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0日下午，天寒地冻，一队北京知识青年肩扛手提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地走进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插队落户的目的地。老乡们都好奇地跑到街头观看，有个老乡惊讶地指着一个高个子叫起来：“哟，还有爸送娃的呢!”这个“爸”瘦高，老成稳重，大眼睛炯炯有神，头戴灰呢老头帽，身穿半新不旧的棉大衣，左手
朴实的老乡并不太懂“史无前例的‘文革’”，也不甚理解这“上乡下乡”是要干什么，只是热情地和我们叙家常，并称我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实际我只是老三届的学生，郭路生是老高中的。杏花村的这20个北京知青大多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学生，余下的便是各校不愿随本校插队跳槽跑过来的。譬如我原是北京女一中的，孙丽丽原是北京一?一中的，都是怕和原校那些战天斗地的革命左派在一起，就随人大附中的朋友们走了。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出身好、根红苗正的都参军或留城了。真正下乡插队的是平民百姓的孩子和所谓的狗崽子。杏花村就聚集了这么一帮人：黑帮高干、臭老九高知、靠边儿站中层干部和平民百姓的孩子。就是在这山西晋中的村庄里，我们结识了郭路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和这种背景的知青一起插队，使郭路生避开席卷全国的“文革”以及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从事了几年自由的诗歌创作。
杏花村的知青都尽力带去了各自的“珍藏品”，如外国名著、《外国民歌二百首》、唱片及电唱机和手摇留声机各一部，这些东西在当时都属于被禁之列。每天下工后大家分堆儿读名著、唱苏联歌曲。农村隔三差五地有电。逢有电日我们就用电唱机听唱片，无电日就用手摇留声机听，到处飘荡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流浪者》、《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把我们住的两排小农舍变成“文艺沙龙”了。我们这帮人都喜欢唱歌，一?一中的孙丽丽、人大附中的张燕林及我是主力。我们重唱轮唱，上工唱下工唱，唱遍了杏花村。老乡在田头上歇工时让我们唱歌，我们唱《山楂树》及我们喜爱的“文革”前少儿歌曲《小鸟在前面带路》、《山歌向着青天唱》等。老乡们说：“这些娃儿们唱得真怪好听的!”
但大家最感兴趣的事是听郭路生念诗。诗人朗诵诗歌的场地是我们那破旧的砖砌厨房，灶台上小油灯的微光映出诗人瘦长的身影。烧粥的大锅仍有余热，不断升出蒸汽。郭路生通常选一些自己的旧诗来朗诵，有时也发表新作。我们最爱听并一遍又一遍要求郭路生朗诵的总是《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因为它不仅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还表达了我们的感情。
郭路生是唯一念诗能把我们念哭的人。一次他朗诵《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我至今还记得那催人泪下的诗句：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当时有两个女生还没听完就跑出厨房，站在黑夜中放声大哭。凡是经历过1968年冬天北京火车站四点零八分场面的人没有不为此诗掉泪的。那时每天四点零八都有一班火车把北京知青送走。当时的电影故事片显示了这样的情景：在火车徐徐离站时，知识青年从车窗中探出上身，脸红得像打蜡的大苹果，人人手持红宝书，整齐地喊着：“毛主席万岁!”而实际情景是，在车上车下哭成一团。有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关在学校，连家也不能回，被工宣队直接押上火车。他们的父母抱着为他们备好的行李，来见最后一面，哭成了泪人。有的父母是剃了阴阳头的黑帮或反革命，被单位造反派押来见自己孩子最后一面。有的人当时就哭昏了，被抬到站东大铁栅栏门前临时设立的急救台抢救。随着汽笛的拉响，哭声顿时变大，知青们冲向窗口，每个人都像郭路生诗中所描写的――哭喊着想抓住一只手，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北京”。多少年过去了，每当读这首诗，我仍有像诗中描写的“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的感觉。再没有人能像郭路生那样生动确切地写出当时的情景和气氛了。对在那次别后失去父母亲属的或再不能回到北京的知青来说，那确实是“最后的北京”。
当时在农村，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茫茫，《相信未来》是我们全身心热爱的一首诗，是我们的强心剂。我们确实像郭路生描写的那样，以孩子的执著相信未来。诗是以低沉但坚定的情调开始的：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诗中气魄最大、情调最浪漫的是这四句：
我要用手指那滚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可杏花村的春天美极了，粉红色的桃花和白色的杏花开得绚烂一片，点缀了那古老的青砖瓦房。背景再衬上那青青的紫华山和山顶缭绕的白云，天然一幅古香古色的农家美景。这或许就是引发杜牧写出“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样佳句的原因吧。尽管这美景和当时的艰苦生活恰成反比，郭路生还是写出了优美的《新情歌对唱》。一天清晨郭路生在村里走，先是遇见一个叫二宝的眉清目秀的男孩子，骑在一头缓缓行走的老牛背上吹笛子。后来他走到果园，听到有人在头上叫：“路生!”抬头只见村里最漂亮的叫金莲的姑娘坐在桃花怒放的桃树上，脸比桃花艳。美景和少男少女激发了诗人的灵感，写出了《新情歌对唱》这首极富民间味道的诗歌。具体的词句已记不清了，只记得诗的风格很像《刘三姐》中阿牛和刘三姐的对唱，但比那更俏皮活泼。男方热切追求，女方连嗔带怪地拿糖。郭路生写诗的路子很广，他能写《还是干脆忘掉她吧》这类洋诗，也能写《新情歌对唱》这类土诗，而且都是写得韵味十足。由于多年辗转，我当时抄录郭路生诗的笔记本失落了，没法在这里引用原诗。希望《郭路生诗集》能早日出版，让更多的人欣赏。
郭路生还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而且自编自讲中外故事。讲中国故事，讲到清末年代客人们收到丰泽园赴宴的请帖时说：“这些人整整饿了三天呀，就是为了能多吃点儿。”这真说出了我们这帮长期肚里没有油水的人的想法。我们坐在昏暗的破厨房里，却被他故事渲染的气氛带到前门大栅栏，好似看到那些身穿长袍、留山羊胡的遗老遗少一脸道貌岸然，而私下却是勾心斗角、阴险毒辣。讲外国故事是用电影剧本的方式。他用蒙太奇手法把镜头拉来拉去，把我们拉得神魂颠倒。故事讲的是一位美国青年被上帝不断地变为各种人，尽管抗拒也无济于事，而且每次变后就会忘记他的前身是谁。一次他邂逅一位美丽可爱的女郎并深深爱上了她，便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我会变成别人的，请记住我这双眼睛，只有我的眼睛不会变。”结尾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小伙子已变成另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美丽女郎姗姗走过来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爱你!”小伙子诧异地说他并不认识她。女郎说：“可我知道你是谁，因为我认得这双眼睛!”最后的镜头是女郎挽起小伙子，两人在明媚的阳光下渐渐走远。这个浪漫的故事再加上郭路生绘声绘色的描述，使我们听得心旷神怡。
郭路生还爱开玩笑和编顺口溜。一次晚饭时他笑嘻嘻地走进厨房，说要告诉我们他找对象的标准：“一要出身好，出身不好父母不同意；二要心眼儿好，心眼儿不好我不同意；三要长得漂亮，长得不漂亮――”他用手扫一圈儿男生，“哥们儿都不同意。”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郭路生在杏花村没和任何人红过脸，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因为他年纪大些，大家有事也爱找他倾吐或商量。当我们几个女生说到命运太惨，生活太艰苦时，他就会给我们讲他曾扮乞丐体验生活，白天沿街乞讨，晚上露宿街头的经历。他说真的苦不是生活艰苦，而是受侮辱。他还鼓励我们向前看，这也是我们常常要他再给我们朗诵一遍《相信未来》的时刻。
郭路生沉思构诗时特别严肃，任谁叫他或和他开玩笑也不理，可在其他时候却大大咧咧。一天早晨他扛着锄头上工，裤子后一个破洞忽闪忽闪。我大叫一声：“路生，裤子后面有个大洞。”他脚不停，只是回头眯起双眼，用他玩笑时惯用的诡谲表情说：“没事儿，又不找对象。”焦援朝的妈妈马瑞莲阿姨曾来杏花村看他。这位副部长夫人一点儿架子没有，把每个孩子都审视一番，想帮上一把。看到郭路生裤子上的大洞，她拿起来坐在炕上就补，边补边问他的诗的事，因为她的耳朵里早已灌满了关于诗人的故事。郭路生红了脸，说什么也不承认自己写过什么，连连说自己只是瞎写。马阿姨不信地摇摇头感叹：“这孩子多好!干活儿那么苦还不忘写诗!”这下把郭路生闹个大红脸，把我们全逗乐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郭路生在长辈面前羞涩得像个孩子。
郭路生不仅写一手好诗，干活儿也能吃苦。他在插队时很少缺工，样样农活儿都努力去干。他说吃苦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村里的老乡喜欢他的随和、平易近人和幽默，都亲切地直呼他“路生”。他的诗才在村里出了名，尤其受村党支部书记唐庆信的看重。这个壮年汉子是复员军人，见过世面，识文断字，是个通情达理的大好人。当时我们住的院子里有一棵锯倒的大树。我记得好多次看见郭路生和唐庆信蹲在粗树干上，一边抽烟一边聊什么。一次唐庆信对我们说：“路生这娃儿，可不是一般人，有学问哪!”山西省汾阳县自古是个有文化的地方，敬重有文化的人。老乡们尊重郭路生，说：“路生是文化人儿!”郭路生的名声和诗歌很快传遍了方圆百里。附近公社及大队的北京知青纷纷来拜见诗人，和他谈诗，使我们杏花村快成了诗圣朝拜地了。这种活动多是在下雨天歇工时才能进行，来者多是男生。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身穿破棉袄、腰间系草绳(当年知青的典型装束)的男青年，迎着细雨，踏着泥泞，走上通向我们住处的小土坡，破得开了花的棉袄遮不住他们洋溢的青春及脸上透出的知识气息，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风度翩翩。
郭路生的名字很快如春雷一般轰隆隆地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地方。他的诗不但在陕西、内蒙广为传抄，还传到遥远的黑龙江兵团和云南兵团。于是，不断有人给郭路生写信。有索诗的，有谈诗的，有对诗的，更有崇拜他的女性写信求爱并寄来照片的，有些还是名人之女。郭路生还险些因为诗而大祸临头。据说有一个内蒙知识青年为投机政治，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并附上郭路生的诗抄，说“当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决心作脱胎换骨的改造时，竟有人写这种资产阶级的、消磨革命意志的诗……”此信一直送到当时的“文艺旗手”江青手中。幸好江青看后只是轻蔑地说：“不过一个小小的灰色诗人而已!”就撂下了。没人能证实这段传闻，但足可说明当时郭路生的名声之大。
郭路生在杏花村只待了两年，但对许多人都有不小的影响。我从郭路生处受益最深的是他介绍给我的1968年在中国并不出名的一本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深深地被老人与鲨鱼搏斗的精神所感动。从杏花村到汾阳县、太原、北京工作直到去英国和来美国留学，我一直用这种精神激励自己。由于是从那个年代起步，又“具备”了狗崽子的身份（作者是翻译家戈宝权之女），我遇到的挫折和困难之多可想而知。每当我处在低谷，就会想到《老人与海》中老人怎样在风浪中拖拽着大鱼，哭喊着咒骂那成群的鲨鱼把大鱼身上的肉一片片吞噬，最后拖回岸上的只是一条鱼骨；同时又会想起郭路生问我：“你觉得老人败了吗?没有，因为他试了!”就是本着这种“拖回一条鱼骨也要试”的信念，我才能多次从低谷中走出来。有人问我为什么会这样百折不挠，我总告诉他们因为我在插队时认识了一个叫郭路生的人，这人竭力推荐给我一本叫《老人与海》的书。我就是用老人与鲨鱼搏斗的精神，以工农兵学员的知识基础，先去英国留学，拿到英国文学硕士，现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主管国际销售。之所以有今天，我要感谢郭路生。我过去的路有成功有失败，我没拖回一条全鱼，但我拖回的绝不是一条鱼骨。郭路生，谢谢你，我成功了，因为我试了!
在杏花村插队的日子里，我们情同手足，真诚互助，这一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称自己为“杏花人”。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杏花人”陆续回到北京，最起码每年12月20日我们都要聚会，庆祝我们的“杏花生日”。一次赶上郭新生(路生弟弟)去欧洲开会，大家硬是推迟了聚会等他。但是我们的诗人郭路生病了，总不能参加我们的聚会。80年代中期的一个大年初三，焦援朝的父母在家设宴招待“杏花人”，郭路生因病不能前往，我们每个人都在电话上和他说话。他说他身体不好，但声音还是那么热情，语句还是那么幽默。我们都未报家门，让他猜。他不但猜得准，还记得每个人的轶事。他听到我说话后马上说：“你是猫!”(我的小名是“猫咪”，“杏花人”都直呼我小名)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最后见到郭路生是随后的一个夏天，我们在张燕林家聚会，郭路生身体状况较好也去了。大家要求他念诗，他站起来念了两首新诗。只记得一首题目似乎是《我愿》，把自己的感情形容成蓝天的白云或是电闪雷鸣。郭路生的到来确使大家高兴万分，笑声叫声此起彼伏。那是最后一次见到郭路生，那次的照片也是 “杏花人”和郭路生的最后一张合影。
一晃已是1997年。年前，我收到“杏花人”的来信。他们在北京一家餐厅过了我们“杏花人”的28岁“生日”。可是我们的诗人因病仍未能前来聚会。从插队到现在28年过去了，但郭路生在杏花村知青厨房朗诵诗的形象，像一幅油画似的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窗外是漆黑的夜，厨房里小油灯的微光在轻轻跳动，年轻瘦高的郭路生身着褪了色的布衣布裤，面对坐在水桶和番瓜上的听众，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中闪烁着热情的光辉，右手高举向前方，充满感情地大声朗诵着：“相信未来!”
（摘自《持灯的使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定价：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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