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１９４７年摄于云南大学
高举“整理国故”大旗的胡适，一直在静静观望着刘文典的努力。他预感到，这将是国学领域的一颗“新星”。作为旗手，他有责
事实证明，没有胡适，就不可能有刘文典的一举成名。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胡适不遗余力的支持，刘文典即便最终能够在国学界树立声名，恐怕也得延迟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刘文典写出了《淮南鸿烈集解》，胡适当然是第一读者。1921年9月24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刘叔雅(文典)近来费了一年多的工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大书。今天他带来给我看，我略翻几处，即知他确然费了一番很严密的功夫。”在同一天的日记里，他甚至不吝笔墨地夸赞道：“北大国文部能拿起笔来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与玄同两人罢了。叔雅性最懒，不意他竟能发愤下此死功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正是在这一天，因胡适的推荐看到了刘文典的这部书稿，因此考虑出版。
尽管在校勘《淮南子》之前，刘文典已经翻译出版过《进化与人生》、《生命之不可思议》等著作，但他毕竟只是个“学界新人”，出版界对于他基本上是不怎么买账的。因而从一开始，胡适就充当了刘文典的“经纪人”，全权代表刘文典与出版社进行谈判、洽商。刘文典就多次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淮南子》事，既然你这样说，典无有不依”。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在目前可查的刘文典写给胡适的四十余封书信里，有大量书信都紧紧围绕一个主题：让胡适帮助他与出版社就稿酬讨价还价，或者干脆是直接找胡适借钱。可以说，刘文典对胡适的信赖，是全方位的。
1921年10月16日，刘文典因为校勘《淮南子》购买类书、雇人抄写等用途找学校借了六百元钱，到了快要偿还的时候，可他的书还未正式出版，兜里没有分文。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给胡适写信，请他找商务印书馆的大老板张元济(号菊生)说情：“两三个月薪水一扣，典年内就无以为生了。典想拙作将来销路总不会十分错的，借重你的面子，和张菊生先生商量，垫几百元，总该可望办到。拙作比起平常的书来，费的心血也多些，将来定价也要贵些，并且价值比较的永远些，无论多少年后都可以有销路，究非那些风行‘一时’的书可比。先垫一笔款，早迟准可以捞得回来的，典想只要请你和张菊生先生一说，典目下这个围就可以解了。你对于典的事素来肯帮忙，这件事必定可以答应我的。”
过了几天，刘文典再次为稿酬垫资的事情给胡适写信：“典因此又起了一个奢望，看起来好像近于‘无餍之求’，其实和原议相差也不远。就是《淮南子》的垫款六百，加上《印度思想史》的二百，共计有八百元，如果拿二百，就可以凑成一千整数了。”从刘文典后来写给胡适的信件中看，胡适果然十分热心地为他与商务印书馆进行了交涉。当年12月初，刘文典收到了商务印书馆预支的稿费支票。
到了后来，由于刘文典未能及时将最后几章校完，商务印书馆始终不肯将剩下的五十元稿费付给他。而北大也一直未能如期发放薪水，刘文典的生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只得再度求助于胡适，“弟之经济状况已濒绝境，务请你即刻替弟和他交涉一下(打一个电话即成了)，我向他开口，实在有些不好，请你援救我一下罢”。
除了充当“经纪人”与商务印书馆周旋外，胡适还逢人说项，毫不吝啬地夸赞刘文典的校勘功力。这让刘文典感到了莫大的鼓舞与温暖。l920年年初，在他刚刚决定进行校勘《淮南子》的时候，许多人听了，不由冷笑，认为这是他异想天开。现在看到胡适如此热情、如此肯定，那些曾经嘲笑刘文典的人“也热笑着问长问短了”。
在刘文典的委托下，胡适还专门将他已经校勘好的《淮南子》部分篇章，送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审阅。这其实也是让蔡先生“重读”刘文典，消弭刘文典“不出名”的尴尬。
1923年2月2日，就在《淮南子集解》(后定名《淮南鸿烈集解》)即将付印之际，刘文典又向胡适提出了新的要求：“拙著《淮南子集解》已经全部完成，许多学生们都急于要想看看，盼望早一天出版。现在就因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总要请你从速才好。至于文体，似乎以文言为宜，古色古香的书上，配上一篇白话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头上戴着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话也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做文言，也只得就是白话罢。”
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就几乎已经不再用文言文写文章了。刘文典的这个要求，未免有点强人所难。但胡适毕竟是胡适，他略作思考，最终爽然答应了刘文典的要求，“破天荒”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言文序言，为《淮南鸿烈集解》擎旗开路。
细读这篇序文，就可以发现胡适的良苦用心。这绝不是一篇随随便便敷衍朋友的“客套文章”，而更像是一篇气势磅礴、论证全面的学术论文。他要让这篇序文常留于中国文学史上，这样自然就让“刘文典”这个年轻的名字永远留在了文学史上。
在这篇文章里，胡适将尽可能的溢美之词送给了这位与自己同龄，但亟须掌声的北大新派教授。他说，“今日坊间所行，犹是百五十年前之庄逵吉本，而王、俞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数学人之享用；然则叔雅《集解》之作，岂非今日治国学之先务哉?”
对于刘文典“集解”《淮南子》的“精严有法”，胡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凡其所自得有与前人合者，皆归功于前人；其有足为诸家佐证，或匡纠其过误者，则先举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证附焉。至其所自立说，则仅列其证据充足、无可复疑者。往往有新义，卒以佐证不备而终弃之，友朋或争之，叔雅终不愿也。”总而言之，在胡适看来，刘文典这本《淮南鸿烈集解》的价值，“读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与方法之严而慎”，是足以在国学界博得相当声名的。
这样的评价，对于一个学界新人来说，未免有些“拔高”。l924年1月1日，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写了篇《读刘叔雅(淮南鸿烈集解)》，对刘文典的校勘提出一些补充和完善。十几天后，学界在安徽会馆公开举行戴东原(戴震)诞辰二百年纪念会，杨树达应邀到会，“余初坐东厢听讲，适之见余，邀往演台，并于彼之作序赞刘叔雅《淮南》书有所辩解，盖见余评刘文字也”。辩解归辩解，胡适依然觉得，给予学术新人一些必要的奖掖，并不是什么坏事。
1923年3月，正值学术界“开书目热”，胡适应《清华周刊》胡敦元等人的邀请，开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在“思想史”部分毫不犹豫地就将尚在印刷之中的《淮南鸿烈集解》写了进去，并且“加圈”重点推荐。
不出胡适的意料，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刚刚走上书市，就引发了“明星效应”。就连明确表态“不赞成”胡适所开国学书目的国学大师梁启超，在自己为《清华周刊》重新开列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竟也英雄所见略同地推介了刘文典的这本新书，“《淮南子》，此为秦汉间道家言荟萃之书，宜稍精读，注释书闻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颇好”。
鲁迅一向“主张年青人少读中国书的，或者干脆不读”，但在听说刘文典的新书正式出版后，也特意跑去买了一套。1924年2月2 日的《鲁迅日记》就记载，“往商务印书馆买《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六册，三元”。
《淮南鸿烈集解》的确有过人之处。它博采庄逵吉、王念孙、陶方琦、俞樾等众家校注《淮南子》之长，综合宋本、刘绩本、《道藏》本、庄逵吉本、尤本、俗本等优劣，重内证，辨真伪，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对《淮南子》做了校勘与评述，成为近现代学术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伴随着《淮南鸿烈集解》的出版，刘文典声名大振，一举成名。胡适在后来的代表性作品《中国思想史长编》里，再次不吝笔墨地夸赞了这本书：“近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著最完备，为最方便实用的本子。”周作人后来评价说，“他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集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甚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
刘文典本人对于这本“成名作”也异常看重。《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后，十年间曾三度重印。但是，刘文典并未因此而停歇，继续完善努力。在平常的读书、教学过程中，凡遇到与《淮南子》有关的新材料或新思考，总要记录下来。这些成果在他后来著作的《三余札记》、《宣南杂志》里均有所体现。1948年春天，正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刘文典，趁着课余闲暇，又用红笔将整部《淮南鸿烈集解》重新点校了一遍，留下二十余则眉批文字，都是新的校勘成果，为《淮南鸿烈集解》的传世殚精竭虑。
这颗由胡适精心打造的“国学新星”，就这样冉冉升起在20世纪初叶的天空中。
(摘自《狂人刘文典――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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