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驹过隙，屈指算来于右任先生乘鹤西去已逾44载。1906年，于右任先生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后，即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后举凡有关西北革命大计，孙中山先生总是多所倚重。近年来有关这位“西北奇才”的革命事迹，不少报刊皆有披露。至于于右任先生的草书艺术，早为国人熟知。尤其是右公倾力倡导的“标准草书”，更为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先生怅然撒手人寰，这在台湾岛内引起巨大反响。惜囿于当时海峡两岸的政治形势，大陆媒体自然未能给予“关注”。今笔者不揣谫陋，搜集相关史料，将右公病逝前后情况略述如下，倘能为研究于右任先生生平者提供一点资料，则殊感幸甚。
患病入院及逝世
右公晚年为足疾所困，不良于行。体力渐弱，每致失眠。1964年7月，因感冒喉头发炎，语言困难，饮食大减，继而脚腿浮肿，友人建议往郊区静养，因惮于劳费，未果。
8月12日，蒋经国前来探视，见右公状态不佳，即陪右公入住荣民总医院就医。
右公住院后，院方旋即进行治疗，未几竟颇有起色。11月10日晨，血压开始下降，心音减弱，心跳不规则，虽经施以多种方法抢救，然回天乏术，终于是日晚8时零8分与世长辞。
医院最后给出的诊断为：1.慢性肾盂肾炎，并发急性化脓性肾炎，肾功能衰竭及肾昏迷；2.肝硬化及肝功能减退；3.双侧急性肺炎；4.血管硬化；5.慢性咽喉炎；6.慢性痛风性关节炎。
这里应该提及的是，右公入院之初，一段感觉尚可，每日前往问病者络绎于道。蒋介石、宋美龄伉俪曾两度探视，宋美龄并亲选送食品。右公长公子望德一直住院陪侍。初次拔牙之后，右公以住院日久，多次请求出院调养，终为知交劝阻未果。后病情有变，次公子彭亦于10月4日从牙买加赶回侍疾。11月10日，右公弥留之际，蒋经国代表其父视疾，右公仰视之后乃溘然长逝。当是时，亲友僚属闻耗而来者均泣不成声。岛内媒体竞相传告，一片哀悼。
10日当晚，右公遗体暂厝荣民总医院，待治丧委员会决定设奠日期始移灵台北市立殡仪馆举行大殓。
未留遗嘱
右公弥留之际，其亲友僚属如李嗣璁、刘延涛、王文光、陈肇英、李崇实、程沧波及右公长子于望德等会同启阅右公自用保险柜，望能检出早经秘藏之遗嘱。岂料开柜之后，展现于众人眼前者多为右公生前日记书及为三公子中令出国留学筹集旅费向他人所出之借据，除此之外并无任何珍贵物品及财产契券。在场人士目睹遗物，莫不心酸，钦敬不已。
右公之清操雅度人所共仰，先后致力革命60余载，历任党政军要职50余年，平生不事治产，两袖清风。
右公遗嘱虽未寻得，但众人却在日记中发现右公留有遗歌词一首可代遗嘱。1962年1月24日，右公身体不适，曾在病中作歌一首，文曰：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这是日记原文，后抄送给“台湾中央社”发表时，又被误为“山之上，有国殇”。右公这首遗歌后来在海峡两岸广为传播，大陆不少报刊都曾予以登载，可惜将“国有殇”误作“有国殇”了。究其根源，始作俑者当推“台湾中央社”。
岛内外震悼
11月11日，当地报纸多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哀讯，并组织悼念文章。电台亦播出特别节目，讲述右公生平事迹并奏哀乐。
是日于台北市极乐殡仪馆设灵堂，不少社会名流前往吊唁，其中有莫德惠、严家淦、谷凤翔、李嗣璁、谢冠生、倪文亚、谷正纲、李石曾、白崇禧、王云五、余井塘、王世杰、石敬亭、杨继曾、陈庆瑜、郑彦、田炯锦、叶公超、张其昀、梁寒操、马寿华、彭孟缉、刘安祺、胡琏、孔德成等数百人，右公老友刘侯武先生亦由港飞台吊丧。
蒋介石在右公逝世后也表示了至深哀悼，并指派张群、严家淦、谷凤翔、李嗣璁、王宗山五位大员为治丧委员。蒋还题颁“耆德元勋”挽匾一方，以表追崇元勋至意。
治丧经过
11月11日上午，治丧委员会召开会议，并迅速作出决定：公推张群为召集人；公推李崇实任总干事；殡殓地点是在新建之台北市立殡仪馆；大殓公祭日期及安葬地点由治丧办事处总干事商拟勘定后，报治丧委员会决定；右公墓表公推张群撰书。
总干事李崇实遵照治丧委员会之决定，立即组织治丧办事处全体人员马不停蹄展开工作。并将落实妥当的各项治丧事宜上报治丧委员会。该委员会议决，定于11月17日举行移灵、小殓、公祭、大殓等仪式。
11月17日为右公遗体大殓之期。是日清晨，治丧委员会及各方人士与亲朋故旧，齐聚荣民总医院太平间，于7时20分开始家祭，随即举行移灵仪式。由张群主祭后，即将右公遗体舁进灵车，医院全体医护人员整队齐立道旁，含泪恭送灵车出院。排成数里长的车队循序离开医院，经士林直达民权东路台北市立殡仪馆。沿途民众夹道肃立，无不悲怆。8时20分，灵床入殡仪馆景行厅，8时25分小殓大殓，8时30分家祭，随即公祭。同日下午2时起各界自由吊祭，瞻仰遗容，至下午5时40分公祭完毕。据统计，124个单位代表，与前来瞻仰遗容的民众，全日在3万人以上。
蒋介石夫妇亦于是日上午10时亲临吊祭。大殓盖棺后，严家淦、黄国书、谢冠生和莫德惠最后瞻仰遗容。
卜筑佳城
右公乘鹤西去后，台湾媒体披露了右公“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之遗歌与日记，这令平民百姓对右公暂厝之处颇为关注。台湾闻人许丙先生之遗孀江宝贵表示：其夫生前遗言，愿将其私有阳明山右侧高山献出，供国民党元老如右公者以作墓地。又，台湾五股乡各界人士崇敬右公，亦愿捐献观音山硬汉岭山坡十余甲以供右公卜筑佳城。这两处地点虽被列为勘察目标，但最终并未入选。后经右公遗属及亲友反复琢磨右公遗愿真义，并在台北阳明山七星山一带寻觅，最终选定淡水镇光明里海拔800多米的“八拉卡”。盖此处地当七星山之鞍部，林峦青翠，气势雄伟，附近村民以步行该处须登山160余步，闽南语以“百六脚”读为“八拉卡”，因以得名。据云：“此地面临台湾海峡，中原河山遥遥在望。背有群峰，后依倚大屯，左为支脉，右为支峰，奇突而出。青龙抬头，白虎伏首，山环水抱，可称福地。”右公治丧委员会接到报告后，又进行复勘，以为该处适合，遂决定卜筑兴工。由台湾建业建筑公司承建，总造价为50余万元，于1965年3月14日破土，预定120个工作日完工。
右公墓园位于阳明山至淡水镇公路中点，高约40米，以青石分三层建造，磴石凡143级，中为正门。左右各有10米高华表。正面外墙镶大理石，上刻“于右任先生墓”六个大字，乃集王羲之行楷。二重台上，左右各置石狮一尊，后壁嵌以大理石长碑，内刻于右任先生墓表，墓表由张群撰文，谢冠生书丹。由左右再拾级而上至三重台即墓冢所在地。坟高8米，椭圆形，西北向，前立墓碑为蒋介石先生所题。碑前设石案，左右各置石鼎一尊，墓后石壁上刻有“耆德元勋”横匾。通达墓园之大道，左右百米处各立五米高之石牌坊一座。左为菲律宾侨胞所立，右为新加坡侨胞所立。墓园右侧还有泰国侨领余子亮先生所建双层六角亭一座，上悬“仰止亭”三字，系孙科博士书丹；中立一碑，记述右公德业。
暂息道山
1965年7月初，七星山墓园工程终将告竣。治丧大员开会商讨右公安葬大典事宜。治丧会议决定谨择是年7月17日暂将右公灵榇安葬于八拉卡墓地。
安葬典礼于7月17日晨7时半开始，先在市立殡仪馆举行家祭。此前6时起，即有数以千计人潮，从各方赶到殡仪馆，向右公灵榇致以最后的悼念。
晨8时整，由治丧委员张群、严家淦、谷凤翔、李嗣璁、王宗山主持启灵礼，张群主祭，陪祭者除治丧委员外，有黄国书、谢冠生、莫德惠、倪文亚、程天放、谷正纲、何应钦、顾祝同、蒋经国、张其昀、郑彦、罗家伦、田炯锦、王世杰、李崇实等数十人，读启攒文与行礼后，8时半启灵发引。
启灵时，五位治丧委员及亲友均肃立两旁，孝子于望德捧着右公灵牌先行。出殡行列：首由14辆摩托车分成两列，在前开路。接着是铭旌及乐队，继由120名士兵组成三军仪仗队步行引导，其后为褒扬令亭、遗像亭、执绋人员、治丧委员、治丧处工作人员、家属孝帏依次前进，灵舆及护灵队殿后。当出殡行列由市殡仪馆出发经民权东路至中山国校时，沿途市民伫立两旁，瞻仰右公灵柩者不下数万人。
于右任先生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４日日记
出殡行列抵达中山国校门前时，孝家跪地，敬谢执绋人员，并请回驾。其余改乘专车自中山国校门前经中山北路、圆山、士林、阳明山直达大屯山八拉卡右公墓园。
右公灵柩在上午10时25分，由灵车运抵海拔800余米的八拉卡墓园，斯时天气转阴，云雾笼罩，深山遍野茫茫一片。
10时50分，告窆礼开始举行，鸣炮、奏哀乐以后，张群献花，读告窆文。10时55分封穴，所有与祭人员在墓前行三鞠躬礼后，典礼即在哀乐中完成。自是右公长眠在面对台海与大陆的高山流水之间了。
至11时，蒋介石先生来到右公墓前致祭。长公子于望德及次媳于周宝珠均匍匐墓侧，向致祭者答礼叩谢。上午11时半，与祭人员始离墓地。大屯山上仍云雾缭绕。
立像与建馆
右公治丧活动后，前为右公发起祝寿的台湾86个民间团体及学术机构，为求永久纪念，曾于1964年11月16日集会，决定发起为右公立铜像一座，表示崇敬，藉垂来兹。会中公推李玉为主任委员，李子宽、王惕吾、谢仁钊、王竹一、陈勉修、陈建中、陈逢源等为副主任委员，并选出常委16人，共同负责募款及设计事宜。后公开征求铜像模型，以青年雕塑家陈一凡所塑右公半身像最为逼真，旋委托陈君负责建筑，并以其模型陈列历史博物馆人像陈列室。立像地点洽定于台北市仁爱路四段与敦化南路圆圜中，以供后人瞻仰。
又，台湾登山协会为了表示对右公崇敬，并本右公遗愿，决定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峰顶兴建纪念碑及铜像，永留纪念。该会仍委托雕塑家陈一凡先生办理此事。如今，台湾第一峰玉山之巅立有右公雕像。
右公生前好友余井塘、杨亮功、程沧波、王新衡、端木恺等为使右公遗作遗物永远保存，决定发起建立“于右任纪念馆”一座。地点即以右公台北市青田街旧宅作为馆址，保持原状，且资凭吊。
纵观于右任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爱国主义始终是一条主线。原民革中央主席屈武乃右公之婿，他为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来大陆第一次出版于先生的诗集撰写序言，其中写到：
正如众所周知，于先生是国民党元老，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他出身贫苦，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推翻清廷的辛亥革命，其后又参加了反袁和护法诸役。在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拥护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革命失败后，又与何香凝、经颐渊、陈树人诸先生发起组织“寒之友”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四一二”事变后的腥风血雨中，他还是有所不为，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赞同团结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胜利之后，他反对内战，赞成和平；一直到全国解放前夕，他希望能留在大陆，都不是偶然的。……这本诗集中所收的第一首诗《杂感》，就是于先生在青年时期所写的，诗中寄托了他对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感慨，表达了他要拯祖国于危亡、登斯民于席的宏图大愿。到了晚年，他羁留台北，境况凄凉，心情落寞，怀念大陆之情十分殷切。辞世前两年，他发出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的哀叹，这种强烈地怀念故土亲人的感情，摧肝裂肺，表达了去台人员的共同心声。……他辞世前欲回大陆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他的灵柩也只能暂厝异乡。这种生不能骨肉团圆，死不能安息故土的历史悲剧，一定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屈武先生的这番话应该说是对右公一生十分公允的评价。
（摘自《纵横》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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