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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第一家庭

2010-03-01 15:23:00 来源:书摘  [英]切丽•布莱尔 著 何峻 余书娴 译 我有话说

克林顿夫妇

我们在唐宁街接待的第一位官方客人,理所当然是克林顿夫妇。那时托尼上任还不到一个月,我记得每个人都非常兴奋,孩子们、保姆、妹妹和妈妈都很想见到克林顿。为了配合媒体,我们站在唐宁街的前门台阶上欢迎这对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夫妇。

我们不想在唐宁街里

面举行那种过分正式的晚宴,就带这对很登对的夫妇去外面的饭店,托尼觉得这方式更私人化,更好了解他们。旅行渡船饭店在泰晤士河上一个绝佳的位置,俯瞰着塔桥。饭店在一座精心装修的商业大厦里,我们到那儿时,人们纷纷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把车停在开阔的人行道上,对托尼和克林顿表示欢迎,他们俩是当时世界的国际巨星。

克林顿是那种相当善于交际的人,他勤于思考,热爱聊天,但这种特点一般到晚上10点才真正显露出来。晚上10点一到,保证他会和你展开一场无比有趣的讨论,虽然第二天早上你可能会后悔昨夜聊到那么晚。那天晚上我们确实聊到很晚,就像以后所有的夜晚一样,谁都猜不到我们究竟聊了多久。希拉里虽然生来不是那种容易动感情的人,但我发现生活中的她比公众眼里的她更温暖。自尊心非常强的她热忱地关心着她和克林顿那份共同的事业,那就是把美国变成一块充满机会的土地,机会不仅仅给那些得天独厚的人,也给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

饭店的一部分被隔离了起来。虽然老板已经同意我们按照普通的菜单点菜,但我们到底吃了什么,这不能说,或者说,必须特意保密。但第二天上午,“切丽大食鹅肝”成了头条新闻。我收到了洪流般的辱骂信件,都是动物爱好者写来的。他们释放的怨恨把我彻底震惊了。

很多事情在唐宁街,从来没人告诉你,你得自己去发现。首相乡间别墅经常招待客人,我们的账单突然多了起来,比如餐巾的洗烫费用。首先要看餐巾是谁用的。如果是家庭或官方客人用的,那就是公费。如果是客人名单之外的客人用的,就得我们自掏腰包,我们经常自掏腰包。我们还一直请一个保姆照顾孩子。记得希拉里告诉我说白宫有四个厨师时,我不禁大笑以自嘲。在唐宁街11号,买菜都是由保姆代劳,而且首相夫人经常和保姆轮流做饭。星期天晚上,像一个十几岁少女在家里过完周末回到学校一样,我从首相乡间别墅回到唐宁街,只见厨房里的碟子堆得老高,都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艾伦刚刚把它们拿了出来,要是星期一和星期二有招待晚宴,她就要帮我一起准备饭菜。以前从没有哪个首相夫人有过全职工作,也没有哪个首相夫人有学龄儿童在家。我扮演着两个角色:妈妈和律师。现在我有了第三个角色。首相夫人的角色可能不是官方的,这点我从来不准忘记,但这角色很耗时间,也很重要,我不想让托尼失望。在这个角色里,我们是一体的。

大概在几周之内,我们就第一次参加了一个国际首脑会议:七国峰会。1997年轮到美国做东道主。

七国峰会是所有峰会中与众不同的一个,因为一定要携带夫人(或丈夫),有一个并行不悖的配偶们的活动,由东道主的夫人主持。由于第二年会轮到英国主办七国峰会,我们就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它如何运作。

配偶们的活动在第二天开始。和其他夫人一起(这次没有丈夫),我们登上了一辆火车(在西方国家都能看到同样的火车),火车后面有个观景台。火车轧轧地驶进落基山脉,我们凝视那宏伟的景色,人们排着队聚集在筑堤上。突然,有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然后我听见希拉里说:“我想我们该回车上去了。”当我们一起退回去时,我说:“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吗?”她笑着点头。我看见一个男人向路过的火车“露出屁股”抗议,幸好没有冒犯其他夫人的情感,因为她们明显没有注意到。希拉里应对突发事件的方式真的令我折服。到达终点时,当地的一个退休团体正列队跳着莱登舞等我们,希拉里再次向人们介绍我们,她完全是在即兴演讲。那时我就意识到她是一位顶级人物。

白宫有许多志愿者,无论老幼,来这里干活就是因为喜欢白宫。有些人一干就是好几年,勤勤恳恳地效忠于每位总统,有的帮助写请柬,有的帮助回复信件,其中一个人的任务就是回复关于索克斯的来信,它是克林顿一家的爱猫。还有一些人是“实习生”,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白宫实习半年只为亲身体验一下白宫生活。实习生制度,在莫尼卡・莱温斯基之前,看起来完全是个好主意。所以回到唐宁街后我建议内阁办公室也招实习生来处理不断增加的信件,还有其他我们忙不过来的琐事。建议被采纳了,一些部门开始引入实习生。他们是玛丽皇后学院的彼得・亨尼希政府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分配在不同部门工作,包括我的办公室,他们的工作很有价值,但是几年后,我们明显发现实习生制度并不能节省多少政府开支。虽然政府不给实习生发工资,但要给他们的指导老师发工资,所以1999年我们叫停了实习生制度。

希拉里给我的最后一条忠告在我脑海鸣响最久:

“你必须承认,”她说,“你不可能每时每刻取悦每一个人,尤其是媒体,你绝对别刻意去取悦,只要埋头做你认为正确的事,只要你觉得正确,就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言谈。”

1998年1月,莫尼卡・莱温斯基性丑闻爆发了,我的心在为希拉里流血。莫尼卡・莱温斯基性丑闻盖过了保拉・琼斯性骚扰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哦,比尔,你怎么会这样傻。

以一个年轻女孩的眼光来看,我能想象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克林顿是一个非常迷人的男人,能迷住每一个见过他的女人,并让她们产生错觉,以为他也完全被自己迷住了,以为他对自己的言谈完全感兴趣,很明显,事实往往不是这样。至于克林顿,我认为他在这点上真是傻透了。

仅仅几周后,我们又去了华盛顿,这是托尼作为政府首脑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如果说我被以前的希拉里震撼过,那么现在的希拉里再次让我震撼。她依然表现得那么尊贵得体。

但我还是能感到她对克林顿的愤怒。他不但羞辱了她,还破坏了他们共同的事业,我也能感到他多么渴望赢回她的信任。他们之间的强力黏合剂就是切尔西。她是一个非常精灵的年轻女孩,明智得令人难以置信,她聪明伶俐,多才多艺,而且性格独立,脚踏实地,我想可能是遗传了父母共同的优点使然。切尔西十分可靠,跟她在一起,永远不会迷路。自始至终,她都是父母之间的重要纽带。我想,一方面,感情上她完全支持母亲,很理解她现在的感受;另一方面,她又能积极地谅解父亲,这就是她的父母还在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们问,托尼和我的婚姻会不会也出问题,即使我们俩都是基督教徒。对于婚外情,我们都是不赞成的。明显地,我们都信仰婚姻。一旦结婚戒指戴在了手上,你就对上帝许下了诺言,就必须忠诚一生。但别人怎么对待婚姻,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就克林顿事件而言,一个英国首相是绝不会去暗中诋毁一个美国总统的。在他面前,我也绝不会哪壶不开提哪壶,这和他是美国总统无关。他背叛的不是我。我早已习惯了男人的不忠,我爸爸就是个鲜明的例子。

但在希拉里面前,我还是提起此事了。

在她看来,右翼那样无情地追究此事,只是为了毁坏克林顿的名声,这是他们实现狼子野心的手段之一。她说,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它影响克林顿的任期。从政治和策略层面上看,这只是右翼的一个借口,他们居心叵测地借此搅动政局,目的就是为了缩短民主党总统的任期。但是从个人层面上看,她无疑也很愤怒,很痛心。她有理由愤怒。

认为男人只是一时冲动才那样做,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实际上,世界上很多悲剧都是由这种荒谬的说法引起的,所以即使女人裹着全身,也会被男人骚扰。至于说男人只要瞥见稍微裸露的身体,就会欲火中烧,我也不太相信。这和难以掌控的性欲无关。男人完全可以控制住自己,就像女人能够自我把持一样。我特别担心的是,很多性骚扰事件都涉及到一个强悍的男上司和一个脆弱的年轻女下属。

布什夫妇

9・11后,托尼急于和美国新任总统乔治・布什面对面交流,所以第二周我们就飞到了美国。

在飞越大西洋的漫长航程中,我想起和布什的谈话,去年春天他和劳拉来过首相乡间别墅。我们边吃边聊,开诚布公,孩子们起了很大作用。乔治谈起里根星战计划中的导弹防御系统,认为那是美国最终的庇护所。

但我成长在爱尔兰共和军恐怖主义的阴影下。“我确信真正的危险不在于苏联或其他国家发射导弹,而在于个别团体发起恐怖袭击。”

听我这么说,乔治看起来很困惑。美国完全没料到恐怖袭击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所以9・11事件才让他们如此震惊,因为它是一场恐怖袭击,再好的导弹防御系统对此也无能为力。

我第一次在戴维营见到布什,那时他刚刚当上总统。布什毕竟是共和党。我们在电视上看过布什,觉得他对外交似乎不太适应,但托尼认为必须和他保持友好关系。工党的其他人员态度稍微复杂些。

布什在半乡村的戴维营接见我们,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和克林顿不同。克林顿是在白宫接见我们,并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国宴,艺术家史蒂夫・旺德和埃尔顿・约翰还登台献艺。克林顿夫妇要到深夜才会真正兴致高昂,而布什夫妇晚上10点钟已钻进了被窝。

克林顿夫妇以前带我去过一次戴维营,它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以为它也是一座乡村古宅,就像英国的首相乡间别墅一样,但戴维营顾名思义就是一座美国军事基地,确切地说是海军基地。全部人员要待在以不同树木命名的木质“船舱小屋”里,里面有一个休闲室,一个浴室和两个卧室,全部是豪华装修。任何时候你想出门,都得有个军事人员跟着你。

和布什夫妇在一起的第一晚,很早就开始吃晚饭。饭后,总统说,“我们看部电影怎么样?”所以我们就看了电影。那晚我们看的是罗伯特・德尼罗主演的《拜见岳父大人》。屏幕前是围成圈的扶手椅,我坐在布什身边,他很快就大笑起来。那是一个完美的友好之夜,非常低调。不止我们四个,还有我们的大使们和其他人。

就在这个著名的夜晚,布什和托尼相处得非常融洽。布什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趣、十分迷人的男人,有一种奇特的幽默感。他说他和媒体关系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我有德州口音”。克林顿也来自南方,虽有南方口音,但不是南方思维,而布什还是德州思维。

见面之前,我们确实有一丝焦虑感,但离开之时,我们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我们也许在国内政治上意见不一致,但在国际事务上就比较一致了。所以共和党上台后,为了维护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们毫无疑问要努力使双方相处融洽。

下一次见到布什夫妇是在首相乡间别墅,大概一个月后。那时我们已经知道布什夫妇真的不喜欢正式的款待,他们更喜欢待在非正式的居家环境里,不喜欢排场和晚睡,所以我们自然想让这次会见融入那种待在家中的感觉。

首相乡间别墅的那个夜晚充满了家庭气息,我们的孩子以及尤安的同学詹姆士・德福也在。他一直对政治感兴趣,也许是因为他在,我们的话题更广泛,如果只有我们几个大人,就不可能聊到那么多话题。我当然不能容许自己和托尼谈起死刑,但一个孩子恰恰提到了。所以我们就坐在那里争论死刑:一边是美国总统,他支持死刑;另一边是人权法律师,她十分干脆地反对死刑。我申明自己的观点:死刑有它固有的谬误,要是你犯了个错就被处死,那就没机会改正错误了。

布什就说:“哦,这在美国行不通。我们喜欢以牙还牙。”

这些争论完全是善意的。布什回答孩子们提问时的表现,我认为可以加分。我也知道詹姆士和尤安既高兴又惊讶,布什居然能够对答如流,不像是那种恼羞成怒的顽固分子。我经常说,我一定是布什唯一的左翼好友,没人能否认他的幽默感,至少我不能。

2002年的复活节,布什和劳拉邀请我们去克劳福德做客,也就是他们的德州大农场。

劳拉是一个很温和、很诚恳的人,第一次见到她,我就很喜欢她,一开口和她说话,我就感到很自在。我们明显有很多共同点;和我一样,她也对女性问题感兴趣。每次见面,我们都喜欢聊家庭,聊文学,因为我们有很多共同喜欢看的书。我们之间有更多女性友谊,和希拉里则没有这么多。和希拉里在一起时,我们谈的大多是理想和观点,好像政治才是我们的共同点。一定程度上,第一次见到希拉里时,我有点敬畏。作为克林顿的妻子,她当第一夫人已有多年,经验丰富。但劳拉和我第一次见面时,我们的水平都差不多,现在依然如此。我们的孩子年纪也差不多。

被邀请去克劳福德做客是无比光荣的一件事,因为它是布什的私人家园。我从达拉斯坐汽车过去,到那里才发现别人都是坐直升机来的,真是财大气粗。那马路就像美国电影里的所有马路一样,只要保持一个速度,开过一里又一里,马路两边全是空地。最后就到了克劳福德这个所谓的“镇”,镇上只有一个咖啡馆,一个加油站和一点别的什么。和托尼一起来的媒体人员怒气冲天,因为他们连个体面的宾馆也找不到。我记得自己在那漫长空旷的马路上想,要是我是美国总统,并且可以任意选一个住处,我绝不会选这个地方。但布什的家倒是很让人开怀。里面干干净净,富有现代气息,到处都挂着油画,毫不混乱。确实是个温馨的好住所。

普京夫妇

我们与普京夫妇的第一次会见是在2000年2月。那时他是当然继承人,我们去他的故乡和大本营圣彼得堡就是一次结交之旅。我在那里的一所博物馆演讲之后,有人领我们去看普罗科菲耶夫的《战争与和平》,这是一个4小时的歌剧。两次幕间休息的点心和饮料都只有香槟酒和鱼子酱。那时我怀着6个月的利奥,行动颇为费力,虽然酒店里热得像烤箱,外面却天寒地冻。

随后的一次访问更是与众不同。当时是圣彼得堡成立300周年纪念。自普京执政以来的短短时间里,他已在圣彼得堡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使其改头换面,至少那座城看起来已经大为改观。后来我们发现,圣彼得堡的大部分地方不啻一部电影布景:房屋的正面被“涂上了油漆”,其他地方也被修葺一新。时值5月末,天气明媚――几年后,为了保证在八国集团峰会期间阳光普照,他们居然用飞机来驱散乌云。招待方面尤显奢华――芭蕾、焰火、美酒和佳肴无所不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很喜欢这一切。

3周后,普京夫妇来到英国,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国事访问。这期间我要过去招待柳德米拉一个下午。我们第一次会见时,他们带我们在圣彼得堡观看《战争与和平》,所以这次我想带他们去考文花园参观皇家歌剧院,在那里与一群文化人共进午餐。但是,等普京夫妇到达伦敦后,我却从助手那里得知,普京夫人很想去购物。据我对她的了解,我觉得伯帛丽可能正合她的口味,于是我打算一吃完午饭便带她小心地过把购物瘾。柳德米拉是坐皇家宾利来唐宁街的。助手说对了,歌剧并非她的所想,而我们一到伯帛丽,她立刻活跃起来,进了样品间,她便脱得只剩下内衣了。出于外交礼节,我觉得最好还是全程陪着她。她身上没带钱,我便用信用卡为她的大采购买了单。第二天,我收到了普京夫人送来的一只大包裹。她还给我的全是现金。我还从未见过这么多50英镑的大钞呢。毫无疑问,在那天下午的“赤”诚相待中,我们巩固了彼此的友谊。

以前,柳德米拉・普京对自己全无自信。她丈夫曾就“妻子的角色”发表过相当大男子主义的看法。柳德米拉透露,普京有两项基本原则:其一是“女人必须样样家务事都做”;其二是“你不能随便赞扬一个女人,否则就会宠坏她”。语言对她具有特殊的意义,她曾在列宁格勒大学语言学系研修现代语言,并且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他们夫妇俩在德国生活过几年。

柏林墙倒塌后,柳德米拉对我说,她为俄国的文学和语言感到担忧,这种担忧倒是催生出她的计划。2002年,她出访美国,参加了劳拉・布什主办的第二届全美图书节,于是决定回去也要举办这样的年度活动。我答应支持她,而我也确实这么做了,我去和劳拉共进午餐。在另外两个场合我见到亚美尼亚第一夫人贝拉和保加利亚第一夫人卓尔卡时,也向她们力荐这一活动。柳德米拉后来承认,没有我的支持,她完成不了这项计划。她发起的图书节大大提升了她的信心,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我倒觉得这个活动还提升了她的地位。 伊拉克的局势变得愈发紧张,托尼不仅要昼夜不停地打电话,还要举行无穷无尽的双边会谈,其中有些会谈我也得参加。

10月11日,我们飞往莫斯科,托尼要与弗拉基米尔・普京会晤。会晤旨在使普京相信,联合国必须统一起来,这样美国就会觉得没必要采取单边行动。托尼说,这次是证明联合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确实有能力获得成功的绝佳机会。我记得,那天晚上普京竭力表明,他始终非常信奉东正教,但我却对他将信将疑。透过外表,你还能感觉到那个前克格勃首领。他身强力壮,肩膀很宽,柔道训练使他保持着健康的体魄。他非常重视自己的体力和国家的实力。他是那种你不会与之作对的男人。

为了表示对我们的友好,他邀请我们去他私人的郊外别墅。除了翻译,当晚只有我们4个人。其实那是一个打猎用的林中小屋,他的妻子柳德米拉以前从未去过那儿,他们的主要别墅在圣彼得堡城外。晚餐是传统的俄罗斯风味:全都是肉,没有蔬菜――如果不算腌菜的话。吃完饭,普京站起来,伸了伸懒腰。“好了,”他说,“现在我想带你们去打野猪。”那时已经快十点半了。我一脸绝望。没人提到过打猎啊、野猪啊什么的,我可是穿着高跟鞋和盛装来赴宴的,再说,外面天寒地冻。托尼过来帮我穿大衣。

“穿好,姑娘,别?嗦。”

柳德米拉看了我一眼:她也不想去寻这开心。外面漆黑一片,我穿着高跟鞋走在水泥地上,噼里啪啦地响,可我也没办法。其他人则蹑手蹑脚,悄然无息地往前走。我吓呆了。荷枪实弹的俄国保镖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自己的警卫大概跟在保镖后面某处吧,至少我希望如此,这样万一我们遇刺,他们还来得及救援。我不知道是对各式枪支感到恐惧,还是更怕野猪。普京让我们躲在一个隐蔽处观察,他一边盯着步枪上的夜视瞄准器,一边向我们解释打野猪要怎样才能瞄得更准。我心想,有朝一日我要把这诀窍告诉我的孙子们。毫无疑问,当晚没有出现凶暴结局,他们都大失所望(但我没有)。折腾半天,我们连只野猪的影子都没看到。

胆小怯懦的人是吃不消俄罗斯人的好客的。第二天,我们要去野餐。气温仍在零度以下,但荒野的景致有一种别样的美丽。那儿有一大片湖泊,水禽随处可见。万物挂霜,晶莹剔透。烧烤野猪的火力很旺,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旁边有个凉亭,里面的桌子铺着白色台布,摆上银色餐具。普京看我冻得发抖,命一个士兵把他的厚大衣给我,那大衣与日瓦戈医生的差不多。接着,我又面临一个实际问题。为了切肉,我不得不脱掉手套,而我一旦脱掉手套,餐具又粘在我手上。烤野猪味美可口,可是经过一番彻骨寒,我也没法大快朵颐了。

但无论如何,各方普遍认为这次会见是成功的。托尼觉得,普京理解他的立场,认识到他这么做是想让联合国发挥作用,而没有把他看成美国总统的助手,只是来帮着吆喝。

(摘自《道出真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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