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多地少。亚洲国家现代化――农民市民化，有两种不同的模式――日本模式和菲律宾模式。日本模式，就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由农民组织起来自主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综合农协”模式，农民分享农业和农村经济收益。在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会自主选
“公司+农户”，不能增加农民收入
增加农民收入一直是党和政府农村政策的核心目标。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呢？中国政府的核心措施之一就是发展现代农业。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呢？政府文件中所指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就是“公司+农户”。其核心措施是：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让农民做股东和农工；或者农民成为公司的佃户，或者农民成为公司的“计件工”。
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真的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吗？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不可以！从理论上讲，“公司+农户”的结果，就是农民被迫从加工业、运输业、流通业、储藏业、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农村金融、土地“农转非”收益等领域退出，让位于资本家，农民只能搞种植业和养殖业，甚至养殖业都不能搞了，如养猪和养奶牛就正在迫使农民逐步退出――公司化养殖。这样的农业现代化，结果只能是农民只获得种植业和少量养殖业收入了，农民收入会随着所谓的农业现代发展而下降。从实践上讲，最近一些年，农民收入的增加部分，主要是劳务收入，扣除农民家庭的“农民工”收入，农民收入是下降的，这有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证明。严格来讲，“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其收入是不应该统计在农民收入之中的。那就是说，最近几年通过“公司+农户”推进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的做法是不成功的！
2003年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2007年达到最大3.32∶1。这其实也证明最近几年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不是完全有效或失效的。没有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不是检讨农业现代化――“公司+农户”模式的弊端，却认为是土地流转不畅，导致农业现代化――“公司+农户”――资本下乡的步伐太慢。这样的想法，和20世纪30年代的菲律宾有许多相似之处。
菲律宾衰落与日韩等崛起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菲律宾经历了3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典范”，现代化水平仅次于日本。在菲律宾快速发展时期，香港、台湾、韩国、朝鲜的大量劳动力输出到菲律宾就业。
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人民生活日趋艰难。今天的菲律宾，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10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总计约800万人在海外打工，仅在香港就有70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菲律宾女佣。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亚洲的新典范。
菲律宾的日益衰落和日韩及台湾地区的快速发展，原因也许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怎样对待农民、农村和农业。在学界，很多人都在研究中国“拉美化”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将菲律宾和日韩及台湾地区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在人口密集、农民占多数、人均资源少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到底该走什么道路？中国是该学欧美，日本，还是菲律宾？这是需要讨论的重要话题。
不同的道路，不同的结局
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在美国的影响下，菲律宾师从美国，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精英阶层坚定认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和农村。
在菲律宾政府和知识精英的主导和支持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被迫失去土地做资本家的农业工人。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资本家和地主所需要的农业工人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了城市。
但随着冷战趋缓，城市的就业岗位增长下降，进城的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军人走上政治舞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反过来失业更加严重，以致恶性循环。菲律宾的劳动力源源不断输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及世界各地，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五个快速转变：农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工人问题，失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社会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国内城乡矛盾快速转变成了国际贸易摩擦。应该说这五个转变导致菲律宾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和冲突，政治出现严重腐败和对抗，经济完全受制于国外。基于菲律宾上述情况，很多研究菲律宾的人都认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错误，是导致菲律宾由“亚洲典范”走向“亚洲病夫”的主要原因之一。
菲律宾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曲折之后，认识到了本国现代化道路的错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师，收购土地资本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和流民，这项改革至今还没有结束。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同样是人多地少，且同属美国势力范围的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却迅速崛起。当然，菲律宾走向衰落和另外三者崛起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它们选择了和菲律宾完全不同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日本模式”，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模式”不是依靠资本改造和消灭小农，而是在土改的基础上，在限制大资本下乡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都由农民协会主导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还几乎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市场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限制大资本下乡，大约经历了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有限制地准许大资本下乡是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基本实现之后的事情。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地转移只许在农民之间进行，没有出现过小农在短期内大量破产的现象；农村劳动力转移更不是被迫的，进城的农民和城市居民都同等享受国民待遇；农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是基本相当的。它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逐步减少，但没有出现农民工问题；农村经济比例逐步下降，但没有出现农民贫困问题；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但基本没有出现污染和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在它们崛起的过程中，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政局稳定。
比较菲律宾和日韩及中国台湾地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道路是有效的，并能达成一些共识。
首先，人口密度较大的农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选择对全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选择资本消灭小农的道路，农民将被迫非农化，劳动力价格会非常低，虽然有利“吸引外资”，但内需会严重不足，国家经济自主性不强，社会和环境等问题也会非常多，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选择小农合作（组织化）发展道路，农民自主非农化，农民和工人收入会同步增长，内需会随着发展而扩大，经济自主性强，各种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其次，农村人口基数较大，减少农民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经济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要保护农民分享农村经济（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储藏、流通、生产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土地农转非和交易等）的收益，而不应该假现代化之名，行抢农民饭碗之实。否则，会出现菲律宾式的“五个转变”。
第三，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是非农民。最关键是要帮助农民提升能力、保护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头脑、增强农民经济实力，而不是靠资本家救农民或带农民。指望资本家救小农是靠不住的。
第四，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如果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综合农协没有“农信部”（农协收入的85%以上来自“农信部”，“农信部”是综合农协的核心，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用了100年左右，限制私人资本下乡办金融，也限制官办“农村信用社”，目的就是扶持农民自主金融发展），综合农协就没有生命力；农民的金融自主权，还是实现和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基础。保护农民首先要保护农民的金融自主权，它们用了数十年，甚至近百年时间保护农民的合作金融，限制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台湾乡村出现私人银行只是近十年左右的事情。
中国农业该走哪条路
亚洲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同样的特点――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依靠资本改造小农和农村，是难以走通的道路。中国主流话语是从欧美留学归国人员创造的，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菲律宾话语十分相似，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台湾地区也出现过，但台湾地区及时发现了问题，阻止和纠正了错误政策，选择了“日本模式”。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政策已经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
后果之一：小农依赖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长此以往，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安居乐业，减少农民也不可能，城市化就会彻底失败；如果没有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小农就会大面积破产，“五个转变”就不可避免。
后果之二：中国农村经济占GDP总量的12%弱，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大约占5%?6%左右，只有这5%?6%是农民的，其余都被非农民占有了。5%?6%的GDP，要养活60%多的人口，是不可能的。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全面小康是难以实现的。
后果之三：中国农民正在失去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国内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逐步被跨国农业集团占领，国外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被进入中国的境外资本“高科技农业园”抢占。可以预见的是，保护市场和抢占市场的斗争将非常激烈，贸易摩擦将会非常突出，国内问题转化成国际问题将是不可避免的。
毫无疑问，中国应该学习的是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模式，而应该避免走菲律宾失败的老路。因此，我们必须纠正或修正一系列农业政策。
纠正“扶持龙头企业带小农”的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
纠正扶持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服务小农的政策，归还农民的金融发展权，并优先扶持农民合作金融的发展；
纠正扶持日韩等农业资本集团在中国建“农业园区”、利用中国廉价土地和劳力生产同质农产品抢占中国传统市场的做法，大力扶持中国农民组织和企业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在日韩和欧洲市场份额；
纠正鼓励跨国集团并购中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外国农产品抢占中国市场的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农产品加工业的主力军，扶持中国企业并购外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抢占外国市场，并确保不丧失参与主要农产品的定价权；
废止现在的征地制度，在落实《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基础上，保障农民土地所有者地位――让农民拥有分享土地“农转非”增值收益和土地资本化收益的权利。
（摘自《大气候：李昌平直言“三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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