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几岁的时候，我立志不做“官”，专求“学”。这个志愿我始终不曾放弃。抗战期间，“从政”的机会一度来临。但从长考虑之后，我决定保持我二十年来的志愿。
民国三十二年冬天，我应邀到重庆出席宪政实施协
我虽不从政，不入党，但对于国家的前途并非漠不关心。从二十一年任教清华大学起，教课的经验和教材的收集都颇有增进，不必像从前一样，要把全部的心思放在教学上面，而可以有时间去对当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加以考虑。同时胡适之、蒋延黻和几位平津各大学的教授组织“独立评论社”发行《独立评论》周刊。我也应邀撰写。
我“立言”的宗旨是很简单的：把平日学思所得有关国家社会进步的意见提出供政府和国人的参考。所见未必有是，但所知无不尽言。
我既在大学服务了六七年，对于高等教育当然有我的主张。二十二年七月九日和十六日《独立评论》第五十九号所载《如何整顿大学教育》是我所作“时论”当中最早的一篇。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教育当局致力于高等教育的整顿。更改学制，取缔不合格的“大学”，注重理工学科，限制文法学生名额等项，是当时较重要的措施。我觉得偏重“实科”的政策未必是促进教育发展最有效的办法。我相信“粗浅的实用主义”是中国教育停滞的一个主因。教育家和学生往往不能认清大学教育的真正功用在培养青年人的求知欲，在坚定他们为学问而问学的志趣，换言之，在使他们对致知穷理的工作抱着古人所谓“敬业”的诚挚态度，不把毕业文凭看成敲门砖或踏脚石。急功好利的心理流行于“最高学府”之中。许多青年人企求速成，不肯埋头读书。他们既没有实在的学识，便不易成为真正的有用人才。凭着“科学救国”的口号，限制文法名额的政策，而不积极地鼓励笃实的好学风气，我们的高等教育不但难于产生优秀的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现代国家应有的人才，甚至也未必能够产生卓越的科学家。
我对于一个似是而非的时髦口号，“读书不忘救国”，加以检讨。我说，“假如一个学生在读书的时候，一字一句之间，念念不忘救国，我相信他虽然手不释卷，却是心不在焉，不知所云。”这样一来，书既读不好，国更救不成。
我们无论做任何工作，应当对这工作的本身有真实的兴趣，把全副精神放在这工作的上面。这可以说是“敬事”，“敬业”，也可以说是“为工作而工作”。我们不应当把工作当做本身并无价值，而只是达到工作以外某项目标（无论这目标是如何重大）的手段。
注意外在目标，缺乏工作诚意的“实用主义”容易发生一个不良的影响：
浅见的人因为想急于达到目的，于是取巧侥幸，甚至企图不耕而获。我们如果把中国人与西洋人加以比较便可看出这种浅薄实用主义的弱点。我们不妨以商人为例。中国商人以赚钱为目的，以经商为手段。二者是截然两事，所以他们对于商业本身并不真感兴趣。（中略）他们的理想是发一笔财，退休养老，做“封翁”，享“清福”。美国的商人往往发了百万千万的财，到了六七十岁应当退休的时候，仍然继续不断地工作。他们诚然是想致富而经商，但他们对于商业的本身也有兴趣。换句话说，经商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到了发财以后，他们继续工作，显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工作而工作。中国商务落后，原因不一。商人的从业态度，可能是其中之一。我以为缺乏为工作而工作的“敬业”精神，是中国“国力”不充实的一个主因。有了这种精神，国力才会增长。如果国人能够忠实地为做官而做官，为当兵而当兵，为读书而读书，为游戏而游戏（可怜的中国人，往往连游戏也有另外的目的）――如果多数人有这样的工作态度，全国的事务必然好办多了。我们想培养这种态度，最好从所谓知识阶做起。号称最高学府里的师生应该有为读书而读书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学术才能迈进。
学术上日新月异的贡献，不但个人受用，同时国家社会也有收获。反过来看，工作兴趣的缺乏不但使社会受损失，个人也会感到苦闷。
从二十二年起，十几年间，在内忧外患交侵之下，高等教育不但未曾长足迈进，似乎还有后退的趋势，矛盾的现象不一而足。例如投考大学的学生极为踊跃，但考进大学之后并不一定专心求学。文凭到手而未必应该毕业的青年人随处可以遇见。国家和社会感到人才缺乏，而许多大学毕业生又往往感到就业不易。“毕业就是失业”的慨叹，时常可以听见。教育当局致力于“整饬学风”，但不受教导的学生，不合资格的教员，仍旧混迹于学校里面。政府“党化教育”，统一思想，但学生的思想杂乱，甚至没有思想。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深远而复杂，不是短期之内可以消除的。要想教育走上正轨，我们必须耐心努力，培养“敬业”“好学”的风气。我们必须设法让教育在适宜条件之下，自力生长。这是根本的办法。外力的遏制，消极的督责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认为当时政府的许多措施，如督学视察，课本部定，文凭部发，中学毕业会考，教授资格审定等，都偏于治标，毕竟不是促进教育发展的根本措施。
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在后面又规定“全国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机关依法律受国家之监督。”我遵照宪法的精神，针对教育的需要，在同年三月上海《观察》杂志第二卷第二期所载《论教育政策》一文中提出如下的意见：“发展教育最妥的方法是把地方自治的原则应用于教育文化机关。”
这不是说政府要采取放任政策。
学校里的师生都是国家的人民，和其他人民一样受法律的保护与制裁，并不享受法外的特权。他们如果有犯法的言行，只要他们有法律上的“行为能力”，司法机关应当加以法律的制裁。这是司法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不是教育范围内的事。以往政府似乎不曾认清这个界限，有时越出法律范围之外，直接或间接干涉学校师生的生活。到了学生有违法行为（尤其是群众违法行为）的时候，却又不能让司法机关执法以绳。用这种办法不但不能发展国民道德和自治精神，反养成一些青年人蔑视法纪的习惯。
培养优良的品德是教育功用之一。
古代哲人和近世教育家多认为培养道德的有效方法不是纸上的命令或口头的训戒，而是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如果师长，父兄，乃至政府和社会人士的榜样太坏了，当局者纵然三令五申，勉励青年向善，他们还是难于听从。
我的意见与许多人“学术独立”的主张相接近。但我比较注重从事学术工作者本人的态度而不注重学术工作的外在条件。我主张“为学问而问学”建议求学的人“在求学的阶段中放弃功利主义的人生观而采取崇奉真理的人生观。”因为经验昭示我们，在求学的时候，一个人能够立志为真理而生活，学成之后才能够得着以真理为人生服务的功效。为了使教育发生其应有的功用，我们必须认定学术本身即是目标而不是达成另外任何目标的工具。
学术独立不是学术与社会隔离，与生活脱节。“独立”的意思是：治学者或求学者在治学求学的时候，专心致志去治学求学，而不“胸怀异志”，别有企图。青年学子尤其不要急于求用，去谈社会问题或作政治活动，因而耽误学业。古语说“十年树木”。采用尚未长成的树木是牺牲未来的栋梁之材。让教育未成的青年人去参加政治运动，政治未必受益，学术却先受损。
教育功用之一是完成国民的心理发展。因此尚在求学的青年只可作将来问政的准备，而不应该迳行问政。心理未成年者的早“仕”与生理未成年者的早婚都是有害的。
成熟的学者当然可以（或者应该）问政。但学术政治间的界限必须划清。他们同时具有两种身份，他们是国家的公民，也是学校的教师。凭着公民身份，他们可以论政，可以入党。但这些行动既不是教师分内的职务，他们不应当假借教师的身份去便利这些行动。如果他们觉得公民的职务更为迫切或更有趣味，他们尽可放弃教师的身份，离开学校，献身政府。从政之后，如果“倦勤”，他们也可以脱离政治，回到学校。学优则仕，仕优则学，都是正当的行径。然而借教师的身份玩政治，想在学府政府中做两栖动物，却是不妥当的行径。倘使一个人把学校用为政治活动的地盘，把学生当做政治资本，把学术变成政治企图的幌子，这样他就有意或无意地毁坏了学术的独立。
三十六年我曾在一篇“星期论文”里这样说：
我们以往教育的失败，不在没有养成青年人的爱国心理而在没有尽量养成青年人的建设能力和建设志趣。这是以往的错误。我们必须矫正错误，向着培养建设人才的教育迈进。
当时学风颓弊，大可忧虑。我曾屡向青年学子提出口头或书面劝告。由独立时论社发交各地报纸于同年九月十四日刊出的《大学生的抱负》一文便是书面劝告的一例。我指出两种不良的学风：“腐化”与“恶化”。腐化的青年人沉湎于“社交”“娱乐”。恶化的青年人投身于妨碍学业，影响治安的活动。我劝这种青年人不可因为不满意于现状而让颓废生活或破坏行为剥夺他们一纵即逝的求学机会。
有些青年人也许这样想：现状已经坏透了。（如果）我们的力量不足以打破现状，我们不如就现状中求受用。如果我们的力量足以打破现状，我们先行革命再谈其他一切。
我指出这两种想法的错误：
在现状之下偷生固然自误误人。消极破坏而不积极建设也有损无益。青年人要注意，今日你们看着不顺眼的“革命”对象，其中有一些在从前也曾从事于“革命”。今日中年以上的“落伍”分子，在他们青年的时候，对于个人“出路”的打算不见得比你们更欠精，有关爱国忧时的呼声不见得比你们喊得更欠响。二三十年前大学青年的知识水准或个人能力比较今日的大学生，不见得更低更小。然而因为他们当中的多数，抱负不够宏远，意志不够坚定，学问不够踏实，所以不能有可观的建白。今日的青年人如果没有胜过前人的抱负和学问，纵然把前人驱除了，取其位而代之，恐怕还要蹈他们的覆辙。
我表示一个愿望：
中年以上的人算是落伍了。青年人更要力争上游，准备用自己学问造诣来领导国家的进步。社会如果失掉了领导青年人的力量，青年人就要准备担负倒挽狂澜的大业。
腐化恶化的分子是少数。多数的学生大体上安分守己。可惜“安分”的青年人不一定有远大的志趣，对于学问也未必都有真挚的爱好。他们纵然心里不赞许腐恶的行为，却没有明白反对的表示。同学开会商讨事务，他们多避不出席，即使出席也不能本着自己的信念，提出坚决的主张。这种“缄默的多数”无补于颓弊的学风。
我也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我的劝告不会发生效力。但“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姑且说出，聊尽我心罢了。
（摘自《问学谏往录》，黄山书社2008年1月版，定价：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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