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民谣，是收藏中国历史最真实的时代标签，亦是显现民间情绪的晴雨表。
“月亮地，白呱呱，爹织布来娘纺花，赚个钱儿，买个瓜，爹咬口，娘咬口，咬了俺孩儿的手指头，俺孩儿
童谣亦是民谣，即民间歌谣，因此《辞海》解释为“民间流行的歌谣”，而“谣”又为“不用乐曲的歌唱”。《诗・魏风・姚有桃》曰：“我歌且谣”，毛传说：“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可见，谣就是民间不必配曲或者不用乐器伴奏的歌，歌要合辙压韵上口，像诗，所以民谣便是我们俗语说的顺口溜了。
在没有任何物质载体或者渠道的传播下，一首民谣能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中迅速而广泛地流传或者普及，并达到家喻户晓、人人朗诵的程度，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同事背对背，喝得老婆不让睡；老婆告到纪检会，纪检书记也正醉，他说该喝不喝也不对。”像这种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广布于全国各地的民谣，没有广播，不见报端，更无从得知最先由谁人的嘴里发布，却一传十，十传百，百传万，万传亿，像风一样，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吹遍了大江南北的角角落落。企图探求民谣之所以不胫而走、流播风行的因素，实在是一个相当艰难深奥的课题。不过，在对中国民谣的系统搜集、考查、梳理、研究过程中，我们却可以发现，由民间口头创作的民谣，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流传得越快或者传播得越广，越是那种最直接表达和反映民众思想及情感的现实之作。如果将这些民谣集中展示出来，我们还会察觉，每一个时期或者每一个阶段流行的民谣，都是那个时代生活的生动写照，以及当时平民情绪的集中宣泄。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民谣，是中国社会的口头史志，亦是时代进程中熠熠闪光的标签。
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六十年代后期才开始懂事或多少有了些思想，所以不知道从前的旧社会是什么样子。当然，我们有书籍，有电影，有戏剧，还有我们的父辈们的痛说革命家史。我们知道那时候的过来人苦和穷，吃不饱穿不暖，整天讨荒要饭。
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时至今日，我只深深记住了那首叫做《不平歌》的民谣：“泥瓦匠，住茅房；纺织娘，没衣裳；卖盐的老婆喝淡汤；种粮的，吃米糠；磨面的，吃瓜秧；炒菜的，光闻香；编席的，睡光炕；卖油的娘子水梳妆。”不用再说别的了，这就是穷人的那副“穷”样子。穷人不但穷，还要受冤屈，有民谣为证：“从前中国有皇帝，不许百姓放个屁；皇帝随便能打官儿，当官儿的随便打衙役；衙役下乡了不得，打骂百姓出毒气；百姓里面也分级，也有高来也有低，富的就把穷的打，老哩随便打小的；到处打得哭啼啼，冤死没人敢评理。”这即是穷人祖祖辈辈的可怜和无奈。民国时期，土匪横行，官府也对土匪进行围剿，但只是例行公事甚至相互勾结而兵匪一家。老人们常在村中怨声载道讲这类故事，说那时候如何兵荒马乱，如何匪患无穷。如今，很多故事我早已忘了，但与之相关的一首民谣却记得，曰：“兵剿匪，瞎胡闹，围村庄，放空炮；百姓哭，土匪笑；土匪来了吓一跳，土匪走了兵又闹，谁人能睡安生觉？”
抗日战争开始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浴血奋战，深得人心。在解放区，就诞生了《说八路》的民谣：“说八路，道八路，八路待咱有好处；共产党，八路军，叫咱穷人翻了身；翻了身，真是好，雇工增资穿大袄；有了事，就开会，说说谁对谁不对；打官司，很简单，区长县长随便见。”那几年，在华北大地的村村寨寨，还流传着“当兵好，当兵好，当兵能穿对襟袄；对襟袄，五个扣，当兵能吃猪羊肉；猪羊肉，喷喷香，当兵能扛机关枪；机关枪，安梭子，打得鬼子挺腿子”的民谣。当兵打仗是艰苦的或者说是残酷的，但此民谣轻松而又风趣，它不讲保家卫国的大道理，只说当兵“穿对襟袄”、“吃猪羊肉”、“能打机关枪”，真是好，以此号召小伙子们奔赴抗日前线。我相信，这首民谣比任何一篇参军动员令更具号召力，也相信，它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以及所携带的民间文化背景。因为，当时人们都还穿着清末民初遗留下来的大襟袄，只有当兵才能穿上制式的对襟服装。到了解放战争时，类似的民谣显然出现了一些变化，它尽管还是以民间生活为起点来结构全章，但却多了某些政治术语，这是由于那时社会形态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民谣就有了：“擀面杖，两头尖，擀成大饼圆又圆；有葱花，有油盐，又是香来又是咸；哥哥杀敌上前方，把个饼儿带身边；饿了你就吃个饱，杀敌犹如虎下山；等到打垮蒋介石，回家咱们再团圆。”杀敌上前方，打垮蒋介石，实在是形势使然，民心所向。
解放战争中，有一首辱骂国民党蒋介石的民谣，曰：“空军飞机真操蛋，一架两架上前线；其余都到哪去了，原来另外有航线；飞美国飞台湾，飞日本飞安南，运金子运银元，姨太太俏丫环，少爷小姐一大串；到外洋买房子，舒舒服服再过半辈子；为了总统的位子，断了多少人的脖子，烧毁了多少房子，丢尽了多少面子，还要打肿脸充胖子；总统钻在云彩里，说坚持就是胜利，俺们说放你娘那屁。”
在我故乡的村街路西，有一处高台，碎砖烂瓦间长满了荒草，人称庙台，小时候我常和童伴们在这里玩耍，可从没留意过这地方为什么叫庙台。去年，为写一篇小说，某个情节涉及到了这个地方，我就问父亲，说在那里没见过有庙，为什么叫庙台呢？父亲说，那里原来是个大庙，大概是1956年拆了。从前，村里有好几个庙，都是那时拆的，拆时挺难，谁也不敢下手，怕动了神灵招来大祸，为难之时，街里传出了一个顺口溜，大家才动起手，三下五除二拆了个干净。此顺口溜是：“怪哉怪哉真怪哉，大睁两眼拜泥胎；泥胎本是人手造，用水和泥垛起来；骨是木头肉是泥，麦秸麻头做金衩；垛个男的叫爷爷，垛个女的叫奶奶；徒有两腿不能走，空有双手不会抬；大睁俩眼看不见，为啥磕头敬泥胎？”按说，这首民谣该是我老家的土特产了，可在河北威县乡间采风，我竟听到了与之一模一样的讲述者。难道，那个时期的拆庙运动，许多地方都是在这首顺口溜的影响下而顺利开展起来的吗？如果真是这样，足以见民谣的伟大与神奇。
解放了，要庆祝胜利，全村人出来扭秧歌，有的羞羞答答，不好意思，歌谣就说：“为了翻身别显丑，走一步来扭一扭，好像仙女风摆柳，你也扭来我也扭。”还有一首民谣，是对新生活的向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种地不用牛。”
1954年后，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资本家听到这个消息时，表面上得表示拥护，可内心里却极不情愿，民间就传言他们是：“白天敲锣打鼓，夜里抱头痛哭。”
“咱村青年本事大，打了麻雀打乌鸦；满树鸟儿喳喳叫，哭爹的哭爹，喊妈的喊妈。”这是委婉地嘲讽1958年春天全国开展“灭四害”运动的。
在所谓的大跃进时期，全民大炼钢铁，大刮浮夸风，共产风，并提出要在15年内赶英超美的口号，此时民谣盛行，大多隐晦般带有贬义，其中一首为：“炼钢铁，大跃进，男女老少齐上阵；老头赛黄忠，壮年赛赵云；女的赛过穆桂英，老婆婆都是佘太君；锅碗瓢盆一齐共，三年气死外国人。”
1960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饥饿灾荒，为此，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要求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同时，大搞瓜菜代用品，即实行“低标准”、“瓜菜代”，于是，民谣曰：“低标准，瓜菜代，吃时慢，拉时快，只好勒紧裤腰带。”其形容真可谓精妙绝伦。
“解放十五年，年年有工作队；谈不完的话，开不完的会，叫你管他吃，还得管他睡；不知何年马月，群众才能不累。”这显然是说1964年的“社教”和“四清”运动的。
兴公社时，集体出工，统一派活，个别社员偷懒耍滑，大家就编排这些人是：“二百五，半头砖，又脏又硬没人沾；砍不尖，削不圆，榆木疙瘩最难缠；训不硬，说不软，不硬不软二皮脸；干部愁，群众厌，难死政府和法院。”
农村有了新气象，老百姓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民谣道：“电机一开呜呜响，俺村建了面粉厂，面粉白，质量好，不短斤来不缺两。”还有：“向阳花，花向阳，俺村盖了新学堂；门对门，窗对窗，又通风，又透光，宽房大屋带走廊，冬天暖和夏天凉。”
进入新时期以后，面对急剧变革的社会，民谣似乎有了新的创作源泉而进入了新状态。或许是科技、交通、信息、传媒、文化的迅速发展与大力改善，为民谣的滋生与传播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和生存契机。因此，从那个时候直到目前，民谣无论从质量、数量、含量，以及所包容的现实力量、平民意识与民间情绪，都达到了空前的境界，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文化奇观。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开展土地承包，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有民谣曰：“三中全会一枝花，包产到户到俺家，包了工，联了产，又治穷来又治懒。”面对新的时代，大家喜形于色，对历史做了一番回顾，不由感慨万千：“经过淹，经过旱，经过蚂蚱滚成蛋，经过地球打颤颤；经过杂牌队伍来捣乱，经过鬼子撂炸弹，经过‘中央票子’比纸贱；经过食堂吃‘份饭’，经过‘文革’台前站，经过‘四人帮’掌大权。”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大概流行于1989年前后，是对当时公司热、全民经商现象的讽刺。此时，东南沿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而广东人又擅于做生意，先富了起来，所以全国各地的淘金者纷纷南下，人们就说：“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但是，“不到深圳不知道钱少，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然而，发点小财不足挂齿：“万元户不算富，十万八万刚起步。”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民谣创作更为精致，其特点主要转向对时弊的针砭和对腐败现象的嘲弄。民众对于改革开放的心态显得较为复杂，既有热情也有惶惑，于是民谣仍频，诸如“十年动乱，十年乱动；一面吃紧，一面紧吃。”“富了海边儿的；肥了摆摊儿的，美了当官儿的，苦了上班儿的。”等等，都显示出了对现实的不满。还有那首《十等人》（有的地方说是《九等人》）的民谣，几乎人人皆知，在此不叙。这首民谣尽管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科学的归纳，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揭示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严重分化，反映了民情民愿对行业特权的感慨。喝酒，是中国人礼尚往来的重要媒介，所以，民谣很快创作出了新酒令：“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后来，又加了一句“感情到，不喝太多也挺好”。此民谣至今仍在各地区被各地人以不同的方言演绎着。如今，流行的民谣触及到了各个社会阶层和领域，关于村干部划分宅基地的，如：“一瓶酒，四个菜，一吃一喝给处宅；两瓶酒，八个菜，宅基往前来几来；十桌酒，十桌菜，说往哪盖往哪盖。”关于乡干部下乡的，如：“手拿大哥大，腰挎BP机，屁股下坐着发动机（指摩托车），进村就喊妈那×，一看是个副乡级。”城市有“四大闲”：“下岗职工调研员，老板妻子女大款。”说某些领导干部“上午围着会议转，中午围着酒桌转，下午围着麻将转，晚上围着裙子转。”某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对调是：“干部交流，浪费汽油；省了老婆，破了裤头。”等等，真是形形色色，不胜枚举，有义愤，有企盼，有嘲讽，有劝谏，有污辱，有警示，真实与荒谬，积极与消极，有益与危害鱼目混杂，令人喜忧参半。
民谣，作为中国民间文化或者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源自民间，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掺杂了诸多封建的、黄色的甚至是反动的糟粕，使其从来也没能或者今后也难以登上大雅之堂。其实，反过来看，这或许正是民谣几千年来生生不息而且愈加风风火火的优势所在。它的题材选择，它的构思酝酿，它的无端发布，它的广为流播，它的发行量，它的读者面，都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并认真探究，尤其是值得从事文学创作者的重视。当前，小说不火了，散文像有病，诗歌没人看，报告文学净瞎编，可面对民谣的市场火暴，我们难道不能汲取些什么吗？比如民谣的平民视角，先锋意识，现实态度，文本张扬，等等。还有，我们不要忘了，除去那些生产、生活、幽默、娱乐的民谣之外，历代民谣，是收藏中国历史最真实的时代标签，亦是显现民间情绪的晴雨表。这一特色的独具，恐怕使任何的艺术形式都难以企及。
（摘自《村庄里的事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版，定价：2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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