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当我踏上香港的土地，来到轩尼诗道上的香港《大公报》的时候，我心中冒出这个问题：“我究竟是谁呢?我怎么会给它写了这些年的稿子呢?”
此际，是我第一次到香港，但此前我给这家报纸写稿已有近二十
父母作为一代的名记者，我对他们写作上的特征，却是从他们的老朋友处得到的。十多年前，北京大学的金克木教授就当面指点过我：“你父亲是个学者型的记者，他采访过许多而且是很大的民族资本家，一写就是八千一万字，占报纸大半个版；你母亲呢，则是诗人作家型的记者，今天学她的年轻记者很多，对你父亲似乎是忽略了……”萧乾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认为我父亲三四十年代写的那些经济通讯，其中既有大民族资本家的形象，同时就事件本身来说，也是那个时期金融资本活动的明证。我这么一听，立刻回想自己写作的历程――前期比较注意抒情，因而和母亲比较接近；后来进入到梨园深处，以学术观察世界的时候多了，就觉得和父亲靠近了。上海的音乐家陈钢说自己有三只耳朵，巧了，我还在上海出版过一本《第三只耳朵》的书，我也是赞成多一只耳朵的。但我的说法与他不尽相同，我是希望一只耳朵能够听清作家的声音，第二只能够懂得学者的声音，第三只呢，最好能够学会理解记者的声音。我为自己一辈子没当过一天记者而遗憾。记得幼年时节，第一个目标就是当记者，谁知道高一时碰上了整风反右，父母双双落网。就凭我这出身，在那个年月只能彻底死心。一直到“文革”结束，我的好日子这才到来。我回到北京，是中国京剧院把我调回来的，我不能忘恩，就好好干京剧吧。结果上去了就下不来，就游荡着研究了梅兰芳文化现象直到如今。我很快就退休了，赢得了自由，今后的时间是我自己的，想干什么干什么。我曾试探着给《北京青年报》干过几次，深入北京城改的第一线采访了几次，回来写了一组连载文章。今后呢?我是否把这“兼职记者”的活动范畴再扩大呢?我眼光对准了香港《大公报》，那是我的老家，我也给他们写了十多年的散稿，今后是否能写出更多也更像记者的稿子呢?
《大公报》如今地点在香港，表达方式和国内不同。也正因为如此，我或许反而能写出一些适合它的文章来。原因很简单――我是《大公报》的孩子啊！我这样说，大概有人会反驳我：“你没在报社干过一天，能说清《大公报》是怎么回事吗?”的确，若真问我《大公报》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几个历史阶段又是什么?――对此，我还真可能说不全。可我毕竟在《大公报》那一群老记者的俯视下生活过好几十年，除了我父母，还和至少三五位前辈有过不浅的忘年交。我听过不少他们之间下意识的谈话。虽然是闲谈，但越是这样的无意，反而可能越发地真实和深刻。
记得母亲说过，报社老板“不太管”记者，就让记者满世界去跑。等跑上一个时期了，所有的记者就会形成对比――有成绩的提职加薪水，没成绩的脸上自然不好看，要是再不努力，都不用老板发话，自己就卷铺盖走人吧。这不是很好么，也可以叫做“无为而治”吧。让记者以工作实绩说话，这比什么都好。再一个我以为是经验的东西，就是很注意培养记者在读者中的威信。许多读者就是为了看某某记者的文章而长期订阅的。这恐怕在今天报纸中是做不到的。
我觉得自己能有这样一种“三三制(作家、学者、记者各占三分之一)”的思路，这本身就是一种自觉，三个“三分之一”相加，是会大于一个“一”的；同时也知道在我的余生中，哪些事情是值得干的，哪些事情则是不太值得干的，还有哪些事情虽然很诱人，却是根本无须搭理的。
再说一句：我还是《大公报》的孩子!如今到了香港的轩尼诗道，就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当然，作为职业写手更重要的家，还应该在大陆，在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之上!
你是这样的人
―― 忆张季鸾前辈
作为《大公报》的后人，没有不知道与不尊敬张先生的。但非常可惜，几十年来我从没读过张先生的文章，一篇也没有。一是无从读起，大陆从没出版过他的文集；二是觉得新闻报纸的社评文章，只有共性而无个性，即使再高明，只要时代前进了，又如何能影响后人呢?最近却非常幸运，在《大公报》成立一百零五周年的时刻，出版了张先生的《人民与政府》一书，这让我不仅读到了那著名的“三骂”：骂吴佩孚的《跌霸》、骂汪精卫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骂蒋介石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真让我大惊：报纸社评还能有这样的写法)；同时更了解到张先生平时的工作状态：每晚九点就在报社看小样与各种电讯，到午夜再看报纸的大样，最后动笔写社评时，就能实现两个清楚：一是对报纸表达的外部世界清楚，二是对自己报纸的态度也同样清楚。于是就自然胸有成竹。他每写一段，就拿到车间排一段，等文章写成，整个社评也就排好了。他总是后半夜两三点钟才能回到家，晚的时候甚至天已亮了。多年如一日的连轴转，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去世时年仅五十四岁。书的最后附录了季鸾夫人回忆他的文章，其中说“季鸾先生晚年的心境”如何如何，不足五十四岁就称进入晚年，也太让读者感到不堪了吧?季鸾夫人如此地回忆夫君，也太让人感到凄婉了。
张先生有一个基本的思想：文章报国。这样的话在今天很少听到了。如果说还有的话，首先也是指大作家大学者，其文章必须充满个性与学识，似乎只有这样的文字才能达到时代的最高峰，才能报国也才能不朽。今天很少说新闻记者认为自己的文字也能报国，尤其是社评，因为它不属于个人，甚至都不署作者名字，只代表报社的一种态度。今天某件事一个态度，明天换个事又一种态度，态度对不对都很难说，谁还计较这样的文字是否能留传后世呢?国家制定政策时，难道还到报纸上查阅一下你的社评么?王芸生回忆张先生时，讲过一个很好的例子。张先生的最后时期，王经常利用星期六去张先生养病的地方看他。这时张的身体已很不好了，但还经常想着如何写社评的事。一次，他忽然从病床上坐了起来，要王当天就写一篇题为“我们正在割稻子”的社评!大意是这样的：因为敌人的飞机近日总来重庆轰炸，弄得我们很被动。(我父母那时也在《大公报》中供职，一遇轰炸，也只好钻防空洞躲避。母亲为了珍惜时间，就在防空洞的油灯下阅读苏俄的小说，以提高写文章的笔法)而张先生此际兴奋地说：你日寇只能炸我们少数的城市，对农村你们就没办法了，而我们正在割稻子，你能炸得过来么?我们有了稻子，就有了对付乃至战胜你们的办法啦……这番话说得王芸生非常兴奋，这是多么通俗又多么雄辩的道理!在这样一位瘦小病弱的身躯里边，怎么能有这样大的爆发力呢?王芸生回去就写了这篇社评，也果然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事实上，我从父母一辈的老大公报人那里，得知张先生并不总是这样亢奋的，他的人缘特好，细语微言中长存大义。即使是能经常见到他的后辈，也总是每回遇到之后再一咀嚼，都能从他的言谈语吐之中学到东西。唱戏的人讲究唱腔要能“挂味”，张先生的言谈语吐很能“挂人儿”，甚至连他晚年时候，《大公报》的大姑娘小媳妇们都很乐于谈到张先生的一言一行。
这才是重要的补充。有了这一侧面，张先生的性格才全面了，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的为人与为文才达到空前的统一。回过头来再看今天的新闻界，尤其是写社评的一些朋友(我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估计他们也与我相似，大约他们此前也是没怎么读过张先生的。如果今天能够补上这一课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会希望让自己能有一个转变：让自己的为人与为文尽量统一起来，好让自己的社评也更能“报国”。我想，这是一个善良而又有号召力的愿望，让我们互相勉励吧!
报格与人格
――忆王芸生前辈
对王芸老(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原《大公报》人内部对他的称呼)，我是见过的。那时我父母刚买了房子搬了家，他来祝贺，先在南屋吃饭，又到北屋谈话。遇到我奶奶(一个小脚老太太)，态度非常尊敬。所有的这些，都一直留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反右中，他同样也说了错话，但没戴帽子，听说是毛主席亲自保了他。他很顺当地活过了“文革”，晚年在中日改善关系的外交活动中也起到了作用。早就听说他搞中日关系的研究，出版过好大好大的一本书。
北京举办过《大公报》百年诞辰展览，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我参观时，发现母亲当年写的《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一文的影印本，文章的一侧是《大公报》当天的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篇幅与母亲文章的长短差不多。最近，读了王芸老的大作《做一个现实的梦》，其中就收了这篇社评。再深入一看，社评前边还有一篇《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原来，在毛泽东决定去重庆之前，蒋曾三次给毛发电报邀请，而毛则提出朱德总司令刚给重庆回了一电，要重庆对朱德电报表示态度后再予以考虑答复。这才是我们过去不太晓得的“内情”。其时，蒋是非常殷勤要毛去重庆，三次发电报，以此在全国人民面前骗取威望。而王芸老执政的《大公报》，偏偏就哪壶不开提哪壶，时常利用大公报社评的威望，悄悄帮共产党一把。今天看来，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还可以说说王芸老的脾气，这一点与家母是很相像的。家母曾在孔祥熙召开的一次新闻招待会上，刺过这孔院长一次。事情是这样的，孔曾为推进新生活运动而鼓吹一种叫“维他饼”的代食品，其实它是用糠菜制作的，很难下咽。在座的新闻记者，都很烦这位夸夸其谈的孔院长，但也没人敢于公开顶撞。母亲实在忍不住了，就站起来质问：“请孔院长看看在座的新闻界同人，一个个面带菜色，独有孔院长面色红润，是否是服用维他饼的结果?”孔被母亲讽刺一番，最后下不了台，只能自我嘲笑，打着哈哈说“散会，散会”，就此下台。而作为《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有一次去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发布会，一位少将发言人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敢公开战场失利的败局，大家敢怒而不敢言，惟独王芸老拍案而起：“这成什么体统?抗个什么战?机个什么密?简直气死人啦!走!大家都走!各位同业跟我走啦――散啦!”于是他就宣布这场发布会到此结束!事后大家都说，也只有王芸老能有这么大的脾气。事实是王的人格在了，《大公报》的报格也就有了。
还有，记得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听说王芸老初进大公报时，是张季鸾提议报端开辟一个谈中国与日本之关系的专栏，由王担任主编。王接受了，此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读者也很需要知道中国与日本到底是什么关系。于是，这一连载就促成了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编写成功，这也成为王芸老前半生的一项力作。直到他在“文革”中挨批的时候，中日恢复邦交的工作正在进行，中国政府要想了解有关事实，也仍然依据王芸生半世纪前编写的书。随后，是毛泽东接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之后，又指示周恩来寻找王芸生参加接待活动。周抓住这个机遇，终于寻找到并安排了王芸生的复出。复出之后，情况依然艰难，王便把精力集中在对《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修订之上。他争分夺秒地工作，终于看到凝结毕生心血之八卷本的出版。回想这部巨著的历史命运，让人联想颇多。它是《大公报》报格的集中显现，也突出了王芸老的人格。试想梳理中日之间的历史纠葛，本来应是史学界的任务，但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要奋起反抗，除了拿起刀枪，也应该并能够以历史为武器，这任务恰恰历史地落在了王芸老的肩头。他勇敢地给予承担，当年适时更卓越地完成了任务。没想到的，是在其晚年又重新进行了修订。我想，一位新闻人能够有这样的历史机遇是不容易的。诚然这需要上天的赐予，同时也更在于本人的努力与争取。王芸老二者都兼顾到了，于是这位《大公报》历史上的“大公王”，也就足以笑对历史而不朽了。
（摘自《直上三楼》，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2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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