝贺。此时，他的住所，那幢坐落在市中心僻静小巷里的二层小楼已前前后后被保安人员警戒起来，小巷的交通已被封锁，非本巷居民不能随便出入。好在黄士康同阿连德私人秘书比较熟悉，给他打了个电话便得以进入小楼，见到了阿连德。满面春风的阿连德感谢林平这么快前来致贺，他郑重地告诉林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他为之不懈奋斗的多年夙愿，他就任总统后将立即采取措施与中国建交。那次谈话后不久，阿连德又传话给林平说，鉴于当时智利尚未同台湾断交，他想以他个人名义邀请中国政府派遣代表参加他的就职典礼，不知中国是否能接受。阿连德的这两次谈话内容，林平都及时报回了国内。
周恩来得知阿连德当选总统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代表中国政府发电报向阿连德表示热烈祝贺。关于中国政府派代表参加新总统就职仪式一事，外交部指示林平转告阿连德总统，中国政府感谢他的邀请，但因当时尚在位的政府已邀请了台湾当局代表（台驻智“大使”），我们派政府代表团就“有所不便”了。那时国内还收到了智利统一工会的邀请，希望中国总工会派团参加阿连德的总统就职典礼，于是，中国决定派一个工会代表团前往，并给阿连德总统带去了口信，他有什么考虑，可同我工会代表团和林平谈，他们会转报中国政府的。
周总理对派工会代表团去智一事非常重视，亲自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代表团由中共中央委员、工人出身的倪志福率领，并研究了倪志福访智时应注意的问题。中国工人代表团在智利受到了智方热情友好的接待。代表团回国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又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
汇报，倪志福说，阿连德总统的政府有意尽快同中国建交。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立即授权驻法国大使黄镇同智利老外交官伯恩斯坦大使开始建交谈判。
说到这里，有必要提到阿连德政府的外交部长阿尔梅达对两国建交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他的主持下，智利外交部参照林平提供的中国同加拿大、意大利等国的建交公报，拟就了一份智中两国建交公报草案，提交中方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黄镇大使报回后，周总理十分赞赏这份公报草案，说在某些段落上比我们自己写得还要好，可以“一字不改”。所以，双方谈判进展得非常顺利，很快达成了协议。黄镇和伯恩斯坦代表各自政府于1970年12月15日在巴黎签署了建交公报。
中智建交公报后来成为我国同拉美国家建交的一个样板，被称为“智利模式”。
中智两国正式建交，商代处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林平奉调回国。智利外长阿尔梅达专门设宴为林平夫妇送行，并代表智利政府及阿连德总统授予林平“奥希金斯勋章”，以表彰他在特殊条件下为促进智中关系作出的积极贡献。两个月后，林平被中国政府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智利大使，重返圣地亚哥。
（摘自《中拉建交纪实》，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8月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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