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文坛引起轰动的，还有话剧《于无声处》。这部话剧为人们所重视、所欢迎，主要在于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愿望。
1978年文坛上，还有两部话剧备受关注，这就是苏叔阳的《丹心谱》和宗福先的《于无声处》。相比而言，后者的影响更大些。
《丹心谱》选取了l975年四届
故事发生在1974年秋，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主持了四届人大的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向著名老中医方凌轩了解防治冠心病新药的研究工作，这给年迈的方凌轩很大鼓舞。他回到家中，向家人和多年知友丁文中说起了这一喜讯。尽管丁文中与方凌轩的学术观点并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颗为祖国医药事业献身的丹心。
方凌轩研制的防治冠心病新药需要进行试验，受“四人帮”赏识的“风派”人物庄济生，却向他传达了卫生负责人的指示，以反对为“城市老爷”服务为名，下令停止新药方试验，还亲自制造了试验中动物突遭死亡的事故，借故封闭了试验室，企图阻止新药的研制工作。庄济生还以他和方凌轩的婿翁之情，劝说方凌轩放弃试验。研究所党委书记李光，因支持方凌轩的试验被批判并下放；方凌轩的学生郑松年也受到迫害。此时的方凌轩是深夜难眠，心绪纷乱，突然，家中的电话铃响了，方凌轩拿起了电话，从话筒中传来了周恩来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周恩来关切地问起他的身体，又询问新药试验情况，并明确指示这是一项对人民十分有益的工作，不仅不能停止，而且要加强领导，充实人员；周恩来还向方的老伴了解家庭情况，要其多关注方的健康。这给方凌轩以巨大的鼓舞，经过艰苦努力，新药终于研制成功，而就在此时，他们听到了周恩来去世的噩耗。
《丹心谱》的作者苏叔阳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后来以业余作者的身份借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写剧本。据苏叔阳回忆：
“当时我还是一个业余作者，借调在北影写剧本，我的电影剧本《火热的心》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未能投入拍摄。当时还被当做‘反革命分子’的老艺术家戴浩冒着风险把我介绍给司徒慧敏(当时刚‘解放’尚未恢复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和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胡宗温，决定把《火热的心》改成话剧，由北京人艺上演。这自然费了一番周折，这是解放以来第一次把知识分子当做正面人物赞美，歌颂他们怀念周恩来、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坚持操守的话剧，激发了北京人艺的艺术家炽烈的情感，戏演得格外成功。还在排演的时候，各地的同行就来观摩，演出后连演不衰。可是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政治暴风，吹得我们心情紧张。据说，这个戏，是借怀念周恩来批评毛主席。而且，歌颂领袖也得排排队，不能先歌颂周恩来，有的甚至说要查查作者。”
就在《丹心谱》受到责难的时候，有人建议苏叔阳给王震写信，请他来看戏，因为王震历来关心爱护知识分子。王震果然来了，而且在看戏时非常激动，还建议加上一句台词“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卫生路线”，这样别人就不能说什么了。尽管如此，有关的领导还是一直不表态。后来，邓小平看了这个戏的电视转播，并称赞说这个戏是个好戏。
有了邓小平的这个表态，《丹心谱》的上演也就一路畅通了。
《于无声处》的故事发生在1976年夏天，备受“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梅林和儿子欧阳平赴京路经上海，来到昔日战友何是非的家中。没想到何是非为了个人功名利禄，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不惜写假旁证，把在战争年代的救命恩人梅林诬陷为叛徒。何是非的女儿何芸是公安人员，正在奉命侦缉一个散发天安门广场革命诗抄的“现行反革命罪犯”，这名“罪犯”不是别人，正是何芸等待了九年、音讯全无而至今仍热恋着的情人欧阳平。
戏是从梅林和欧阳平来到何家开始的。全剧一共只写了六个人：何是非，何是非的妻子刘秀英，儿子何为，女儿何芸，梅林和欧阳平母子两人。何为是一位正直的要求上进的外科医生，但在“四人帮”的淫威下，变得玩世不恭。刘秀英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小学教师，她一辈子教孩子说真话，但有一次却在无意中发现何是非把梅林出卖了。九年来，她一直处在难言的痛苦中，每次当她鼓起勇气要说真话时，何是非总说她有精神病，说疯话。戏的最后是在何是非又一次向“四人帮”告密，出卖欧阳平，而刘秀英终于鼓起勇气，揭露了何是非的卑劣面目，何为、何芸也在斗争中猛醒、振奋，他们与即将入狱的欧阳平互道珍重，并相约在胜利的日子再见，只有何是非被唾弃在舞台上。
《于无声处》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斗争。该剧的创作者宗福先，并不是专业人员，而是上海热处理厂的一名工人。他在谈到这个话剧的创作动机时说：
1976年那个令人难忘的清明节的第二天，我偶然地遇见了一个刚从北京来、路过上海的陌生的朋友。从他嘴里我才知道这些天在天安门广场上，首都人民为周总理举行了世界上最庄严、最圣洁的祭奠。他知道我想学习创作，临分手时说：“现在不是写东西的时候，可是你要加倍地注意观察。越是在这种时候，各种人的真实面目也就暴露得越充分，你把他们全都记下来，将来总有一天会用得着的!”
……终于，中国的大地上响起了十月的惊雷!
这就是我写《于无声处》的最初的所谓创作冲动。
宗福先当时除了白天上班，晚上还在工人文化宫业余小戏创作班学习创作。文化宫有业余小戏创作训练班和业余小戏表演训练班两个班。《于无声处》写完后，宗福先送给表演训练班的带班老师，于是由该班进行排练。经过两个月的排练后，《于无声处》于9月23日在工人文化宫上演。想不到，这出由业余作者创作，业余演员排演的话剧，演出之后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闻讯而来的人们争先恐后地购票观看，由于观众太多，几天后已是无票可买了。
《文汇报》记者周玉明得知《于无声处》演出的消息后，立即前去观看了演出，并请编剧、导演和演员进行了座谈，写出《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报道，发表在《文汇报》上。
《文汇报》总编辑马达看了这篇报道后，又亲自去观看了《于无声处》的演出，在和报社其他领导人商量后，决定将剧本在《文汇报》上全文刊登。
从10月28日起，剧本在《文汇报》上连续刊登了三天。一周后，中央电视台又在全国直播了上海演出《于无声处》的实况。
《文汇报》关于《于无声处》演出的报道及报纸刊登的剧本，引起了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的关注。他为此专程飞往上海，观看了此剧的演出。据说，上海市委领导陪同胡乔木看完戏后，胡大为称赞，问能不能见见作者。上海市委领导把宗福先找来。胡乔木见后问宗福先生了什么病，问得宗一头雾水。原来，《文汇报》记者周玉明在那篇关于《于无声处》上演的报道中，说他“出院以后一面喷喷雾，一面创作”，胡乔木把这个情节记住了。宗福先想起了这件事，便回答说得了哮喘。胡乔木听后，要他养好身体，多写几个好戏。
在胡乔木的推荐下，文化部、全国总工会邀请《于无声处》剧组于11月中旬来到北京公演。与此同时，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陈云在东北组小组会上发言，尖锐地提出，对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彭德怀问题，彭、罗、陆、杨问题，天安门事件等等重大冤假错案，要及早彻底平反。他在发言中还特地提到《于无声处》。
11月16日，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同一天，《于无声处》在北京公演，受到了人们的高度称赞。
《人民日报》还为此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 “以《天安门革命诗抄》、《丹心谱》、《班主任》、《伤痕》、《神圣的使命》和《于无声处》为代表的一批作品的出现为标志，我们已经看见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新高潮的潮头了”。
12月17日，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召开颁奖大会，嘉奖《于无声处》剧组。剧作者宗福先获得奖状和奖金1000元，剧组获得奖状和奖金4000元，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获得奖状一面。
《于无声处》的政治意义自然要远远大于它的艺术价值。人们喜欢它、称颂它，也并不在于它的艺术水准有多高，而在于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愿望。
（《春天――1978年的中国知识界》，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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