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一个洒满阳光的上午，一纸调我去理论部主持工作的调令放到了我的桌上。尽管这是酝酿已久的事情，我还是感到有些突然，感到诚惶诚恐。面对这承乏高就，一时思绪如潮。

　　对我来说，《光明日报》理论部是我心中的神圣殿堂！正是她的理论文章，引导我走上学人之路。

　　大约是在1978年的下半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我们这些对国家大事十分关注、而政治嗅觉尚不敏感的大一学生，开始醉心地探讨起绝对真理相对真理等我们在上学期上哲学课时并不怎么上心在意的哲学概念来。我们的专业并非哲学，可哲学名词绝对是大家谈论的热门，进而又从哲学问题之争引申到对“文革”的评价等政治话题上来。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光明日报》，尤其她的理论文章，每篇必看，每看必议，每议必争，争论起来面红耳赤，也意趣无穷。一次，班里一个同学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非常小非常小的文章，却得到了非常大非常大的赞誉。大家羡慕中普遍带着嫉妒，却仍把那位同学奉若神明。这事儿足见《光明日报》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当时班里只有一份《光明日报》，为了先睹为快，不少人宁愿每天扫两遍教室，也要抢着做值日，以便获得取报纸的权利。那痴迷的情景恍如昨日，令人感慨万端难以忘怀。后来，我们班里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同学包括我，都自己订了《光明日报》。每天报纸一到唱名派发，成为校园之内不复再现的景观。《光明日报》的理论文章，以及她的许多社论、评论和消息，伴随我们度过了求知若渴的大学生活。正是那段日子，毎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到自己在政治上开始成熟了，可以独出己见而又绝不肤浅地分析形势评说国是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给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带来的变化，以及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的成就，更使我们深切感受到了理论的力量。

　　回想起来，我读本科、硕士到博士期间，都受到《光明日报》的直接影响：

　　在大学时，苏双碧、李桂海的名字如雷贯耳。我读过不少他们的书和文章，饱受启发。到了报社工作之后，我才知道他们曾先后担任过理论部的主任；

　　看了宁可教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整版文章《试论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如醍醐灌顶，于是将硕士论文的方向定为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再后来，我成了宁可先生的博士生。

　　……

　　《光明日报》培养了几代学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光明日报》以她理论的前沿性、知识的密集性、学术的探索性进一步确立了她的特色和品牌。她肩负着理论宣传的重任，承载着知识分子的期望，引导着学术研究的潮流。她人才辈出，充满活力，前途光明……

　　这就是给了我学术营养、动力、生命的《光明日报》，是给了我精神支撑生活目标的《光明日报》！当我面对理论部的岗位，面对保持她的荣誉、维护她的权威、唱响她的品牌的压力时，怎能不诚惶诚恐、如履薄冰！

　　也许，诚惶诚恐会时时提醒我力所不逮，永须努力；一定，如履薄冰能处处告诫我责任重大，不容懈怠。

　　我的2005就这样开始了。它带来崇敬，带来责任，带来压力，带来激情。这个洒满阳光的日子，让我感到任重而道远。

　　（作者为光明日报发行部主任、理论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