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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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任画像 |
电影最初多在茶馆、酒楼放映。1899年，西班牙商人加伦白克带了一台简陋的电影放映机和几本电影的残旧片断来到上海，借当时四马路的“四海升平楼”茶馆的一角首次放映。内容是高山、流水、火车飞奔、轮船行驶、大火烧、人物鸟兽的新闻片和风景片，大部分是法国百代公司的出品。每场放映十几分钟，每位观众收30文铜钱。不久，他换了八本完整的短片，迁移到虹口乍浦路口的跑冰场放映，门票涨到铜钱100文，生意十分兴隆。但时间一长，观众看厌了，只好停演，最后盘给了西班牙商人雷玛斯。
清廷内也曾放过电影。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寿辰，英国驻北京公使送了她一架放映机和几套影片祝寿，不料只放映了三本，摩电器就炸裂了，把老佛爷吓了一跳，清宫从此不准再放映电影。1905年，出国考察的端方带回一架放映机，但在宴请宾客时，电影机又猝然爆炸，将担任电影说明的何朝桦通判等人炸死。因为这两次事故，王公大臣们都认为电影不吉利，但在民间，电影的放映却日渐增多。
雷玛斯1904年来到上海放映电影，他借四马路的“青莲阁”茶馆楼下的一间房子，设了一个影戏部。影戏部的门上挂着黑布门帘，门外贴有红纸广告，还雇了中国人站在门口收票和吹打洋鼓洋号，以招徕观众。他不断更换新片，同时演出魔术，入场券高达每位120文，满20人就放映一场，营业始终不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才停业。这是当时外国人在上海放映电影时间最长的一家。
1908年，雷玛斯又在虹口乍浦路的一块空地上，用铅皮搭起一座可容250人的“虹口大戏院”，首映的一部影片叫《龙案》，这是上海专业电影院的开始。同年，他又在北四川路海宁路口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维多利亚大戏院”，这是上海第一座真正的电影院。此后，外国人在上海开设放映电影的戏院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外国的一些制片公司也派人到中国拍摄影片。1896年，美国缪托斯柯普公司拍摄了最早以中国为题材的纪录片《李鸿章在格兰特墓前》。1898年，美国汤姆斯・爱迪生公司派遣一名摄影师来到上海，拍摄《上海警察》和《上海街景》两部短纪录片，并公开发行放映。1902年，邵醉翁同美国人列文合拍了《慈禧太后》，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外合资拍摄的第一部影片。
人们逐渐对电影这种新鲜玩意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有两位青年，便产生了要亲自拍电影的强烈愿望。他们如饥似渴地边学习，边实践。这就是张蚀川（后改名张石川）和郑正秋。1913年，他们同当时来中国拍摄电影的美国人依什尔合作，从另一个美国人布拉士其手里接办了他于1909年创办的“亚细亚影片公司”，并改名“亚细亚中国影戏公司”，这是我国第一家摄制影片的公司。由美国商人出钱和发行、亚细亚公司摄制的第一部影片，就是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这是我国自己摄制的第一部故事片。
西医是如何进入中国的
如今，西医成为人们日常行医看病的主要方式，早已取代了往日中医的显赫地位。然而，在它初传之时，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重视，人们更多的是对它的好奇。
西方医学是以古希腊、古罗马医学为基础，并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医作为一门科学，16世纪以后大规模进入中国。
然而，西医最初走进中国时，不是具体医道的传播，而是以介绍西医的基础生理学知识为主。明末关于这方面的知识，首先零散地出现在一些传教士的著作中。入华的耶稣会士，为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入教，对16世纪西方新兴医学特别是比利时维萨留斯《人体的构造》中的人体生理知识给予了一定介绍。1569年，主教加内罗在澳门设立医院，可谓近代西医传入中国之始。利玛窦的《西国记法》则是西方传入中国的第一部心理学著作。汤若望的《主体群征》（1629年刻印）对人体解剖学进行了介绍。更为系统全面介绍人体生理的著作是《人身图说》和《泰西人身说概》。《人身图说》主要论述脏腑、脉络、溺液、女人自贡、胚胎等内容，共28篇，并附有五脏躯壳图形21幅。《泰西人身说概》上卷叙述人体骨、肉、筋、皮、脉络等15部，下卷阐述总觉司、目、耳、鼻、舌、四体觉司、行动、语言等8部。此外，西方的医疗制度、医院设施、药物药房等内容也在一些著作中提到。但明末西医的传入只是一个开始，难以被接受。到了清代，西医才开始被应用。
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前后，康熙因身体欠佳对西医产生兴趣。他对传教士白晋等人讲述的西医中的病因知识及相关的生理学，特别是17世纪法国解剖学家韦尔纳的著作颇感兴趣，指令他的最好的一个画家，专画人体解剖图像，并将中医中的铜人模型与之进行对比，发现铜人模型也有静脉但无动脉和血管。1698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参考最先进的西医理论，用了近五年的时间将白晋等人的讲稿整理译成满文，编译成《按血液循环理论及戴尼新发现而编成的人体解剖学》。康熙帝对此很关注，但为维护封建礼教未令刊行。此书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被发现，1928年以《解剖学诠释》出版。
西医入华后，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些学者对西医产生了浓厚兴趣，常与传教士研讨西医，行医也兼采西医治病。王宏翰便是第一位接受西医的医家。1688年王宏翰四卷本的《医学原始》集中反映了他所受西医的影响。乾隆时的王清任，也是笃信西医的学者，平素常以未见人体脏腑为憾。1797年，滦州瘟疫流行，小孩死者多且多无棺材。王清任趁机察看小孩死者脏腑达三十多人，才弄清中国古代医书所绘脏腑与实不符，后著成《医林改错》记述脑髓说，颇多卓见。
排斥西医者也大有人在。经学家俞正燮出于反宗教情绪，诬蔑中外的脏腑不同，抨击西医。姚莹在《康猷纪行》中讲述天主教源流，也引粤中奏章说习教的人，借此诱淫妇女，取人死后目睛。
西医，由于它在人体结构和生理功能认识及医疗体制上较中医有所长，引起了人们出于猎奇心理的关注，但并未对中医引起冲击和震荡。直到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在数日内亡故，太医院因而获咎。太医院作为旧时代传统中医的象征从此消失。在清末至辛亥革命建立新政权时期，西医被纳入国家行政部门。这表明，西医已正式进入中国，占据中国医坛的首要地位。
乒乓球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乒乓球起源于英国，是由网球发展而来，所以欧洲人至今把乒乓球称为“桌上的网球”。乒乓球传入中国，则是1904年前后的事了。当时，上海四马路大新街有一家文具店，老板王道平经常到日本去采购。一次，他看到日本人正在进行一场乒乓球赛，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趣，又不需要很大的场地，于是他就采购了10套乒乓器具回国，把它们陈列在商店里。但是，当时中国人并不了解它们的用处，更不知道乒乓球的打法，因此长期无人问津。
后来，聪明的商人开始亲自在店中打球做表演，吸引了很多顾客前来观看，有的甚至也挥拍上阵一试身手。自此，乒乓球开始在上海流行起来。1916年，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上海分会童子部设立了我国最早的乒乓球房，配备了9张球桌，但一般市民无缘入内，仅富家子弟和有钱的大学生等少数人去寻找乐趣。之后，乒乓球逐渐地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等几个大城市开展起来。1918年，上海乒乓球联合会宣告成立，不少球队纷纷建立，并于1923年首次举办了比赛。比赛采取对抗方式，11人参赛，先胜六盘者为赢。同年，全国乒乓球联合会在上海诞生，中国乒乓球运动从此得到了初步的发展。1925年，在上海举行了中华队与旅华日侨之间的秋山杯比赛。1927年和1930年，中国正式派出乒乓球选手参加第8届、第9届远东运动会乒乓球赛。因球技落后，团体和个人赛均告失败。直到1935年，中华全国乒乓球协会在上海成立，乒乓球在我国才开始被列为正式的体育项目。关于乒乓球传入中国，还有一种说法是，匈牙利选手米・斯扎巴多斯1931年获得了第5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赛后，他因作环球旅行表演而将乒乓球传到了中国。但这种说法显然不可靠，因为在此之前，上海等地已有乒乓球活动。
标点符号的引进与推行趣事
标点符号，正式作为汉语书面语言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还不到一个世纪。随着清末以来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在汉语中使用统一的标点符号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没有标点，汉代以来用“、”和“↓”符号表示句子的停顿。到元代把“↓”改为“。”。但这种符号不能表示语气、词的性质与作用，经常产生理解上的困难，甚至误解。例如，从前有个财主生性吝啬，在聘请教书先生时讲明膳食微薄，并与这位教书先生写下一张没有加标点的合约为据。和约写道：“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财主理解为“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欣然签了字。哪知吃第一餐饭，教书先生就大喊大叫了起来：“怎么净是素菜，没有荤菜？我不是约定了‘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的吗？”弄得财主哭笑不得。
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以后，派驻国外的留学生渐多，中外交流频繁起来，标点符号亦被介绍到中国。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人是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1868年2月，前驻华公使蒲安臣带领“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张德彝位列其中。他有一个习惯，即无论到哪个国家，都喜欢把当地的景色、人物、风俗习惯记录下来，以“述奇”为名编成小册子。他在《再述奇》（现名为《欧美环游记》）中有一段介绍西洋的标点符号，说：“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虽然张德彝不是有意识地向国内知识界引入标点符号，甚至带有反对的口气，觉得这些标点繁琐，但是却在无心栽柳的过程中为中国语言符号的发展带来了新风。
1897年，广东东莞人王炳耀最先根据我国原有断句方法，吸收国外新式标点，草拟了10种标点符号，即“，”读之号，“。”句之号，“O”节之号，“V”段之号，“：”句断意连之号，“―”接上续下之号，“？”诘问之号，“！”慨叹之号，“！”惊异之号，“< >”释明之号，并倡议采用。
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国最早使用外国标点符号的书籍《英文汉诂》。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共同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引进使用好几种标点符号，并新创两种符号，还在“略例”中专门介绍书中使用的标点符号。1918年5月，语文学家陈望道在《学艺》杂志发表《标点与革新》一文，全面系统地引进并介绍了西洋10种标点符号。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从1918年5月起全部以白话文编排，并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一时间，标点符号风靡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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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眼镜的溥仪。 |
但新式标点符号的地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巩固。例如，20世纪30年代，上海有家书局发稿子按字数算稿费，标点符号不计算在内。于是，鲁迅先生有一次给这个书局寄去的稿子，既没划分段落，更无一个标点，书局无可奈何，只得写信给鲁迅：“请先生分一分章节和段落，加一加新式标点符号。”鲁迅回信说：“既要作者分段落加标点，可见标点和空格还是必要的，那就得把标点和空格也算字数。”书局只得认输。
新中国成立后，标点符号的引进和使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标点符号在全国的统一用法，是为14种。1990年4月17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发布了修订的《标点符号用法》，由14种符号增为16种。至此，我国的标点符号统一和完善起来。
紫禁城里的眼镜风波
如今，眼镜已成为人们一件不可或缺的日用品，近视镜、老花镜、太阳镜等在眼镜店里琳琅满目。但1921年，就在清朝早已灭亡的时候，宣统皇帝溥仪佩戴眼镜一事仍引起了轩然大波。
美国史学家布尔斯廷在《发现者》中说：“公元1300年前后，有位年老眼花的欧洲匠人加工玻璃盘时，偶然发现透镜可以帮助老人恢复眼睛的明亮，于是不久就有了一种带柄的单片透镜。后来人们把两块单片镜的柄连接在一起，就成了放在鼻梁上的真正的双片眼镜。”16世纪初，供近视眼镜用的凹透镜问世。1784年，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发明出双光眼镜，眼镜完善起来。
中国最早的眼镜是在明代经海上和陆路由西方传入的。最初传入的是单片镜，随后双片眼镜也传入，但在当时极为珍贵。眼镜最早名为“优逮”，是眼镜的阿拉伯文uwainat的译音。因其读音与《楚辞》中的“”相似，于是明朝人便用“”来称呼眼镜。“眼镜”一词直到清初才出现。因为中国缺少高质量的玻璃，便以水晶制镜片。为了与西洋眼镜相区别，本国水晶镜称为眼镜，则专指进口的玻璃镜。此后，眼镜逐渐取代，成为通用词。
明末清初，眼镜流行渐广，但只是王公贵族的玩物，是区分人们身份高低的装饰品，而不是为了改善视力。在清代康熙、雍正时期，眼镜仍是稀罕之物，成了帝王恩赐亲臣的宠物。雍正眼睛近视，且又特别喜欢眼镜，为了方便工作与生活，他特别谕旨：京中大殿内安眼镜两副，乾清宫大殿上备用眼镜两副，弘德殿安眼镜一副。后又在四宜堂如意床上安茶晶眼镜一副。乾隆时眼镜成为纨绔子弟追逐的时髦。到清代中叶，眼镜已较为普及，眼镜盒也应运而生，有木雕、皮覆、缎缝、铜刻、漆制、壳造，争奇斗艳，目不暇接，大多眼镜盒穿绳带、垂流苏佩于腰间，如同玉佩、荷包、烟袋。到嘉庆年间，眼镜的度数有了深浅之分，近视者佩戴眼镜的很多，但多为年轻人。
早期的舶来眼镜多由洋行销售，到道光年间，中国人自己的眼镜铺已有很多。其中乾隆年间创办的“三山斋”可谓是北京最老牌的眼镜店。而1911年在上海开张的精益眼镜公司是中国最早用科学验光的眼镜店，民国时其分号遍布全国各大码头。孙中山先生就曾到精益配过眼镜，并为之题“精益求精”四字。
与眼镜寸步不离的皇帝当属溥仪。他患有严重近视和其他眼病，必须戴眼镜。但戴眼镜始终与中国的传统习俗不符。以致1921年，宣统皇帝溥仪佩戴眼镜引起了轩然大波。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我十五岁那年，庄士敦说我眼睛可能近视，建议请个外国眼科医生来检验一下，如果确实的话，就给我配眼镜。不料这个建议竟像把水倒进了热油锅，紫禁城里简直炸开了。这还了得！皇上的眼珠子还能叫外国人看？皇上正当春秋鼎盛，怎么就像老头子一样戴‘尖子’（眼镜）！后来庄士敦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加之我坚持这才解决。”溥仪的眼镜便在“精益”的北京分号配制。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再也不能缺少眼镜了，甚至在照相或别人为他画像时，也不肯把眼镜摘掉。
眼镜的普遍使用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Forum杂志请了威尔逊、房龙和杜脱兰三位名家，共同拟了66个世界历史上的最重要年代。其中，1250年有两项影响后世的发明，就包括被培根称为“对于老年人和目光弱的人都有用处”的眼镜。可见，眼镜的发明对世界的意义之大。
（摘自《中外文化交流史轶闻趣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5月版，定价：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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