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光明日报》记者，两次去朝鲜战场采访。一次是1953年朝鲜停战，一次是1954年遣俘斗争。在采访过程中，有一些事情当时是不能或不便报道的，现在写来叫做轶闻吧。

和南朝鲜军官会晤

　　朝鲜战场停火是1953年7月27日上午，那时，我正在开城东南前线最前沿的阵地——红山包。这是一个无名的红色土丘，战士给它起名叫红山包。东南方几里外就是敌人的阵地一五五高地。

　　7月29日，红山包的指挥员告诉我，一五五高地的李伪军派人来联络，希望今天上午在双方阵地前方等距离的地方会晤。指挥员希望我担当此任，并配备一位翻译。作为一个记者，乐于此行。于是和翻译一起，立刻向前沿走去。

　　在红山包的南沿我们下了坡。翻译同志在南坡下说：“你看看这里的土”。我抓起一把土，这土比我们吃的面粉还细，柔软地从手缝里往下流。这位同志说，这里的土地被千千万万的子弹和炮弹轰击过，千千万万次被分解过。敌人的一五五高地，高高在上，天天向这个低矮的土山包轰击。这种形状的土，也是战场上的一种奇迹。

　　下了红山包土坡，便是两军阵地之间的无人地带。不但无人，任何鸟类和兽类也不会在这里存在，所有高树都被打断。但各种各样的蒿草，却长得比人还高。

　　我们发现了人影。在前方有三个穿李伪军制服的人正招手示意。我前去和他们握手。他们非常热情和高兴。他们穿的是美军发的军服，其中一人是尉级军官。他们是美陆军一师第五中队，相当一个团。

　　通过翻译，我向他们讲国际形势和世界和平，但从他们脸上看，对这种话题显得很冷淡。我问他们有什么感想，他们说：“我们历来对中国有感情。我们觉得和中国人像兄弟一样。我们和美国没有感情，也不欢迎美国人。但他们援助我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乍听很吃惊，这竟是战争对手的语言。但又想这完全是一个普通南朝鲜人的真实感情。这是由千年的历史和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作为思想基础的。

　　他们还说：“我们现在很穷，美军的供应不给我们，我们连烟都没得抽。”我赶快把一盒东北出的大生产牌的烟给他们。这种烟在中国是中等偏下的牌子，比前门烟还低一点。他们连忙感谢，并要求再给他们一盒，但我手中只有这一盒了。

　　他们又提出，能不能给他们三双球鞋。他们说，中国的球鞋在南朝鲜是很高贵的东西。可是我们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们当时无法想像，南朝鲜竟这样贫困，如果知道，我们至少可以多带几盒烟来。

　　当时的南朝鲜的生活状况，就是这样展示在我们面前的。

　　我们正谈着，对方又从草丛里冒出两个人，其中一个级别更高一点。看来，他们担心同伴的安全，催他们回一五五高地。

岳黑旦回归

　　遣俘斗争是朝鲜战争的一个特殊战场，一场更复杂更激烈的斗争。从1953年10月到1954年1月，在中立区建立了若干解释帐篷。由志愿军代表，向我方被俘人员进行解释，劝他们回归祖国。

　　哪一个被俘人员不愿意回家呢?但是，在很长时间里，美国人在战俘营里做了数不清的极为残酷的血淋淋的暴力活动。比如，把公开表示要回国的战俘剖腹、挖心。还把心煮熟了，切成小块，让每一个战俘吃掉。你吃了同志的心难道还敢回国吗?还有，强迫战俘在身上(胸、背、臂、脑门上)刺上污辱共产党、毛主席的字。难道带着这样的刺字还能回国吗?

　　因为这些原因，被俘人员岳黑旦坐在解释帐篷里，满头冒汗，反反复复，一会儿说要回去，一会儿又说不回去。解释了很长时间，无从认定。志愿军代表认为他是要回来的，美方提出抗议，认为他是不愿回去的。最终由中立国的代表印度人裁决，把岳黑旦带到板门店中朝方面。

　　我采访了岳黑旦，谈了很长时间。

　　朝鲜战争开始时，朝鲜人民军长驱直入，很快解放了汉城，一直打到洛东江畔。本来，朝鲜人民军想一鼓作气，拿下朝鲜半岛最南的城市釜山，把李伪军赶下海。但到了洛东江畔，李伪军在南岸固守，朝鲜人民军就是过不了江。后来，美军在朝鲜西岸仁川登陆，沿临津江布阵，拦腰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退路，并北过三八线，直到我国的鸭绿江畔。

　　志愿军出兵朝鲜，把美国赶回三八线以南，并越过临津江，第二次解放汉城。志愿军没有及时撤回临津江以北。结果，美军第二次仁川登陆，同样，切断了志愿军退路。

　　岳黑旦解放战争中参军，入朝作战时担任排长。他所在的部队就是没有退路的部队之一。他说，那时，成团、成营的有完整建制的部队，在临津江以南的山区转来转去。这个地区的所有村庄，都被敌人烧毁，群众被赶走，因而找不到一粒粮食。部队逐渐地各自为战。

　　岳黑旦说，他吃过青蛙，各种虫子和树叶。后来，他藏在一个草棚里，还是被敌人抓走。

　　岳黑旦含着眼泪谈他的家史。他在童年的时候，家乡大旱，全家逃荒。母亲抱着刚刚一岁的妹妹。母亲把妹妹放在一棵树下，在妹妹身旁放下他们仅有的一块白薯。父母和他紧走几步，远远地离开了妹妹。父母认为，妹妹跟着他们肯定要饿死，如果有个好心人把妹妹捡去，或许会有活命。已经20年过去了，岳黑旦总想着妹妹醒来时，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岳黑旦参了军，家里分了地，盖了房子。岳黑旦说，共产党对我们穷人恩重如山!我怎么可能要去国民党的台湾呢?!可我身上刺了那么多恶毒的字，我有一千张嘴能说得清吗?

　　据说，我方被俘人员回国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到歧视。后来才有实事求是的政策下来。被俘，是不光彩的，但具体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件，被俘难道是一个普通战士以及下级军官应当承担的责任吗?

采访琐记

　　在朝鲜战场的采访过程中，有些是很特殊的事物，有些也比较有趣，本来可以写成杂记或散文，但那时报刊很少刊登这类文字，至少当时的《光明日报》没有，所以，这些事物只能留在记忆里了。

　　在解释帐篷里就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帐篷里主角是志愿军代表，他们坐在帐篷东南角一个桌子的后面，被俘人员带上来以后，就坐在他的对面。帐篷里还有印度、瑞士、瑞典等中立国家的代表。记者席在西北角，所谓“席”就是一条长板凳。有一次我进入帐篷，坐在长板凳的一端，挨着我的是一个美国记者。他不懂汉语，身侧有一位翻译。这个翻译是台湾来的，只是穿了一身美式军便服。在帐篷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够复杂的了。

　　在板门店，我们的发言人每天要会见记者，其中英国和美国记者每次都来。我们当然也必须到场。

　　一天的采访事务，到下午5时可以结束。这时就坐一辆吉普回开城记者团。每天人多人少，都是坐这辆吉普，一次竟坐了12人。实际上不能说坐，而是一人一人地摞上去的。许多人坐在一些人的肩膀上，头顶上。

　　在北京时，是杨刚和熊复找我们谈的话，要求我们在遣俘斗争中，主要以通讯的方式，具体地、细致地、生动地揭露敌人，反映被俘人员回归祖国的愿望。因为材料比较充分，因而，《光明日报》和《大公报》基本上每天发一篇通讯。稿件要在晚7时至9时半期间完成，以便当天发电，次日发表。超过晚10时，电报就发不出去了。

　　因而，从下午5时从板门店上吉普车开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谁说什么话，都充耳不闻。脑子里高度转动，今天这篇通讯，使用什么材料，怎样结构，怎样开头，怎样结尾。在饭桌上，脑子里也转动着写稿的事。吃完了饭，就伏桌急书。但字迹要让人看得清楚，译电员不可能找你认定某某字是什么。稿子多数在1000字以上，因而，写作速度必须是一小时500字。写下来，看一遍，纠正一下个别字句就发了，绝无打草稿再抄写或对文字做大的改动的时间。这样的稿件，我连写了30几篇。

　　回北京以后，忽然觉得身体衰老了很多。

　　但这却是终身受用的一次锻炼。

　　199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