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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 |
我是这个文件的起草小组成员之一。据我了解，在整个起草和讨论过程中，从始至终两个问题是争论得比较多的。一个是：是不是在决议中重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一个是：是不是在决议中不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关于前一个问题，即在决议中不再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我已经在另外的地方写文章叙说了我所知道的情况，现在专就后一个问题，即在决议中保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说说我所知道的情况。
从起草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党内党外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争议。一些同志对前几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些不同的意见。有的直接表达了出来，有的表达得含蓄委婉，有的是从语词含义方面提出意见，有的则是从实质方面提出意见。但摆到桌面上来的意见，主要是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语词含义不明确，有弊病。
我对这个争论的态度是：一、“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语词含义方面确有可推敲之处（比如，为什么对“民主化”的提法可以采取肯定的态度，而对“自由化”的提法则必须采取否定的态度？）；二、但词语构造问题是次要问题，形式问题，不是实质问题；三、审时度势，权衡利弊，这个文件中还是以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有利，不写不利；四、关键是要在文件中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含义尽可能地写明确，不要写得模糊、泛化，以求不要带来副作用。
这些意见在起草小组里议论过，我记得大家的意见也差不多。主持起草的胡耀邦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从最初的提纲到送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审议的各次稿直到最后送中央全会讨论的稿子，都写上了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给了它严格的含义。坊间一些文章书籍说稿子中已经删去或没有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受到批评后才补上去的，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信口乱说或道听途说。
陆定一是不赞成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知道我在文件起草小组，他特地把我找到北京医院（他那时一直住在北京医院）。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是有毛病的。我们不应该把民主、自由归到资产阶级那里加以反对，应该对它们作历史的分析。他还说，在他的印象中，“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他才发明出来的，他举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旧文化部延安红旗总团”的文章《陆定一的反动鸣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为例，来证明这一点。这篇文章称：“陆定一所鼓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灭资兴无的革命方针根本对立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陆定一认为，如果“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革”中批他才发明的词汇，那末，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沿用这个词汇呢？他让我帮他查查，看看是不是这样一个来历。
我让也是参加起草小组的郝怀明同志同我一起查。查的结果，情况不是如陆定一所想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批陆定一、批二月提纲，固然大量使用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咒语，但这个提法的历史还要早。我们查到，在我们党的文献中，刘少奇一九五九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就用过这个提法。当时中苏争论已经起来，刘少奇不指名地针对苏联的指责，说：“有人说，我们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策，即所谓‘自由化’的政策。……我们采取这个方针，绝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而是实行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我们还查到，一九六○年七月陆定一《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致祝词》中也说过同样的话：“有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就是给资产阶级的代表以广泛宣传他们的观点的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开花，就是与资产阶级思想共存。”陆反驳了这个说法，声明这个方针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阶级政策。
这里用的是论辩的语言。人家攻我们的双百方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说，我们的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一个进攻，一个反驳，但双方都否定“资产阶级自由化”，都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对的东西，这是共同的。
陆定一催问我们查找的结果。我和郝怀明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陆定一，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陆定一听了，不禁哈哈大笑。说：“我也讲过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啊？”停顿一下，他又说：“我讲过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那也是错的！”
接着，陆定一再次同我们讲了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应当怎么看。他说：民主、自由在资本主义是假的，在我们要使它成为真的。现在还是不敢讲话。要把民主、自由、博爱的口号拿过来，争取群众的民主、自由、博爱。一九五九年批判彭德怀，抓到他的一篇文章，其中写了个自由、平等、博爱，这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口号。对这个口号怎么看法？他说：第一，要接过来，不要否定它；第二，加以科学解释。资本主义比起封建主义来，民主多一点，社会主义则更民主一点、自由一点、平等一些。他说：批评不要恶语伤人。你骂过来，我骂过去，以牙还牙，我们这个社会不要提倡这个。搞安定嘛，搞团结嘛，不要这样子。陆定一也不赞成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他说：为什么要分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呢？要分的话，还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区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民主就是民主，自由就是自由，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一些。这样听得醒目。
陆定一还说：资产阶级的好东西要学，经济上要学，政治上要学，理论上要学。他们的话比孔夫子总要进步一些吧。最有知识的还是资产阶级，他的知识，管理知识我们用得上。在这个问题上不觉悟，自己吃亏就是了。
陆定一还说：精神文明第一总要团结。青年人说，你们老一代有目标，我们没目标。我说，中国富强就是你们的目标。就是“中国富强”四个字，或再加上个“民主”。讲文化知识，基本道德，再讲点别的东西，少讲这个斗争那个斗争，法律范围内可以讲斗争坏人。然后再讲点管理，讲点生产知识，讲得普普通通，扎扎实实。迫切的问题就是大目标，要围绕这个问题讲。
陆定一这些意见，我们回来都向起草小组报告了。除了陆定一，其他同志或单位也有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有意见的，这些意见也都向起草小组汇报了。在胡耀邦主持下，研究过这些意见，起草小组还是认为应该采取原来的方针。在文件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写；位置呢，写在民主、法制和纪律的教育这一节更好一点。先写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然后写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的这些观念，又同它们有原则区别。然后写上：“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胡耀邦还告诉我们，他把陆定一主张不用“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词的情况向邓小平讲了，他也说了这个词的来历，还说了这个词是否科学可以研究，但现在必须保留。几年来小平同志定了一个界限：“自由化”是指根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突然取消这个词，会带来某些麻烦，不利于社会稳定。现在实际工作中也不敢随便用这个词斗人。所以，我倾向保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不多出现。邓小平说：赞成你的这个意见。并说：我们要注意，保持我们的政治稳定，不要由于粗心大意，使整个局势再发生新的动乱。“左”的右的干扰都不理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九月十九日，胡耀邦要求起草一个关于在各地各部门征求意见的情况和文件修改中对这些意见的考虑的《简要说明》。这个简要说明里说道：有的同志主张不再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因为这个提法把自由都归到资产阶级名下去了。看来这个提法，确有可以推敲的地方，但是这次修改仍然加以保留。理由如下：（1）这个提法的涵义已经有了明确的界说。决议稿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近几年中央用这个提法，涵义也就是这样。（2）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想。这次文件保留这个提法，有利于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3）我们全党在正确处理意识形态领域各种矛盾，已经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保留这个提法，不会导致过火斗争，带来危险。胡耀邦还要起草小组的林涧青去同陆定一谈一谈。
不久，全会就开会了。陆定一还是在小组会上提出，要改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说他就这个问题已经给起草小组提过三次意见了，都没有采纳。
九月二十八日，会议最后一天，开全体大会。照例，有什么意见，都在小组会上提过了，全体大会就是宣读和通过决议草案。宣读过后，胡耀邦照例发问：“还有什么意见没有？”照例，大家都不再提意见。
但是，陆定一表示要发言。
他说：我对这个《决议》很赞成，很好了。就是一点，这是我第四次提这个意见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这里面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怎么来的？一九五六年我们党提出双百方针后，苏联方面就说你们这个方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刘少奇反驳苏联，说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引过少奇同志的这句话。一九六六年“文革”，《五一六通知》撤销《二月提纲》，说《二月提纲》是彭真一个人搞的，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只准资产阶级放，不让无产阶级放。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发表文化部延安红旗造反团的文章，反对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证据是我在中南海双百讲话讲了几个自由。我主张去掉现在的文件草案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还留着后面的句子，很好嘛。这就同“文革”错误分开来了，去掉那几个字没有丝毫损害。
胡耀邦在陆定一发言后，说了一下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的来历，并且说：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这个词究竟用不用，保留下来有什么好处没有。现在，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确实有。当然也不要把自由化的帽子乱戴。一下不要这个词了，会不会影响安定团结啊？两个方面都要照顾好，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改革开放。
接着发言的，有的赞成陆定一的意见，建议去掉那个词。也有几位主张维持原案。前一方面的发言博得掌声，后一方面的发言也博得掌声。
这时，邓小平讲话了。这就是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那篇著名的讲话。他斩钉截铁地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一锤定音。邓小平发言后，几位超重量级人物也表示主张维持原案，保留这个提法。决议按原案通过了。
我作为文件起草组的成员，或作为中央部门主要负责人，多次列席过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的全体大会上，在通过决议之前，还就实质性的问题提出意见，展开讨论，从我的经历来说，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全体大会上陆定一提出问题的这一次，是唯一的一次！
（摘自《党史札记末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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