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到了12月中旬，正当我和崔玲相约准备在年前再去一趟无为时，我的先生病了，而且是重病，须去上海就诊。我不得不放下手头一切，陪先生住进了上海中山医院第14病区。
在开头的日子里，我的
她叫徐国纯，大伙儿都叫她小徐，安徽芜湖人，受雇于l4病区8床一个上海人。我的先生是7床，和这个上海人的病床紧挨着。小徐对于病人的护理一举一动我几乎都看在眼里，我对先生护理有许多好的招式还是从她那儿学来的，譬如怎样在病人呼吸困难时为病人用纱布润湿嘴唇；譬如在病人不能下床时怎样为病人料理大小便；譬如在病人需要翻身时怎样理妥并保护好带在病人体内体外的各类管子以及如何替病人清洁全身等。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一进病房时小徐听到我说话就走了过来，问我是不是安徽人，我说是，她当即就和我叙这叙那。只是当时我除了照顾我先生的病之外，别的事我一概没兴趣。小徐见我不大和她多说话，很懂事地站到一边，但此后每当我在护理过程中需要有人搭手帮忙时，小徐总是及时地出现在旁边。对此我非常感激她，同时我也开始注意她，有空了便和她叙叙家常。
她说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问她年纪轻轻干吗要生上那么多的孩子，她苦苦一笑：“老公高低想要个男孩啊！”这么多的孩子，她不得不外出打工，孩子们要吃的、要穿的、要上学，家里的地老公种着，只能保住化肥、农药、种子和上缴，其他的开支全都得靠她了。
通过交谈我了解到，小徐的收入是按天计算的，雇主每天付给她32元，她得从这32元中交给中介机构7元，5元用于吃饭，只剩下20元了。小徐说：“这20元咱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动了，余着带回家。”我问她一天5元钱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能吃些什么？黄皮寡瘦的小徐向我笑笑，一个字也不提这方面的事。有好多次我想给她些吃的，像朋友们送来的鸡汤、炖肉、水果等，她总是不要，我先以为她可能是嫌弃，也就没有勉强。后来有一天我在吃饭时下楼去迎接一个亲戚，碰上小徐和另外两个老乡(都是在这个医院当陪护的安徽女人)正在大楼的转角处从负责处理剩饭的工作人员(安徽打工仔)手里接过几个已经打开过的饭盒。我的眼睛顿时涌出泪来，见她们悄悄的样子，我不能打搅，轻轻地从旁边绕了过去。
小徐护理的这位上海人姓伍，65岁，自我介绍是上海某机关副厅级退休干部，病房里的人有喊他伍厅长的，有喊他伍师傅的，也有人叫他伍老头。伍老头人挺随和，无论你喊他什么，他总是笑吟吟脆朗朗地答应。他的性情很好，身体也很好，在这14病区里，按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唯一一个剖腹后“中了大彩”的幸运之人――肝区上的肿块是良性的，但是刀子已经划上去了，就照大病养一养吧。好在这家中山医院无论是卫生状况、护理标准，还是住宿条件都是国内第一流的，于是便雇了“陪护”小徐。
小徐不仅手脚利索，眼睛也活络，对待伍老头非常尽心，伍老头的食具、用具，她总是洗了又洗，他的床单和病员服比其他病人的也干净整洁得多。实际上术后十多天的伍老头和正常人已没有什么两样，他的饭量很大，一顿吃下一只鸽子，两个鸡蛋，一份烧排骨，外加一碗汤；睡眠也不错，晚上早早就响起了轰隆隆的鼾声。但医生来查房时，他却哼哼着说：“哎呀，你们这一误诊，可坑了我了，我的肚皮上挨你们划了这么长的大口子，现在我喘气不顺，吃不好，睡不着……”医生走后，他便想方设法给小徐找活做。一会儿要吃水果，他吃水果吃得比别人讲究：先用凉水洗，后用冰水洗，然后削了皮，切成小块，再用开水烫一下，只一下，时间稍长一点也不行；一会儿要按摩，从头到脚，从左到右，先是捏拿，后是叩击，捏拿要柔韧适度，叩击要轻重相宜；一会儿要抹身子，也是从头到脚。最令我们全病房里人都看不惯的是每当抹身子时，他总是仰面朝天，一丝不挂，而且要小徐在他的阴处多抹几把；一会儿要解溲，很少自己上洗手间，总是让小徐用大小便盆在床边接着……
5号床的家属我们叫她周嫂，周嫂来自常州乡下，她只要一见伍老头抹身子，便将脸埋进周大哥的床单里，为此还误过事。那天周大哥的吊针打完了，她也没顾得上看。有一天她可能是实在忍不住了，走到我的旁边小声对我说：“这伍老头怎么能这样？自己能走能行，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人？这不是有点损阴德吗？”我说他是自认为付了钱的。周大嫂和我理论起来，“付了钱又怎样？他雇的不就是陪护么！可怜的小徐，也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这更到更、昼到昼的服侍，不就是32元钱么！再说，这病区里的病人有几个像这死老头这样折磨人！”
小徐听到周嫂替她叫屈，趁伍老头不在时对我们说：“这个伍老头在她服侍过的病人中算是好的了，哪个病人家里没有亲戚朋友什么的，如果容易待承(指护理)，谁人愿意花钱雇人！再说让别人服侍家人也不放心啊。我什么样的重病号脏病号难缠病号没伺候过！看我眉骨上的这块疤了吧(一个长方形的小疤)，它就是挨一个精神病的老奶奶用药瓶子砸的，她有病啊，稍不如意就拿手边的东西砸人，她的儿女们都不敢服侍她，就雇了我。我的头挨砸烂了，那个血淌的！医生让我交了费才肯替我包扎，我没有交，15元钱，够我一家子买油盐酱醋吃一个月的。我就用一条旧毛巾包了，止了血，结果就落下了这个疤，疤就疤吧，三个孩子的妈了，也不怕找不到对象了！哈哈！后来有人让我向这老奶奶家人提出加工资――我提了――算放屁，人家理也不理。唉，谁叫我们是农村人哪，命！”
夜里小徐就在伍老头的床下放一张竹条躺椅当床，和衣睡着，尽管病房里有暖气，但这毕竟是腊月天！我问她怎么不带一床毛毯什么的，她只是笑笑说不冷。我问她这么长年累月地睡这样的躺椅腰屈坏了怎么办。她没有回答我怎么办，却像是说笑话般地告诉我一件至今让我想起来仍为之感到心酸的事。
“在外边打工时没床睡，做梦都想家里的大床，可假期回到家，睡到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了，我在外睡的是两头翘的躺椅，时间长了，我的身子随弯就弯，可能也变得两头翘了(说到这里她咯咯大笑)！那床是平的，我翻来覆去地怎么也放不平自个儿的身子，只好用两只大椅子照那躺椅的样子搭了个‘床’――好了，这下能睡着了――可也算不得能睡着，一会儿醒来，一会儿醒来，总觉得有人喊我做这做那。孩子爸看着心疼，高低要我有事没事就躺到大床上，练习着睡大床。练了几天，在大床上能睡着了，可假期又到了。后来我干脆就不练了，省得回到病房里，再两头翘时又受不了。”
我问小徐，你想没想过换换别的活做？小徐叹了口气说：“怎么没想过，像我们这般大的女人，又没有文化，稍好一点的雇人单位都不愿要我们，去工地上做那苦力的活吧，讲真的，前几年还拖得下来，近两年不行了……又不能穷在家里不出门，只好干这一行了――也还好，不淋雨不刮风的，好孬还能挣几个……”
如果说我与小徐的相遇不是一种偶然的话，那么我的漕河泾之行更说明是上天在对我进行一次特殊的带领了。
因先生莽汉的病，我们于2004年9月底住进了协助中山医院放疗科辅助治疗的漕河泾医院。这是一家只有百多张床位的区级医院。住进以后，我才发现，与其说是医院，还不如称其为疗养所，因为里面住的人80％都是行动不便的重病号或患有痴呆症的老人，治疗是一个方面，更多的却是一种临终关怀。按说，这样的场所一定是一个非常沉闷的地方，但由于一群特殊身份的人――他们的活力，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现状，改变了这里的氛围，使得这个地方与其说是个医院，还不如说是一个大家庭。
这群人就是围在病床边的身着浅蓝色服装的护工们。
一进医院，我和这群护工还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
一见有新病号进来，就听到有人喊：“小洪――你的房间来人了！”说着，一个已经算不得“小洪”的中年男人连搀带抱着一个个头足有1.80米的老人走了进来，他把老人放到床上后问我：“你们是从外地来的？”我说是。他的脸色就明显地不好看了，因为外地人一般都自己带护理人员，只上海人才习惯花钱雇护工，他们每月递上500元钱，就不用自己早早晚晚地服侍在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面前了。至于亲情和关爱是否因此打了折扣，那就顾不得了，因为上海人实在是太忙了。病属交上500元，院方抽取50元作为管理费用，余下的450元钱由院方发放给护工，为的是能将管理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院方手里。乍看起来这还算合理，但换了角度考虑，想那些护工们，却要多受多少的制约！
护工们对于方方面面的受限和受控都已经习惯了，麻木了，他们现在眼里不能见到的是有人在他们的饭碗里抢份。这里的护工约定俗成，一人负责一个房间，一个房间里是3～4个床位，就像他们的自留地一样。小洪见我们自己护理自己，便伙着所有的护工们非常小儿科地做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刁难捣乱之事：换给我一个不保温的水瓶，让我在洗澡时排不上队，打饭时碰撒我的菜汤……
直到一个星期后，过国庆节，趁医生护士们都回家过节了，晚上有几个护工集中到四楼顶上的一块空地上去喝酒。按医院的规定，无论是什么日子，护工都是不准喝酒的，这在用工协议书上都是签订过的，如有违反，就会扣除当月的工资，严重的甚至开除。但那天他们喝了，还把小洪喝醉了。
半夜时分，小洪被两个女护工搀着回到了病房。回来后，站不稳的他还记得拿起尿壶给他的病人们把尿，就在把到第二个人的时候，竟“哇”地一口，将胃里的杂碎一下子喷了出来。
房间里的那个味儿啊！
我赶忙跑出去喊了送他进来的女护工们来打扫。打扫完了，她们刚离开，又是一口，全喷到了名字叫做丁训让的病人的床上。患脑瘫的丁训让口齿不清地大声地嚷嚷着，我只好起来，正要为其打扫，这时房间里一下子来了好几个护工，他们有的将小洪拖到一个角落里让他睡下去，有的为丁训让清洗，有的上来和我套近乎，说：“阿姨啊，你是好人！刚才你见小洪吐了没去报告医生护士，而是喊来了我们，现在你又亲自要为小洪打扫，我们所有的安徽保姆们(不知为什么他们仍然将自己的护工身份说成是保姆)都要谢谢你了……”
我笑道：“原来我们还是老乡呐！”
从此，我和这群护工完全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大涂和小涂是同胞姊妹，38岁的大涂外出打工是因为家里的3间房子有两间倒了，丈夫是个不争气的男人，她要在上海挣回两间能住得下她的两个孩子的房子。
32岁的小涂是因为她在田间插秧时，带到田埂上的3岁男孩子突然栽进水里淹死了，丈夫和婆婆追着她又打又骂，她几次自杀未遂，是姐姐大涂从上海回来接走了她。
42岁的小耿出来打工的理由简直令我难以置信：村干部三番五次地调戏她，儿子为了替母亲出气，打伤了村干部，一家人才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了上海。
45岁的赵理枝丈夫因病去世，两个孩子，一个读初中，一个读高中，她一个人在家中的农田里扒不出两个孩子的学费，只好来上海做这份苦力。
55岁的老苏是因为老伴常年卧床不起，家中还有80多岁的母亲，女儿几年前一家人都丧身在一次山洪暴发中，她当保姆按她自己的话说：“人总得活着啊！”
小洪，男，48岁，一字不识，80岁的父母先后都得了瘫病，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在读书，就只能靠当男护工来挣这份生活了。
在这群护工中，大涂是最受称赞的一个，她的个子不高，瘦瘦的，体重最多也只有90多斤。但她护理的3个人竟然像是商量好了似的，都是人高马大的80岁以上的老人，体重少说也在150斤左右，而且都是重症痴呆病人。护理这样的重症病人，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他们的吃喝拉撒全都得有人伺候，吃饭喝茶要一口一口地喂，大小便全都在床上解。初次见到她在伺候他们大小便时，我真是有点看不过去。小便完全失禁、家庭条件好些的金老头，用上了尿不湿，一天只要勤换着也就行了。但家庭条件一般的老李就只能靠尿壶或尿袋无数次地接着了，尽管屁股底下垫了尿垫，但他的床上经常被弄湿，湿了，就得换，换床单时，这样的病人是不可以挪动身子予以配合的，而是一定要把他抱下床才行。这样抱来抱去，小巧玲珑的大涂每一次都用尽了吃奶的力气。我问她：“你这么矮小，怎么抱得动？”她说：“经常抱，时间长了，就有巧劲了。”过一会儿又说，“我的胸口一直疼，医生说是伤了胸膜――累的……没办法，为了盖房子，不拼上命，挣不到钱的……”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她说的所谓巧劲，就是先将轮椅固定到床边，再将老人的上半身子往外挪，挪到自己的胸口处，一把抱住，然后用膝抵住病人的臀部再向轮椅里放，放下时，她的汗就出来了，而且脸憋得通红……
我问她，你每月的450元拿得可真不容易！她苦苦地笑道：“哪能拿到450，床单湿了，要扣，病人哪里被磕被碰了，也要扣，病人家属有意见了，提上去，更要扣……七扣八扣，所剩还有多少？我尽量注意些，好多了，小洪经常只能拿到一半……”
小骆是病人从家里带来的跟班保姆，她服侍的病人是一位93岁的老太太。老太太也是全身瘫痪，但她痴呆的状况要比别的老人轻些，正是由于这“轻些”，她比别人更难伺候，一天到晚沉浸在自己年轻的岁月里，一会儿说自己14岁，一会儿说自己19岁，刚刚才结婚，见谁都叫太太或奶奶。儿子来，一会儿喊他老爹，一会儿又叫他先生(丈夫)。夜里很少睡觉，一会儿咯咯大笑，一会儿喊张喊李，喊的人都是已经过世的她小时候的玩伴或青年时的好友。她夜里不睡觉，小骆就得陪坐，还得为她做饭，她完全像个被娇惯坏了的小姑娘，折腾人的本事都是一套一套的，如有得罪，她就可着嗓门大呼小叫：“来人啦――救命啊――”稍不注意，就拿起柜子上的东西伤自个儿……她最安静的时候是让小骆将她放到轮椅上推着到处找先生，她的先生早就过世了，但她硬是说他出门了，她要找回他。有时找着找着就哭了，说是他可能变心了，在外面找小姘了。小骆就只好像哄孩子一样哄着她，编一些故事给她听，尽量让她安静下来。
刘梅负责的房间里有个狂躁型的痴呆病人，他硬将刘梅错认成他的妻子，一天到晚口齿不清地骂她，动不动拿东西砸她，刘梅的身上脸上到处都有他留下的伤痕。
难得的是这些护工们在这些麻烦和琐碎面前，没有一点怨言，就像是在家中服侍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样，那份细心和周到，那份付出和负责，都自然地出自她（他）们的纯朴和善良。没有一个病人生褥疮，没有一个病人因护理的缘故而加重病情。她（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学会做得一手好菜，病人家属的饭往往送得不那么及时，她们就想着法儿为病人做吃的，而这项内容却不包括在他们的护理范围内，完全是出于对病人的怜悯和爱。最有意思的是，每天吃饭时，护工们全将自己的病人推到宽敞而又干净的大厅里，老人们聚在一起，都显得很高兴，有的老人竟一边吃一边嗯嗯啊啊地唱起来，有的老人完全像个爱吃百家饭的孩子，看看这个碗再看看那个碗，都想尝一口。
我和莽汉也总爱在这个时候和他们凑到一起，看着护工与护工之间、病人与病人之间的那种如同一家人和谐亲近的样子。尽管这里的病人很少有能被治愈出院的，绝大多数都会死在医院里，但在他们人生最后的日子里，在护工们的照顾下，能拥有如此平安快乐的临终时刻，实在是令人感动。
（摘自《2007中国报告文学年选》，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2008年1月版，定价：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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