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春夏之际，先是号召、鼓励鸣放，继而大张旗鼓地反击右派。对于由鸣放而反右，毛泽东曾以谋略家的语言加以概括：叫做“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5页）但是，在鸣放之初，连中央各大报一把手也无从知晓高层的决策机密，大家都从正面领会“鼓励鸣放”的中央精神，并努力在报道工作中加以贯彻。

　　这年4月底，我奉命赴沈阳采访，撰写了以报道东北工学院机械系教师鸣放为内容的通讯《第一朵迎春花》。当时自以为这篇通讯较好地体现了“放”的方针；后来掌管版面的总编室主任将此文安排在显著地位刊出，证实了我的自我估计不差，曾为之“私心窃喜”。未曾料到，反右的狂风暴雨骤至，原来被肯定的这篇文章，转眼之间化成了毒草，罪名是“煽风点火”，“为东工机械系右派小集团撑腰”。我这个撰稿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其时本报在第一线采访的记者，不少人同我一样，掉进了“右派”的泥坑——其中王少桐最后被折腾得自沉乌江，家破人亡。迨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查，本报除中央点名的储安平之外，错划者全部获得改正，竟然没有发现一名货真价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而当年指控我为之撑腰的东工机械系“右派小集团”竟然是子虚乌有。而今回首往事，忆述《第一朵迎春花》背后的故事，虽然时光流逝了40余年，依然为这场自戕性的悲剧感到分外悲怆。

一

　　1957年春天，共和国洋溢着祥和的气氛。

　　这年春天，毛泽东先后发表两篇讲话，一篇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另一篇是《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前者综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各个方面的问题，着重提出繁荣学术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者重申“放”的方针，并向与会者打招呼说，共产党准备整风，批评三个主义，希望大家帮助。老人家讲话的那种从容、亲切的语气，宽厚、宽容的精神，令聆听者包括听录音报告者深深感动（按：讲话稿后来公开发表时，作了重大修改）。舆论界闻风而动，各大报开始“放”出了一些不同意见，过去那种“舆论一律”的现象有所松动。报纸上与“春”关联的词语——“春风”、“春光”、“春暖”、“春雨”等等，一时频频出现。人们真的以为，随着自然界春天的来临,思想上政治上的春天也来临了。

　　且说当时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引伸出来的一个议题，就是作为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光明日报》，其总编辑宜由民主党派人士担任，而时任总编辑常芝青却是一位共产党员。党中央经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决定请九三学社成员储安平出任总编辑。1957年4月1日，储安平在社长章伯钧陪同下走马上任。

　　储安平，江苏宜兴人，时年48岁。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1935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解放前先后在重庆、上海创办《客观》、《观察》杂志，议论时政。应命来《光明日报》之前，曾担任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职务。此人仪表堂堂，举止稳重，谈吐文雅。给我的印象，他是属于那种学有根底、敏于思考、想干一番事业的书生型的文化人。他可能留英时在著名的费边主义者拉斯基教授门下浸润过深，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疏于研习，放言无忌，终于酿成大祸。这是后话。

　　储安平到职时，各民主党派中央正召开工作会议，学习讨论毛主席两次重要讲话，京城鸣放气氛日浓。他主政之初，抓了两件事：一是向100多位高级知识分子发出了约稿信。为了表示对作者的尊重，这些信都由他亲自用毛笔书写并签名；二是决定派记者分赴华东、中南、西北、东北等地9大城市，组织并报道该地民主党派的鸣放座谈会。对此，储安平在工作会议上说：毛主席讲了话，党中央作了号召，作为各民主党派的机关报，有责任加强有关鸣放的宣传，鼓励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帮助党整风。——“反右”时，此举被指控为派记者到9大城市“放火”，成为储安平的一大罪状。

　　4月下旬的一天，总编室主任高天（民盟老盟员，入党不久的新党员）通知我：“领导上决定，派你和王少桐去东北报道民主党派的鸣放座谈。”他还客气地问：“有困难吗？”我答：“没有困难。”附带说明，储主政时不设副总编，由总编室主任秉承总编辑的意图，具体组织领导编辑部各部门的工作，其权力颇大。

　　当时我在总编室从事第二版的编辑工作。长期做内勤，临时变换一下岗位到外面跑跑，也是一种难得的调剂，故而接受这个任务时颇感轻松愉快。

　　我们订了４月３０日去沈阳的火车票。

　　４月２９日傍晚，我突然接到总编室的电话通知：“请于今晚8时到会议室听重要传达。”我准时前去，见会议室听传达的只有总编室主任高天、党派部主任徐亦安和我。原总编辑兼党组书记常芝青传达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储安平到职后，常芝青并未调走，只是不参与业务领导，党的工作照管不误）。他在传达前说：“殷毅同志马上要出差了，听一听这个传达很有必要。”接着他便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这位中央领导同志是谁？他没有说，但从他传达的讲话的口气，一听就知道这位中央领导位高权重，非同一般。其中一些重要语句，至今印象鲜明：“现在有些党委书记对鸣放思想不通，有阻力。我说了，谁阻碍鸣放就罢谁的官。须知，鸣放好了，了不得；鸣放不好，不得了。”“有人提出‘教授治校’，可以试试嘛，有什么可怕？有人提出大学党委书记不懂教学，可以叫他们去管伙食嘛。”“中央对‘放’的方针是下了决心的，现在就是要排除一切阻力，贯彻这个方针。”

　　常芝青是一位资深领导干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晋绥日报》总编辑，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就是在他所领导的报社里发表的。他传达中央指示，从来是“一脸严肃”，照本宣科，不作任何评论。这次传达完毕，他只说了一句话：“看来，中央贯彻鸣放的决心很大。”

　　这里要插一句：凭我当时还算机灵的头脑，我并没有发现储安平交代的报道任务与常芝青传达的讲话精神之间有什么差异。如果两者不相一致的话，我肯定会听常芝青的，因为我是一名党员。

　　临行前听了这个重要传达，增强了我的责任感，觉得应该加倍努力地完成这次报道任务。而后来的事实表明，正是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将我一步步引入了雷区。

二

　　抵达沈阳后，经民盟辽宁省委协助，商定由民盟省委于5月8日召开一次鸣放座谈会。

　　在民盟筹备座谈会的间隙，我们探寻新闻线索，把时间有效地利用起来。其时适逢辽宁省政协开会，王少桐前往采访；我则抽空访问了沈阳医学院李佩琳教授。据民盟的同志介绍，李是民盟盟员，国内著名的病理学家，早年留学英国，为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他对学术研究中贯彻“双百”方针非常拥护，且敢于直言。鸣放之初，许多人不敢畅所欲言，有这样一位敢于直言的人，无疑是理想的采访对象。我请民盟的同志代为联系，李教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采访。

　　李佩琳教授住在一座陈旧的日本式小洋房里。小客厅里一张方桌，四把藤椅，陈设极为简朴。我刚一落座，他便脸带微笑地说：“闻弦歌而知雅意。”接着，不待提问，他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他先自我介绍，说他早年留学英国，归国后一直在医学院校任教。民盟的费孝通教授，他在英国留学时就认识了。他说，当前窒息学术思想发展的是可怕的教条主义。他举例说，他们学校为学习苏联，硬要把“病理解剖学”分为“病理生理学”和“病理解剖学”两门课来教。他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认为构造和机能结合起来教比较好，不必照搬苏联的方法。他的观点立即遭到批判，说是资产阶级的、腐朽的，最后还给他扣上一顶“反对领导”的帽子。他笑着说：“这个问题后来总算有了正确的结论，我不想多说。我想说的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学习苏联好不好？”当初东北推广苏联费拉托夫的组织疗法，他发现加拿大学者西莱（Seyle）的适应症学说基本内容与组织疗法有类似之处，便建议在研究组织疗法的同时，参考西莱的学说，想不到又受到严厉批判。这样的事例谈了不少，然后话锋一转，谈起该校党委对知识分子缺乏应有的关心和尊重。他所住的宿舍，地板年久失修，人走上去颤颤悠悠，多次通知学院总务部门，就是不派人来修理。有一天，国务院专家局局长齐燕铭来看他，齐是个大胖子，刚坐上藤椅，不堪承重的地板便突然塌陷，差一点将齐燕铭摔坏。学校闻讯，第二天就派人来修理。他问：“要是齐燕铭不来呢？”他去北京开会，学校派车送站，那司机故意将车停在马路口，要他提着箱子走好长一段路。他说，这哪里谈得上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李教授这天兴致极高，侃侃而谈，我只是埋头笔记，几乎没有插话的余地。看得出来，他积郁已久，难得有宣泄的机会，今天终于尽情倾吐了。时近中午，我起身告辞，他一定要留我便饭，盛情难却，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回到住地，我写了一篇2000余字的李佩琳教授访问记寄回报社（刊于本报5月18日第三版）。

　　民盟的鸣放座谈会如期举行，12位与会者大部分是高等院校教师，鸣放内容与本报已见报的大同小异。会后，王少桐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发了一则“本报沈阳专电”（刊于本报5月11日第一版）。座谈纪要由民盟秘书人员整理，于本报5月13日第三版整版刊出。　　

　　5月9日，报社电报通知王少桐返京，指示吉林省的鸣放报道任务由我去完成。王少桐于10日乘车返京。我正准备去长春，这时东北工学院却爆出了一条令人注目的新闻。

三

　　５月11日晨，我拿到了上午10时去长春的火车票。在餐厅吃早点时，随手翻阅当天的《辽宁日报》，那二版头条引起了我的注意：“东北工学院82位教师联名上书，要求市委书记焦若愚支持鸣放。”报道说，焦若愚表态支持，10日参加了该校机械系的鸣放座谈会，11日座谈会将继续举行。我立即掂量出这条“鲜活”新闻的份量：大学教师联名上书要求支持鸣放，这是全国首例；而沈阳市委书记表态支持并亲自参加他们的座谈会，无疑对推动沈阳以至整个东北地区高校的鸣放，将会产生重大影响。这时我想起常芝青传达里的话：“现在有些党委书记对鸣放思想不通，有阻力。”看来东北工学院党委就属于中央领导批评的“思想不通”者。抓住这样的重大新闻，正符合常芝青传达的中央指示的要求。于是当机立断，退掉了去长春的火车票，在下榻的东北旅社要了一辆出租车（当时只有高级宾馆有少量的出租车），直奔南湖的东北工学院。

　　到达时已是上午九点半，在机械系的一个大教室里，座谈会正在进行，约有100多名教师围坐在用课桌拼成的正方形会议桌前，争先恐后地发表意见。市委书记焦若愚端坐在那里倾听大家的发言。我走进会场，马上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一位教师走过来悄悄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告诉了他，他转身前去告诉会议主持者。主持者随即请发言者暂停，向大家宣布：“现在有《光明日报》记者参加我们的座谈会，大家鼓掌欢迎！”会场里骤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事后了解到，先是该校机械系部分教师要求校党委召开鸣放座谈会，校党委迟迟不予答复，于是部分教师发动签名，上书市委书记焦若愚。与此同时，他们自行推选，组成了10余人的鸣放座谈会主席团，其中有民盟盟员陈尚炯、岳从风和王裕生，还有中共沈阳市委候补委员、机械系主任王铭勋教授。他们之所以迫切地要求鸣放，起因是该校党委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1955年的肃反运动，伤害了一大批教师，而纠偏善后工作又做得不如人意，故而人们积愤甚深。

　　我入座后，发言者正接触这一主题。一位教师激动地说：“东北工学院教工共2000人，肃反中受审查批斗的达数百人（具体数字可观，因年深月久，我已不复记忆），最后落实有问题的仅数十人。错打了那么多人，请问焦书记，东工的肃反，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席间不少人齐声附和：“请焦书记回答！”那激愤的氛围，大声的质问，令我隐隐感到教师们有失冷静，但焦若愚却十分沉着，他站起来从容地回答：“东工的肃反是有错误的，市委已指示东工党委纠正错误，做好善后工作。”他巧妙地回避了所谓“主次”的问题。一位教师提出，该校有一位受审查的教师跳楼自杀，对死者至今没有结论。人们要求党委明白宣布，这位教师是畏罪自杀，还是被迫害而死？另一位教师则声泪俱下地控诉他所受的武斗之苦，他说：“我没有问题可交代，可审查人员硬是认为我不老实，揪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还有一位教师联系解放前后的遭遇，说他在日伪时期当亡国奴，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而解放后又被认作不可靠分子，每次政治运动都挨整。他几乎是痛苦地呼喊：“我们知识分子还有祖国吗？”类似的发言持续不断，一直到下午一点多，还有人要求发言。主持者考虑午饭时间已过，不得不宣布座谈会结束。

　　像这样意见尖锐、揭露肃反错误的座谈会，我还是第一次经历。凭我有限的政治经验，知道肃反是个敏感的问题，能不能报道、或报道时应掌握什么分寸，是需要请示的。我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备用介绍信，匆匆填好后，趁焦若愚步出会场时，一边递给他一边说：“我想同焦书记谈一谈。”他看了一下介绍信，和颜悦色地说：“这样吧，坐我的车一起回去谈吧。”于是我上了他的轿车，跟他到他的住宅。

　　焦若愚住在一座小的花园洋房内。到家后，他将我带到设置在地下室的餐厅，厨师送上两大盘牛肉水饺，我们一边吃一边谈。他说：“东工的肃反是有错误的，有人跳楼也是事实，市委已两次派人去做善后工作，没有想到老师们的意见还这么大。”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会上有人认为东工肃反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我不能表这个态，因为中央对肃反已经做了结论——成绩是主要的。”我问：“这个座谈会可以报道吗？如果可以，要掌握什么分寸？”焦答：“可以报，但不要涉及肃反。”

　　焦若愚当时40岁左右，给我的印象稳重机敏，说话深思熟虑，周详准确。饭后我便告辞，他让司机送我回东北旅社。

　　当晚我写了千余字的“本报沈阳专电”发回报社（5月12日二版头条刊出）。我考虑，得到市委书记支持的鸣放座谈会，单发一则消息似嫌不足，于是又去东北工学院，找座谈会主席团成员，采访有关背景情况。之后去沈阳农学院、药学院了解教师们对东工鸣放的反应，最后写了一篇2700字的通讯，题目是《沈阳春讯》。遵照焦若愚的指示，文内对肃反一字不提。通讯对东工机械系鸣放过程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文末引述沈阳其他高校对东工鸣放的反应，说它将引来“一片欣欣向荣的春日风光”。

　　我在本报第二任总编辑邵宗汉身边工作多时（任总编室秘书），耳染目濡，渐渐养成凡事多思的习惯。这篇通讯写好以后，我琢磨着，为慎重起见，有必要再写一份情况汇报。因为这个座谈会的情况比较特殊，它不是惯常的自上而下地发动，而是群众自发地举行，且鸣放的主题是对肃反扩大化的意见。于是我将有关背景，包括市委书记焦若愚的指示，写了一份详细的汇报，随稿件寄回编辑部。

　　《沈阳春讯》于1957年5月24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头条地位发表，见报时题目改为《第一朵迎春花——记东北工学院机械系教师鸣放前后》。后来知道，此文是我的顶头上司、总编室主任高天亲自编发，标题也是他改的。

四

　　东北工学院鸣放报道结束，我去长春采访民主党派的鸣放座谈，于5月21日发回千余字的“本报长春专电”（刊于5月22日第一版），旋即返回北京。

　　到编辑部上班，在院子里碰到资深编辑、有忠厚长者之称的赵西同志（党员），他称赞说：“你这次去东北发回的两篇通讯，以《第一朵迎春花》这篇写得好。”他的这个评价，无疑肯定了这篇通讯是较好地体现了当前的报道要求的。

　　此时京城十分热闹，大鸣大放已处于高潮之中。李维汉部长主持的中央统战部鸣放座谈会正在举行，一批国内知名的高级民主人士纷纷在会上慷慨陈词，各报刊发的座谈纪要吸引了全国读者的注意。储安平在统战部最后一次座谈会上以《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表了千字左右的意见，他认为三大主义的根源在于“党天下”。据参加会议的记者说，储安平发言时，北京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坐在沙发上击节赞叹：“VERY GOOD！VERY　GOOD！（非常好！非常好！）”储的发言见报的当天（6月2日），本报编辑部有人拍着桌子叫好：“这篇发言顶得上八篇社论！”京城各基层的鸣放如火如荼。据说，北大、清华的大字报，新的覆盖旧的，一层摞一层，围观者络绎不绝，如赶庙会。报社内部，党总支书记张友邀请党外人士鸣放，座谈会开了一次又一次。在此期间，头脑冷静的人在思考，面对鸣放出来的意见，下一步该怎么办，但并没有人对鸣放提出异议，包括报社党内的一些领导同志。（事后得知，正当人们响应号召，积极帮助党整风的时候，毛泽东于5月15日下达了供高级领导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明确指示要准备反击右派，只是对外秘而不宣，以便把更多的“蛇”引出洞来。）

　　有件事值得一记。有一天，去北大采访的记者回来说，北大有位老教授在鸣放会上从不发言，且私下对人说，“毛公在放长线钓大鱼。”我和其他年轻记者听了，莫不嘲笑这位老教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思想太落后了。后来“反右”巨浪掀起，人们才肃然忆及这位老教授的真知灼见。看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毕竟是有的。

　　这种状态延续到6月上旬，形势发生了突变。６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揭开了反右派运动的序幕，一度热火朝天的鸣放猛然来了个急刹车。

　　就在这一天，中央各大报的舆论开始转向。

　　就在这一天，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一批批地轮番到储安平住所，登门“说理斗争”。据说，闹得储安平24小时不得休息。储被迫辞职，从此不再上班。他成了《光明日报》历史上最短命的总编辑——任期只有67天。

　　就在这一天，成千上万为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而说了一些真话的知识分子，一下子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我没有任何反党的念头，更没有在会上提过什么批评意见，故而读了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思想上没有感到压力。虽然对这个急转弯一时理解不了，但相信党中央发动这个运动总是有根据的。其时报社党总支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传达有关反右派的精神和部署，我都照常参加。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飞来横祸正悄悄向我逼近。

五

　　大约在7月份，沈阳高等院校开展反右派斗争，东北工学院机械系鸣放主席团成员被指控为“右派小集团”，首先被揪了出来。中共沈阳市委机关报《沈阳日报》配发了该报记者的通讯《迎春花掩盖下的第一枪》，揭发东工这个“右派小集团”如何猖狂向党进攻，并指名道姓地说，“殷毅是储安平的使者”，他“带着储安平的面授机宜”（这位记者抬举了我，按我在编辑部“普通一兵”的地位，尚够不上储安平对我“面授机宜”。他凭空写来，无非要把我同全国闻名的“大右派”挂上钩，以加重他所揭问题的“份量”），“参与了东北工学院机械系右派鸣放的幕后指挥”。说我写的《第一朵迎春花》为东北工学院机械系右派向党进攻鼓劲打气，东工鸣放实际上是“迎春花掩盖下向党进攻的第一枪！”

　　此文一出，不问青红皂白，我就被揪了出来。比之后来的“文革”一张大字报就可以对无辜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党报指名揭发无疑要“正规”得多。我有口难辩。

　　平日和蔼可亲、对我关爱有加的领导同志，此时骤然变了面孔，对我“冷若冰霜”，一副“大义凛然”的神态。同事们也用异样的目光打量我，不屑或不敢和我说话了——我这个“右派”就这样被“孤立”了。唯一例外的是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夜班编辑宋凉赞，有一天在办公室相遇，他看看四周无人，友好地对我点头微笑。他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似乎还不习惯运动中那种对人的模式。

　　有生以来第一次沦为批斗对象的我，一时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感到迷惘，感到冤屈，感到愤愤不平。我首先想到焦若愚书记，他怎么可以出尔反尔，自毁诚信？我请示他东工座谈会可否报道，他只要明确表示“不可”，我一定会遵照执行的。他怎么可以许诺在前而加罪于后？——若干年以后，随着阅历长进，我才悟出焦书记的身不由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特别是负有领导责任的一员，重要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上面要他鼓励鸣放，他当然要表态支持；上面要他反击右派，他只能义无反顾地反击。他这样做，毋宁说倒是符合老人家“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意图的。

　　我又想到我素来崇敬的报社领导人，他们平日分析问题冷静客观，周详严密，何以运动一来，就丧失了判断能力？他们明知我在沈阳的采访，完全符合“依靠地方党委”的不成文规定，并无任何差池，为何会认定我是“右派”？我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迎春花掩盖下的第一枪》一文强加给我的罪名，其本身就不合逻辑。东工机械系鸣放座谈会只举行了两天（10日和11日），我是第二天赶去采访的；采访完毕，座谈会也结束了。从时间上推算，纵使我有“参与幕后指挥”的“狼子野心”，也是不可能的。其次，市委书记表态支持在前，我写通讯报道在后，如果东工鸣放连久经考验的市委书记都没有嗅出其反党的气味，怎么能要求我这个毫无斗争经验的年轻人立时察觉到问题呢？第三，报纸的言论、报道，在政治上把关，从来是享有高俸厚禄的领导者的责任（记者应对报道的事实负责），如果我写的通讯确有政治问题，把关者为何不站出来承担责任？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令人费解的问题，就不必赘述了。

　　记得为我召开的批判会只举行了两次就完事了。一是我只有“新账”，没有“老账”，要“深入批判”，实在没有多少话好说；二是待揪的“右派”太多，要抓紧时间把该抓的“右派”一个个抓出来。在批判会上，那些一年前在吸收我入党的会议上对我表扬多于批评、满怀革命情谊的同志，此时一如川剧之“变脸”，陡然让我感到陌生起来。他们对我并不存在的“罪行”大肆挞伐。我细细听来，觉得这些发言，与其说表现了对我这个“阶级敌人”的仇恨，不如说显示发言者个人阶级立场的坚定——在阶级斗争的年月，这一条对于干部的荣辱浮沉至关重要。一些平日过从甚密、相互知心的同事，明知我深受冤屈，但慑于政治压力，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为我仗义执言。此时我才深味古人获罪后那种“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的无助和悲凉。当时编辑部只有一个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站出来为他人仗义执言的，那就是热情正直、心口如一的张天来。当郑笑枫被点名批判，他居然跑到整风领导小组去为郑争辩。结果，他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开除党籍、工资降一级的处分。要不是顾念他“红小鬼”出身，戴上“右派”帽子是没有疑问的。

　　最为尴尬的是参与鸣放报道的记者，和报社内部鸣放时提过批评意见者，此时人人自危，担心那高悬的达摩克里斯剑不知何时会落到自己的脑袋上。他们在批判会上如坐针毡，神不守舍，但一种避祸求生的本能，又迫使他们故作镇静，言不由衷地“揭发批判”别人。结果当然是徒劳的。过不了几天，甚至就在第二天，有的人就被揪出来了。事后我常想，人类发明的“政治运动”真是一台怪异的机器，它可以把人的自尊、良知、诚信、道义等处世立身的准则碾得粉碎！

　　批判会过后，本报8月4日第三版发表了两篇与我有关的报道。一篇是三版头条四栏大标题：《在本报编辑部职工的追击下，右派分子王少桐殷毅在沈‘放火’真相暴露》，另一篇是转载《沈阳日报》通讯《迎春花掩盖下的第一枪》。报道中揭发我的“罪行”，就是重复《沈阳日报》通讯所指控的“支持与指挥东工机械系右派向党进攻，并写了歪曲事实恶意中伤的通讯报道”。我至今弄不明白，在整个反右期间，向广大读者揭露本报“右派分子”罪行的单篇报道，只发了8月4日这两篇。也就是说，只有我和王少桐有此“幸遇”。

　　我的师长同窗亲朋好友，用不着我写信告知，读报后都知道我“出事”了。这真是“十载寒窗无人知，一朝‘身败’天下闻。”

　　在此前后，去9大城市“放火”的记者，东北（王少桐、殷毅）、中南（潘文彬、丘林、钱统纲）两路“全军覆没”，西北组揪出了郑笑枫，只有华东组幸免于难。加上在京采访的记者，以及在报社内部鸣放而获罪者，总数达20余人，约占编辑部人员的25%。其中有5人被开除公职，交专政机关处理。

　　这里插叙一个当年反右火热的细节：随着运动的深入，本报揪出的“右派”越来越多，时任党总支书记的张友同志察觉到已大大超过了毛主席估计的百分比（毛主席的估计是：“右派大约占1%、3%、5%到10%，依情况而不同。”），考虑是否要适当控制一下，便电话请示文化部党委（其时本报党组织隶属于文化部机关党委）。据说，文化部党委领导同志在电话中指示：“《光明日报》是重点（本报是毛主席点名的在鸣放期间执行资产阶级方向的两家报纸之一，另一家是《文汇报》），右派有多少抓多少！”张友就因打了这个电话，反右后整风时被斥为“右倾”，且作为政治错误记入档案。1979年，我奉命来京落实政策，在报社招待所巧遇张友，他告诉我他也是来落实政策的，且气愤地说：“现在右派都平反了，我这个‘右倾’还能成立吗？”再说文化部党委那位领导同志，“文革”中被关进“牛棚”，受尽折磨。粉碎“四人帮”后，他在报纸上发表大批判文章，说“四人帮”对革命干部实行法西斯专政，残害无辜，罪不容诛云云。我读了这篇文章，觉得批得十分正确，但他可曾想过，当年他“有多少抓多少”的指示，给本报一批无辜者及其家属带来了多少伤痛和眼泪！

六

　　运动行将结束的时候，有一天报社整风办公室主任召见我，将打印好的“右派结论”让我签字。我看到上面罗列的罪名共三条，其中主要的一条是“煽风点火，为右派分子撑腰。”根据便是那篇通讯《第一朵迎春花》（其他两条似是而非，大概嫌一条罪名过于单薄，临时拼凑上去的）。这样的结论我怎么能签字？可转念一想，如拒绝签字，既定罪名无望改变，反会增加一条“拒不认罪，对抗组织”的罪名，后果将更加严重。我被迫将“是非”搁置一边而先权衡“利害”，无奈而违心地在结论上签了字。

　　签字过后，整风办公室主任以教训的口吻对我说：“你要是态度好一点，其实降一级就可以了。”（结论上给的处分，降我5级工资，由124元降为70元。）他说的“态度不好”是确实的。当时年少气盛，对于妄加给我的罪名，在批判会上忍不住要加以反驳。虽然每次反驳都被会议主持者大声喝断：“你要端正态度！”我还是为自己辩解了几次。鲁迅说：“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我身临其境，三复斯言，感到鲁迅先生所言深刻极了。后来“右派”集中在报社后院筛炉灰，有一天和韩逸云闲聊。韩是财务科长、民盟盟员，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报社内部鸣放时他提了一些批评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在批他的会上，不管人家揭发什么问题，他都“照单全收”，“诚恳检查”，故而被认为“态度好”。我对他说：“你不错，才降了两级。”老韩苦笑着说：“你是共产党，我却参加过国民党，我要是像你那样为自己辩解，人家会新账老账一起算，把我开除公职的。”原来，所谓“态度好”就是要学会“自诬”，而且是“作诚恳状”的“自诬”。我自启蒙入学堂，老师都教导我要诚实做人，前人留下的修身养性的著作也都如是说，可我照此行事，却受到了加重的处分。我反复思量，这决不是师长和古人对我的误导，而是我自己昧于“世事”，没有读懂极左政治那本无字的书，那上面分明写着：“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1958年3月，我和其他同难者6人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1961年初，又辗转流放内蒙古。且罪及妻孥，一家子被赶到了塞外。

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的狂热终于悄然退潮，理性和良知终于又回归到我们这个古老而多难的国度。1979年1月8日，本报政治部所作的《殷毅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对通讯《第一朵迎春花》作了比较公正的结论：

　　“1957年4、5月间，殷毅同志根据报社编辑部的指示，在沈阳采访，写了《沈阳春讯》的通讯。经报社负责人作了修改，并把标题改为《第一朵迎春花》，于1957年5月24日在本报刊出。”

　　“经查，殷毅同志所写的通讯，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情绪，没有大的错误。”

　　“采写稿件的指导思想是根据当时报社负责人的指示办的，是执行中的问题。原结论说殷毅是煽风点火，为右派分子撑腰的说法是不对的。”

　　错误的结论既被否定，被剥夺了的各项权利随之恢复。1979年6月，我终于回到了暌违已久的编辑部。被错划那年我29岁，回京时已51岁，一生中的黄金年华，在颠沛流离中付诸东流。但比之经受不住北大荒严酷的劳役和饥饿的煎熬、最终埋骨于完达山下的难友，我总算侥幸地活了下来。

　　最后，简要交代原东北工学院机械系“右派小集团”后来的情况，以结束本文。据在民盟辽宁省委担任领导职务的一位老同学来信告诉我：原东工机械系“右派小集团”成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部得到平反——历史证明，当年把我划为“右派”的前提就是虚幻的。其中被《迎春花掩盖下的第一枪》一文点名批判的三位民盟盟员，陈尚炯被评为副教授（1988年病逝）；岳从风现任沈阳工业大学教授；王裕生曾任本溪大学副校长、沈阳市政协副主席、沈阳市民盟主任委员等职务(现已离休)。只有原中共沈阳市委候补委员、机械系主任王铭勋教授结局悲惨。他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昌图县双庙子镇农村劳动，据传，因患阑尾炎未得及时治疗而身亡。他是国内著名的机械原理与齿轮齿形专家，是四化建设不可多得的人才，当年与之交谈曾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这样一位知识精英，竟然“墨面蒿莱，赍志以殁”，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低回不已。

　　1999年1月12日

　　附录：

第一朵迎春花

——记东北工学院机械系教师鸣放前后

本报记者　殷毅

潜藏的激流

　　4月中旬，沈阳市高等院校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它给知识界带来了春的信息。

　　可是，正像残冬里偶尔刮过一阵东风，大地依然是一片沉寂。

　　真的这么沉寂吗？据此间一位熟悉知识界气候的人士说：“未必尽然。”

　　记者和知识界多方接触以后，才隐约察觉到沉寂的另一面。它像一条流速缓慢得几乎静止的河流，表面上难以察觉它在运动，而河面下却潜藏着激流。

　　只要你注意观察，在很多场合可以获得这样的印象：在集会上，有的人旁敲侧击、转弯抹角地表达一个意思；有的人欲言又止，但从他激动的神情里，似乎能触觉到他在想些什么。在书斋里，人们促膝谈心，滔滔不绝，和场面上又是两个样子。这些，实在使人感觉到，毛主席的讲话确实给知识界带来了无限的鼓舞、激情和希望，欲鸣欲放的情绪，在增涨着，扩张着。只是领导上“按兵不动”，只是外界空气冷了一些，才使人有沉寂之感，和“春来何迟”的叹息。

要放的不让放，不要放的动员放

　　在东北工学院，开出了沈阳第一朵迎春花。

　　东北工学院，同沈阳其他高等学校，多共同之处，少特殊之点。把东工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看成沈阳知识界的缩影，也未始不可。

　　东工教师听了毛主席讲话的传达以后，要求鸣放的心情是很迫切的。但是，像其他高等院校一样，讲话传达过后，再也没有什么动静了。

　　可是，人们思想境界里的春光是锁不住的。有些教师三五相约，关起门来鸣放。北京、上海的报纸，像磁石般地吸引着大家，人们争相阅读，互相传诵。有位教师说：“北京、上海的报纸给我们很大鼓舞，虽然是他乡春色，适足以慰念春之渴。”

　　大家在背地里兴奋、激动之余，不免又感慨又疑虑：为何彼处春暖，此地秋凉？

　　就在此时，院领导布置学习了，规定以学生为重点，教师鸣放慢慢再说。

　　当时是这样布置的：

　　从5月6日起，学生停课一周，号召教师在自愿原则下参与指导学生学习。作出这样的决定，据说是依据以下两点理由：一、学生人数比教师多，照顾多数，鸣放自然应该以学生为重点；二、通过教师指导学生学习，改善一下师生关系。

　　在布置学习的会议上，当时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鸣放的重点在教师而不在学生。对于这些意见，领导上充耳不闻，仍按老一套办事：决定么，就得贯彻。

　　想不到被领导上认为要求先“放”的学生，有些也不同意把他们作重点。隔五个星期就要大考了，本学期已经因“流感”停课一周，再停课一周鸣放，大考前的复习时间更短了。有些学生为功课着急，哪里有心思鸣放。学习布置下去以后，有的学生向领导上提出这样的问题：“学习毛主席讲话期间，午睡时间能不能做功课？”学生不想学，领导上有办法：动员。5月6日，开了一个动员大会。

　　有位教师评论领导上的措施说：“要求放的不让放，不要求放的动员放，真是‘倒行逆施’。”

自发的鸣放

　　教师们提出一连串的问号：为何我们的学习布置和北京、上海不一样？为何如此本末倒置？是否不要我们鸣放？领导上是否想“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问题提上去了，却如石沉大海，渺无音讯。

　　平时被捆缚得谨小慎微的教师，这时竟耐不住了。就在同学开始学习的时候，机械系部分没有参与指导学生学习的教师，自发地组织了三个小组进行学习。显然，有一股伟大的动力在推动着他们。

　　自发地组织学习，不能说顾虑都没有了。特别是参加这三个组学习的党员教师，在会上一言不发，态度冷淡，就更加引起非党教师的疑虑：院领导支持我们吗？是否还像以前一样，“放”过以后再给我们算总帐？

　　明摆着，这些疑虑不解除，会是开不下去的。大家商定请院党委书记来参加座谈，请他表明一下领导上的态度。

　　院党委书记来了，也讲话了，但是没有正面地明确地答复大家的要求。

　　教师们于是激动起来，82个人联名写信给中共沈阳市委第一书记焦若愚，要求支持和帮助。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讲话，两天来进行得十分热烈。但我们缺乏支持，尚处在群众自发状态。院领导远落在群众的后面，没有下定决心……”

　　焦若愚支持他们鸣放，10日、11日亲自参加他们的座谈会。就在这个时候，东北工学院走在其他院校之先，突然沸腾起来，划破了沈阳知识界的沉寂。

预兆春暖

　　东北工学院机械系教师自发鸣放，还有一段小插曲：

　　10日座谈会散会以后，有个传说，权威方面认为自发鸣放是闹“中民主”。座谈会主席团成员在兴奋之余，听到这些流言，真如冷水浇头，凉了半截。当即开会检查。会上空气沉重、紧张，谁也不想讲话。大家在痛苦地思索着始料所不及的严重后果。

　　中共沈阳市委第一书记立即批判这种流言，给他们撑腰，认为他们鸣放是健康的、正确的。这才解除了他们的顾虑，出现了11日大鸣大放的局面。

　　现在看来，机械系教师鸣放，不仅是健康、正确的，而且产生了广泛的积极的影响。

　　机械系主任王铭勋教授说：“在我们东工说，这是‘星星之火’，它唤起了人们压抑着的热情和希望。”

　　这样的估计可能是恰当的。11日，很多外系教师参加座谈以后，激动地表示：东工还是有希望的，我们回去也一定大鸣大放。

　　13日起，各系都鸣起来、放起来了。

　　但是，它的影响还不止在宫墙之内。当报纸上发表消息以后，在全市高等院校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好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池水，激起了翻滚的浪花。

　　各校的教师纷纷要求鸣放。沈阳农学院副教授张信达说：“听到东工的消息，大家都跃跃欲试。”药学院副教授刘德仪说：“我们希望东工的风吹到药学院来！”

　　事实上，这阵风已经吹到了各高等院校。本星期内，各校都先后动起来了。现在，沈阳高等院校再也不似冬日之沉寂，而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春日风光。

　　（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5月24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