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弊端，是它缺少理性。
那根据是：其一，社会管理者缺少数字概念；其二，历代思想家缺少逻辑思维。
我们中国自古重视历史。二十六史等史籍中所记人物、事件、体制、礼俗极多。但中国人虽然重视历史，历史上的著名社会管理者却绝对缺少数字概念。自秦始皇之后，有名有姓的皇帝有数
且说汉文帝登基，周勃做右丞相，陈平做左丞相。一日，文帝问周勃一年有多少刑事案件，周勃不知道；又问一年有多少钱谷收入，周勃也不知道。文帝也不勉强他，转而询问陈平刑事案件，回答说这件事该问廷尉；问钱谷收入，回答说这件事该问治粟内史。文帝惊讶：那么，丞相管什么呢?陈平回答，丞相的职责，是上佐陛下，下育万物，内亲百姓。文帝很高兴，不觉称“善”，认可这回答。
究竟那一年有多少刑事案件，又有多少钱谷收入，文帝就算问了，史官也没记载。但，大家都很满意――虽无数字，但有精神。
管理者没有数字概念，思想家缺少逻辑思维。所以孔孟之学，虽然影响极大，只是直白道来，绝少逻辑演绎。以孔子为例，《论语》虽短，名言、警句比比皆在。然而并不重视内在逻辑关系。“朝闻道，夕死可也。”为什么?圣人没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为什么?圣人又没讲。圣人的道理多多，留给读者的为什么同样多多，但那答案，圣人大多没说，没说也有没说的道理，这叫做“引而不发，跃如也”。你干嘛老问为什么呀?更何况，圣人讲的话，你硬不明白，证明你笨。
因为孔子学说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后人读孔子，有人认为“仁”是核心，有人认为“礼”是核心。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后世大儒，如孟轲，如荀况，其观念与立论基础大相径庭，也就不足为怪了。
孔子如此，老子亦如此。老子是最善于思辨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但他同样不重视逻辑演绎，也不重视逻辑起点。虽然老子重道，百世无疑。然而这“道”是如何演绎出他整个学说体系的，却是千寻万觅而不得要领。况且，自汉代以后的约2000年时间，人们只闻《道德经》，不闻《德道经》，但看长沙马王堆的发现，却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于是先前的种种解释，却又发生困难。
不仅孔子、老子，就是墨子、庄子、孙子、公孙龙子，在思维逻辑的层面上或有小差异，并无大区别。墨子显然是最重视逻辑的，但整体观之，那逻辑与西方逻辑学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公孙龙子则是最擅长思辨的，然而那思辨至少与古希腊诸位哲学人物相比，又绝非一个路数。所以中国古来虽然有大思想家，却没有大哲学家；虽然有无穷智慧，却没有规范体系；虽然有高深见解，却没有严密逻辑；不但没有严密逻辑和逻辑学，甚至连学科概念也不存在。孔子时代尚有六艺之学，到了后来，孔孟之道统领一切，《乐》也没了，《易》也变了。汉代沉浸于古文今文之争；唐代沉浸于儒、道、佛三家排名论次；宋明理学号称新儒学，论到逻辑、体系与分科，同样“王顾左右而言他”，不曾言之，不能言之，亦不屑言之。
西方哲学家则不同。他们著书立说，总是要有逻辑起点，要建立学术规范与学术体系的，而且重视分科。这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虽受神学影响极大，那样式也未从根本上丢失；而西方近代哲学在这个层面尤其表现优异。西方近代哲学最具影响力的，还是其理性品质。大而言之，西方近代哲学即理性哲学。理性高于神性，不是把理性宗教化，而是理性自有逻辑在。合逻辑者存，不合逻辑者亡，纵然是至高无上的上帝，不合逻辑，也一样不承认你。
西方近代的那些经典哲学家虽然持论不同，立论有异，但在理性思维方面，都是非常杰出的人物。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洛克的“白板说”，斯宾诺莎的“实体说”，贝克莱的“存在即是被感知”，莱布尼兹的“单子论”与“充足理由律”，直到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走的全是理性思维之路。
西方人重视理性，不见得全是优点，所以自西方现代哲学起，理性哲学遇到种种挑战，后现代主义时兴之后，连结构主义都遇到麻烦。你有理性，人家就反对理性；你讲结构，人家就讲解构。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上帝死了还有超人。后现代主义干脆宣布，不但上帝死了，超人没了，连人都死了，连文本都死了。
然而，推崇理性虽然不见得全是好事情，但缺乏理性却绝对是坏事情。因此，我坚持认为：现代中国人尤其是21世纪的中国人想问题、做学问非补理性这一课不可。
（摘自《改变世界的人文大师们》，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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