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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另一种交往

2008-07-01 13:57:00 来源:书摘 陈建功等 我有话说

在汪曾祺家抢画

陈建功

汪曾祺赠陈建功的《升庵桂花图》

过去我家离汪曾祺家很近,大概还不到一站地。离得近,且共同的话题不少,有时专程去看他,向他请教,有时在自由市场就碰上了。有一天清晨,在自由市场见到他在巡视,问他所为何来,他说:“找牛尾呢,中午想喝牛尾汤了!”类似这种场合,请教的,就是关于“牛尾汤”的问题了。当然,生活方面的问题,还有喝酒、品茶。汪老是品味生活的大师,讲起来,不光头头是道,而且津津有味。他知道我亦有此好,时不时也提携我一下,比如某日批评家何镇邦率领某位美籍华人女作家杀上门去,汪老亲自下厨煎炒烹炸,没忘了来电邀我前去大啖,遗憾的是,那次我家也有客人,只好辞谢。向汪老请教的问题,也有文学的,比如我问过他:“您作品的语言节奏怎么拿捏得那么好?”他笑道:“别无它法,多读而已。我曾把晚明小品熟读于心,读到最后,内容可能都忘记了,节奏倒留在潜意识里了。写文章写到某处,多一字必删,少一字则必补,不然永远觉得系错了扣子,一天过不舒坦……”短短数语,即令我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我和汪老混得这么熟,竟未能求得一幅他的字画,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每到文友家中,看见他们把汪老的书法或水墨写意悬于堂上,总是提醒自己再见汪老时一定莫忘求字求画,然而直到我搬了家,也没好意思张口。

大约是1996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张锲同志来电话相约去看望汪老。那时我已经调到中国作协来工作,因为俗务忙碌,也的确很久没有看望他了。听说他搬了家,且曾对北京作协的朋友“骂”我:“建功这家伙,忙什么呢,这么久没跟我联络了!”汪老的家搬到了虎坊桥附近,即他儿子所在单位的家属房里。既是出谷乔迁,是不能不参观一下的。没想到张锲和我随着汪老看他的新居时,还有几位陪同前来的年轻同志发现了宝贝――他们从汪老的字纸篓里找出了几团宣纸,抹平,如获至宝地跑过来道:“汪老!您画废了的,我们可要了!”汪老还是一如往常的神态,先是很平和地瞟去一眼,随即粲然地笑起来,说:“哎呀,都是烂纸,你们真能翻!”他不再说什么,走到画案前,从一个角落里掏出一卷纸来――大概都是他近期的画作。年轻人有足够的机敏,他们竟欢呼起来,一张一张展看时,这个说:“汪老,我要这张!”那个说:“这张是我的!”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汪老是让我们挑画。张锲乐呵呵地说:“你们这哪是挑画?你们这是抢画来啦!”嘻嘻哈哈中,每人各执所爱,请汪老一一题签。我选中的,是《升庵桂花图》――虬曲而上的枝条顶部,盛开着黄灿灿的桂花。环绕画面者,是汪老的题诗:“桂湖老桂发新枝,湖上升庵旧有祠。一种风流谁得似,状元词曲罪臣诗。”诗后加注曰:“升庵祠在新都桂湖 环湖皆植桂 1996年新春 是日雨夹雪 持赠建功 汪曾祺”。四川新都的桂湖公园,我是去过的。这里是明代杨慎(升庵)的故居旧址。杨升庵于明正德间高中状元,授翰林修撰。嘉靖时因“议大礼”而罹祸,谪戍云南永昌,流放终生。据说,现新都桂湖,“环湖皆植”之桂,即为当年升庵所植也。八月时节,桂花盛开,香气袭人。品画赏诗,当时便与汪老相约,何时随他新都重游?汪老莞尔一笑,说:“你太忙。”

2005年岁末,我再游新都桂湖时,汪老已经去世了。新都区政府在桂湖公园碑林举行了一个作家和读者见面会,川外作家有王蒙、舒婷、叶兆言和我,成都作家有魏明伦等出席。主办者请我主持会议。从北京起程时得知这一消息,我特意带上汪老所赠画卷与会,主持之始,即先行展示之。

此时回想起当年抢画情景,不由你不感叹唏嘘。

巴金题写“艾芜之墓”

王莎

艾芜之墓

1992年12月5日我公公艾芜去世。墓址选在新都桂湖公园花木扶疏的一处开阔地,与升庵桂湖一墙之隔,古今两位文化名人毗邻而居。

未经人工雕琢的天然大青石,雄浑而粗犷,和老人一生朴实无华的风格甚为贴近。这是艾芜铜像的基座。那么,镌刻在基座上的墓碑,请谁来题写呢?老人生前所熟悉的领导人、文化官员、著名作家、书法家在我们头脑中一一闪过,最后,我向我的先生提出,最合适莫过于巴老了。两位老人相识相知半个多世纪,他们之间的友谊虽非生死之交,甚至平常联系都不多,但两位老人心灵的息息相通,却又真真切切贯穿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记得有一次,人文社要编辑出版巴老书信集,有关人员来信征集巴老信件。去医院探望时,我说到征集事,我公公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解放前有书信来往,这些信件,散失于战乱和‘文革’中了,现在一封也没有,解放后没有通过信件甚至电话也没通过。”我越发不解,我公公说:“在北京开会和一同出访时我们都能遇见,平时大家都忙各自的事。”我对两位老人之间平淡如水的关系几乎是难以理解的。然而,细细想来,到底是“热络”的更长久,还是“平淡”的更醇厚?

按照当下的标准,两位老人半个多世纪的交往真是寥寥无几,可就在这寥寥无几之中,却又足以给中国文坛留下伯牙、子期般的佳话。曾给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读者带来一阵南国边地清风的《南行记》,便是由巴老出版的,而从此“南行”不仅成为一个特殊词语,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也成为一种精神力量,影响着几代读者。1992年,我公公去世。我们收到来自作家中的第一封唁电,就是巴老打来的。巴老在唁电中说:艾芜沉默、寡言、勤奋,一生写了很多好作品……我也是《南行记》的读者……这些文字,简洁而真切,表达着巴老对老友性情的深刻了解。尽管已经过了十几年,我们仍然觉得,在几百封唁电里巴老的最让我们难忘。

早听说巴老身体欠佳,更重要的是我们担心巴老及家人的忌讳。可我们又是如此渴望墓碑由巴老题写啊!铜像与墓园均计划在我公公去世一周年的1993年12月5日落成。思前想后,1993年春天,我先生还是“狠”着心给李小林去电话谈了请求巴老题写事,小林非常理解,说待问过巴老后一定告知我们。两天后,小林来电话,说巴老同意写,巴老甚至谦虚地说自己的字写得不好看,怕艾芜家人失望。又过了几天,我们收到了这幅无价的“艾芜之墓”,寄来的信封上署名“巴金”。从字迹上我们能够想象巴老虽能握笔,手却抖动不止的艰难。巴老写得非常认真,用美工笔,在两张纸上横的、竖的共写了四五条。从我们去电话提出请求到收到巴老题写的“艾芜之墓”,前后时间不过一周。

1993年12月5日,艾芜墓地揭幕仪式如期举行。“艾芜之墓 巴金”六个字凸显于大青石基座上。

两位老人间的友情,就像这大青石的基座――默默,使之更显得雄浑。

李广田为宗璞的作文写评语

黄莉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手稿库珍藏着宗璞的《雪后》、《荒原梦》、《明日》、《劳动人民的儿女们――追记四妇女劳动英雄讲演会》四份手稿,这是她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当学生时的习作,最早的写于1946年,是她入学后第一篇作文。因上面有李广田先生的批改,更显得弥足珍贵。

宗璞自己曾回忆“从小在书堆中长大,磕头碰脑都是书,父亲训诲我们很少,而多在潜移默化。儿时因常把各种杂志放在地板上铺成一条路,在上面走来走去而被父亲发现,把我叫到他的书房去,拿出一本唐诗命我背,那就是我背诵的第一首诗,白居易的《百炼镜》。此后,背诗就成了一个习惯。后来,哲学、自然科学的书无所不看,父亲从不加限制,他认为:书读千遍,其义自见。”1946年,宗璞考入南开大学,她写下的第一篇作文,就是由当时已饮誉文坛的李广田先生批阅的。

李广田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是国内颇有影响的散文家和诗人,与卞之琳、何其芳同称“汉园三诗人”。对于宗璞的这4篇习作,李广田先生都给了高分,第一篇和第四篇得了当时的最高分“A+”,而其他两篇是“A”,并写下了亲切的评语。

在宗璞的散文《雪后》,李广田写道:“我很喜欢你文章的节奏,像听一个会说话的人说话,像听一个会唱歌的人唱歌,我想,你也许可以写诗了。”

对散文《荒原梦》的眉批是:“我在荒原上住了一年,有很多地方都不曾体会到,凭借你这篇深切而灵动的文字,我才体会到了荒原之为荒原:它也可怕,也可爱,而从人的变迁上看起来――如你最后一段所写的那一片荒原倒是叫人非常怀念了。”

对短篇小说《明日》的评语:“结构是完整的,发展也自然,有些细节写得生动,那些活的语言,尤其是一特点,这在你别处的文章中是还没有见过的。假如能把他的日常生活,他的生活习惯再补叙一些就更像小说了。”

对通讯报道《劳动人民的儿女们――追记四妇女劳动英雄讲演会》的评语就更为别致了:“我以为你最不喜欢而且不善于写这样的文字的,而这篇文字确写得很好,这是你一大进步。以后可以多写些这样的报道,这极有用,叫任何人看了都会觉得振奋的。”

这些评语不仅显示了老师的风采,同时也能看出老师对宗璞的欣赏,他的批改很细心,有眉批,有总批,甚至很多细微末节,他都用红笔一一改动。他认真细心地提出意见又绝不轻易删改对方的观点,这种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和尊重,常常使学生很感动。

  齐白石应老舍命题作画

计蕾

1952年,齐白石根据老舍命题所画的《蛙声十里出山泉》
老舍先生和齐白石老人是好朋友。有一次,老舍以《芭蕉叶卷抱秋花》为题,求白石老人作画。老人年事已高,记不清蕉叶新拔是向左还是向右卷着。北京又没有多少芭蕉可供观察,于是老人含着笑说:“只好不要卷叶了,不能随便画呀!”为此老舍十分感叹白石老人作画这样严肃,永远是要看见真东西,而后独出心裁,设计画稿。

建国初期,国画作品价格十分低廉,齐白石的作品每平方尺至多不过10元,老舍为了资助齐白石,常多付酬金请他作画。老舍喜欢用名人诗句为题请齐白石作画,而白石老人对这种“为难”也颇感兴趣,觉得“正合余意,余亦喜爱”。1952年,老舍就以查初白、赵秋谷、苏曼殊等人的诗句“蛙声十里出山泉”、“凄迷灯火更宜秋”、“手摘红樱拜美人”、“红莲礼白莲”、“芭蕉叶卷抱秋花”为题,请齐白石以诗作画。白石老人凭借高深的艺术修养和对艺术的真知灼见,欣然命笔,机智巧妙地交了卷。其中,为创作《蛙声十里出山泉》,白石老人苦苦思索了三天。当老舍得到画打开一看,高兴得拍案叫绝。只见画面上一道山泉急泻而下,几只小蝌蚪在水中嬉戏玩耍。不见青蛙,却仿佛听得蛙声一片。构图之妙,令人倾倒。齐白石借蝌蚪完美地表达出诗中的意境,可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幅画后来还被印成邮票,广为流传。老舍对这些画极为赞赏,经常挂在客厅供自己与朋友欣赏。

一条围巾和一张CD

宗璞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小说作者不多,女作者更是只有那几个。据传当时有南茹北冯之说。我实在是高攀了。我是业余作者;而茹志娟的小说当时已很成熟,有一种特殊的秀气。一年,我陪以色列女作家露丝・乌尔到上海,见到茹志鹃,说起上海裁缝做旗袍最好。不久,她领来一位高手师傅,使我有机会做了一件十分讲究的黑丝绒旗袍,七分袖,黑绸活里,很宽的花边。可惜后来并没有适当的场合穿。再后来,就穿不下了,只好给了我的高个儿外甥女。穿旗袍要有身量,矮个子穿了不好看。

王安忆的文学成就早已超过了她的上一代。《小鲍庄》真是一篇极精妙的小说,引来数百篇研究论文。最重要的是她还在盛年,将来不可限量。安忆曾为我安排到上海治疗目疾,因来往不便,还是在北京做的手术。去年五月,复旦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安忆是主任)举行了宗璞作品研讨会,有好多学者参加,提出了高水平的论文。我出席了。一下飞机就发烧,不好好发言,也不好好回答问题。会后,一会儿要吃大饼,一会儿要吃鲥鱼,真是个讨人嫌的老婆婆。安忆却不以为嫌,总是那样热情周到。今年,趁她来京开政协会,我请她来家小坐。她带来这条雅致的围巾送我,我还没有用,一直藏着。

安忆的先生李章,更是好人。我的先生蔡仲德要出一本音乐论文集。李章是责编,费了不少精神。仲德在后记里,写了感谢的话。李章坚决删去。现在还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

李章送我一张昆曲CD:计镇华唱的《长生殿》中的《弹词》和《浣纱记》中的《寄子》,真真的好听得不得了!有好几个月,我几乎每天都要听一遍,去会一会李龟年和伍子胥。我于昆曲是外行,若不是李章送我这张CD,我绝不会有这份快乐。

  (摘自《文人的另一种交往》,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1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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