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文化批判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点了吴晗、翦伯赞的名，说他们是反共，是国民党。他在讲话中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文化部门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连同康生单独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他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他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他还说：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他还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就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3月31日，康生回北京向周恩来、彭真详细地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三次谈话。
毛泽东三次谈话之后，形势急转直下。4月1日，张春桥拿出了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罗列了《提纲》的3条罪状。4月2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被中宣部“扣压”的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4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自此，报刊上批判吴晗的调子又提高了，态度也更为激烈。
在多次点名批评后，毛泽东决定要撤销《二月提纲》。因为这个提纲是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要撤销它，从形式上来讲，也得由中央会议正式通过。当时，刘少奇不在北京，毛泽东便指示康生，通知正在陕西视察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迅即回京，电文称：“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既然是毛泽东的意见，而且从形式到内容都已规定好了的，邓小平当然只有照办。4月9日到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并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中的“严重错误”。陈伯达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彭真的“严重错误”。会议决定：第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第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康生指定王力根据会议决定起草了一份只有一句话的通知：“中央于2月12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通知”送到毛泽东处，他阅后很不满地说：“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销。应当重新起草。”“《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毛泽东找陈伯达另行起草《通知》。
4月12 日，陈伯达起草好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草稿，送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毛泽东仍认为太简单、不满意，提议为此专门成立一个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组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康生提议，除写《通知》之外，还要起草一个《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作为附件和《通知》一起下发。毛泽东同意了，并决定由陈伯达起草《通知》，康生起草《大事记》。
由于毛泽东两次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4月10日至15 日，彭真连续召开北京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对“三家村”问题进行自我批判，争取主动。4月16 日，《北京日报》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发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并加了“按语”。“按语”把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一些作品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称他们三人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指责他们“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按语还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我们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按照毛泽东思想，铲除毒草，克服错误，在本刊、本报对‘三家村’、《燕山夜话》展开严肃的批判。”在这个按语之后，又重新发表了吴晗写的《赵括和马谡》、《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两篇文章；邓拓的《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怕鬼的‘雅谑’》及《史和戏》。之后是将近两版的揭发文章，题目是《“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
在全国先进刀具观摩推广队的座谈会上，代表们发言，严厉批判“三家村”。
在《北京日报》发表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文章的同一天，毛泽东再次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宣布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4月22日至24日，毛主席在杭州又一次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22日下午的讲话中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得很广泛。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毛泽东还针对《二月提纲》关于“有破有立”的观点说：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破中有立，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要彻底地破。24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反复审改的《通知》改稿。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海瑞罢官》的批判进入高潮。1966年5月间，已经开始批判“三家村”中的邓拓。有一天，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向达进城开会，会后和夏鼐一起到东安市场的和平餐厅用餐。向达说：“辰伯真害人不浅!他写了一本戏，害得我好几次远道来城里参加批判会。”又问夏鼐去过吴晗的副市长“官邸”没有。夏鼐说从来没有去过。向达叹口气说：从前我经过他家时，门前总是停着几辆小轿车。今天我经过时，双门紧闭，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了。夏鼐听了，深有所感。回家后写了一首打油诗《赠吴晗》：“史学文才两绝畴，十年京兆擅风流。无端试笔清官戏，纱帽一丢剩秃头。”诗稿还没有寄出去，吴晗的处境就越发恶化了。后来夏鼐将诗稿毁掉，深恐被发现又得多挨一次斗。
根据毛泽东的安排，从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问题。为了宣传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解放军报》于5月4 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称当前文化战线上的大论战是一场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同吴晗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组织撰写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署名“高炬”。文章说：“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用吴南星署名写的《三家村札记》，充分说明了，在我们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持《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一定要抓住它，识破它，戳穿它，剥掉它的画皮，让邓拓这一小撮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仅《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要铲除掉，《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以及《长短录》中的毒草，等等，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都要一一铲除，毫不例外。”
同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指责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文章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暴露了。《前线》和《北京日报》才匆匆忙忙地扯起《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面旗子，发表一批材料。所谓‘展开严肃的批判’是假的；收紧阵地，实行掩护，才是真的。”文章指责《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载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合股开了黑店”，继《海瑞罢官》之后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地向党进攻。文章称：“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的指使，受到什么人的支持，受到多少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全国报纸奉命转载这篇长文。
同半年前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时相比，中国的政治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那时，姚文还不得不称吴晗为“同志”，并且在文章发表后，吴晗等人可以在报上发表申辩的文章。这次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尽管何明的文章最后表示，其观点如有错误之处，请《前线》和《北京日报》“批评、指正”， 但这已不过是摆摆样子罢了。
5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一口咬定邓拓“是一个叛徒”。同日，北京市委即派人通知邓拓在家停职反省，并停发给邓的各类文件。面对打击，邓拓对爱人丁一岚说：“我的历史问题相信党组织会弄清楚的。我被捕以后没有干出对不起党的事，历史是可以查的。我要申辩。”
在这一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陈伯达起草、毛泽东做了八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通知》是5月16日通过的，人们习惯上称为《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宣布文化革命要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五一六通知》下发的次日，即1966年5月17日深夜，邓拓给彭真、刘仁并北京市委留下一封长信，自杀身亡。成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高级官员。
(摘自《吴晗的后二十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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