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可以搭上23路公共汽车，只不过要换乘的不是虎坊桥，也不是永安路。

　　我还是可以透过车窗看到老报社那幢发暗的黄色大楼，也曾记得我喜欢对着五楼半楼道的窗户东张西望，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

　　和陆陆续续离开的人一样，2005年夏天，我也离开了这里。我想，7年的光阴在我的人生轨迹中已经幻化为一个地理坐标：五楼半。

　　该整理的，该遗忘的，该珍藏的，都随我一起走了出来。

　　五楼半，感觉这个名字有些怪，但报社的人都这么叫，它就藏在老报社五楼与六楼之间那个小门洞里。

　　实习的时候，我曾好奇地猜想，那里是什么？但我从未推开过这个小门，疑问也因此滞留在那里，直对着楼梯口的地方。

　　心中的谜，是一份缘。

　　感谢那间小屋接受了我——无助的我在五楼半有了自己的安身之地。

　　常常是在夜色中，我背着书包，拿着水杯，从小屋走出；又在夜色中，以同样的方式走进小屋。有段时间，整个走廊就是我一个晃动的身影，有些孤单，但并不是那么可怕，或许是因为我已把小屋当成了我的朋友。

　　可以在屋外近乎奢侈的露台上蹦跳，可以撩开窗帘让阳光肆意地宣泄进来，可以在床上掂起脚触摸高高的天花板，我便会忘记它其他的不便。

　　散淡的生活同时让我拥有更多的自我时光。

　　我喜欢盯住落山时的夕阳。我喜欢仰望天空，看它如何澄蓝，看它又如何混浊。我喜欢走在马路牙子上，让午后的阳光暖暖晒着我。我喜欢丫丫无形的枯枝，想象夏天的枝叶怎就撑起了一片清凉。我喜欢看街道上的多起来的汽车专卖店，还有那急驶而过的车辆，突然发觉街道竟变得如此硬性。

　　……

　　游离人群之外的感觉不知何时生成，莫名的烦燥也会突然袭来，自己似乎更加封闭了。因之，小屋更与我有着某种相约：我依附着它，它契合着我。小小的房间，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如同那时的我，走进黑夜，在白天里躲藏，好似一切都无所谓，一切都与我无关。

　　夜间的兴奋在黎明来临之前达到它的最高点，于是，昏昏欲睡便成了我白天生活的一种常态。声响，是这个城市的存在。有时，它会让我无奈。隔着窗，也就只有墙的厚度—15厘米，你就可听到，种种的嘈杂接二连三地在枕边汇聚、膨胀。铁锹、锤头的尖裂声，工人们的谈话声。在斜下方15米处，那里还有机器的轰响。不知何故，这些声响总是变换着方式来和你问好，会在不同时间、不同季节奏响。随之而来的灰尘越过窗口，在360度空间上弥漫。睡意被太阳蒸发，人也变干了。

　　收音机有嫌它吵的时候，书翻翻看有嫌它烦了的时候，一个人生活有它无聊的时候。有无限的依赖，又希冀早点出离这间小屋。我知道，我需要改变的是另一种生活方式。

　　像是一瞬间。

　　楼道的东西多了起来，液化罐、桌子、柜子； 走廊上有了炒菜的吱吱响声，有了呛人的油烟味；有了忙不迭的召唤声；有了小孩子软软的口语。

　　我会打开门，倾听这些声响。也试着购置家具，烹制菜肴，让这个走道热闹起来。

　　小孩子会来我的屋里小玩一会儿，我也会品尝他们给我的特产。

　　我喜欢这时有人把一枚钻戒给了我。双休日，我等待他的归来。脚步越来越近，接着开门，一个大包在我眼前晃动——堆脏衣服。那天，便是我们大洗的日子。宽阔无比的露台，飘动着我们的衣物，似乎在昭示着我们的幸福。那时，我们坐在床上，就着窗台，吃饭，听广播，然后相互揶揄。两天，很快就过去。

　　一种居住，形成一种生活方式，我们都习惯了彼此相隔的日子。

　　在某一个时候，我会拎起兜包到永安路市场挑选时令的瓜果。没两天，他就会回来了。

　　因为空间的狭小，我们才可以把对方放大；因为空间的距离，我们才晓得对方在自己心中的位置，在一周的自由中期待重逢便成为我们的节日。当我渐渐和这个城市接近，不再孤单时，小屋似乎就更加亲切了。

　　在小屋的日子是一种简单的清爽。当我离去时，窗台上那盆绿萝已经是郁郁葱葱了。

　　走出五楼半，走出小屋，回归正常的工作、生活，于是，我常常会想起一个词：珍惜。

　　（作者为光明日报教育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