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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尊严

2009-05-01 15:28:00 来源:书摘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图 我有话说

齐王?为大司马辅政,嵇绍为侍中,诣?咨事。?设宰会,召葛?、董艾等共论时宜。?等白?:“嵇侍中善于丝竹,公可令操之。”遂送乐器。绍推却不受。?曰:“今日共为欢,卿何却邪?”绍曰:“公协辅皇室,

令作事可法。绍虽官卑,职备常伯,操丝比竹盖乐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为伶人之业。今逼高命,不敢苟辞,当释冠冕,袭私服。此绍之心也。”?等不自得而退。

  (《世说新语・方正》)

在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下,由于权力高度集中,谁拥有最高权力谁就拥有了一切。于是,攫取最高权力就成了上层、尤其是王室成员梦寐以求的目标。兄弟相残,政坛翻波,也就成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屡演不衰的“保留剧目”。司马?当上大司马,是在他伙同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起兵诛杀篡位的赵王司马伦之后。没过多久,司马?又被河间王、长沙王攻杀。这场旷日持久的“八王之乱”,最后葬送了短命的西晋王朝。这些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嵇绍是嵇康的儿子。嵇康被杀于司马昭,但嵇绍却被山涛劝出来做了司马家的官,这时,在惠帝身边官居“侍中”。后来他舍了性命保护惠帝,成了晋室的“忠臣”,入《晋书・忠义传》。这也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司马?诛杀赵王司马伦之后,把被废黜的晋惠帝迎了回来,自己则以大司马之位秉持国政。名为辅政,其实大权独揽,惠帝本就近于白痴,这时更不过徒具名分而已,一切事宜都决于大司马,所以嵇绍虽在惠帝身边,有了事情还是要去请示司马?。

请示政事,正好到了吃饭时间,于是就在饭桌上边吃边谈,这是至今仍然沿袭的方式。司马?设“宰会”,有人疑心是“宴会”之误,因为“宴”、“宰”形近。有人以为“宰”即是“官”,“官宰”“宰官”都是官员的泛称。“宰会”就是设酒邀集官员聚会。好在意思都差不多,不必细辨。参加这次“豪华工作餐”、知道姓名的还有葛?、董艾等人。葛、董二人都是司马?的心腹,坏事样样有份,及至司马?被杀,他俩也都没逃得性命,这时则正在备受信用,春风得意之际。

专制政制下,固然也要有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去替上头办政事,称之为“六正”;但最为得势、最受宠信的往往是具臣、谀臣、谗臣、奸臣、贼臣、亡国之臣,他们在政事上常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在讨当权者欢心方面却颇为能干,名之曰“六邪”。司马?秉政之后,大兴土木,纵情声色,手下“六正”难觅,“六邪”尽多,正是葛、董之流用事之时。所以,一上酒宴,政事不谈,先撺掇着要嵇绍演奏乐器。这是一石二鸟之计。一方面讨好了司马?,一方面又想给嵇绍难堪。乐器送来了,但遭到嵇绍的拒绝。

嵇绍的父亲嵇康是音乐的大行家,当年临刑之际,索琴弹奏一曲《广陵散》,叹道:“《广陵散》於今绝矣!”然后从容赴死,曾耸动一时。嵇绍善于丝竹,当是家学渊源。今天的人不大理解嵇绍的拒绝,人大政协议政之际,文艺界的代表、委员不是常常要歌舞一番以庆升平么?领导人出访不是也时而要弹弹吉他、敲敲钢琴以展示才艺,并不觉得有失身份么?但今天或许可以,那时却定然不行。人要有尊严,要讲人格。对于士大夫,音乐可以是一种修养,一种学问,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一种特定场合的礼仪,却不能是娱人的伎艺。伎艺是优伶的事情,是卑贱的营生。在议政的场合,要一名高级官员奏乐侑酒,无异于俳优蓄之,是人格的侮辱。司马迁的《史记》中曾记载秦昭王与赵惠文王会于渑池时的一段故事:秦王倚其强势,要赵王鼓瑟,赵王不得已而鼓之,于是秦国史官记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令赵王鼓瑟。当此之时,赵王的随从官员蔺相如舍了性命逼着秦王敲?,也命史官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这才找回了面子。否则,赵国国君为秦王演奏,国格何在?嵇绍面临的局面也如赵王。如果他慑于权势,为司马?演奏,便失去了官格也失去了人格,使自己沦为俳优之流。如果他抗命不从,就可能招来不测之祸,而葛、董二人正等着看他的笑话。

嵇绍不愧为名门之后,善于应对。他对司马?的回答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先说您现在辅佐皇上,做事都要让大家能够仿效。接着又说,我虽然官不大,但毕竟是天子左右亲近的官员,不能穿着先王的法服作优伶的工作。意思是,如果那样做,成何体统,叫人如何效法!然后又把话锋圜转回来道:但是您今天的高命我也不能随便推辞。奏乐的事得等我脱去官服,换上便装时才成。这一番话,说得入情入理、义正词严,司马?一时也无从发作,葛、董之流讨了个没趣,便讪讪地走了。《世说新语》的作者大概觉得嵇绍能够守正不阿,所以把它记入了“方正”篇。

嵇绍这个人,因为他父亲被司马家杀了,而自己却当了司马家的官,最后还为司马家一个弱智皇帝死节,历来颇有争议。他到底该不该出来当官?当了官是不是大逆不道?山涛同嵇康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他为嵇绍设计的道路是否是对嵇家进一步的陷害?这些问题需要专文讨论,这里叙述的事情,只是表明嵇绍虽然出来做了司马家的官,但仍然爱惜羽毛,时时维护着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保存着一份家传的傲骨。

今天的社会说是已经同过去完全不同了,其实未必。长期的专制主义传统,使得上级与下级之间,并不完全如我们希望的那样,形成一种为了共同目的平等协同的关系。相反,由于权力的滥用,下级于上级呈现着某种人身依附的状态。一些没出息的人为了自己的某些利益,千方百计讨好领导,也如旧时的“六邪”,而这样的人也一样得到某些领导的宠信,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在这些方面,我们实在去古未远。

一些职位相当重要的领导,朝朝寒食、夜夜元宵,整日充当陪酒侍者。做官不操心于政事,只是在首长鞍前马后效力、讨好、捧场,实在应感到羞耻。比较起来,不管做什么工作,若能尽心于公事并像嵇绍那样尊重自己官格与人格,就总还算有一点傲骨的传承。《广陵散》是否真的“绝矣”,嵇康说了不算,嵇绍说了不算,永厚先生题道:“终不继响了”――恐怕也还不能算。若是真的“而今而后,已而已而”,那时再说不迟――至少我还存着希望,因为大匠虽逝,典型犹在;大音虽稀,遗响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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