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起来上班。八点钟，明晃晃的阳光。很陌生的感觉，算来也是工作五年了，记忆里居然没有迎着朝阳去上班的经验。”

　　这是2005年3月1日我发给友人的一封邮件。就是这一天，经历一场大病之后，我离开了总编室夜班编辑岗位，离开了曾一起度过五年漫漫长夜的亲爱的同事们，调入文艺部工作。

　　今天，重读这封邮件，无限感慨。回首2005，一切人，一切故事，一切感动，一切震撼，从这里开始。

　　2005年4月3日，北大校园，我与白先勇有了一个下午的长谈。十多年前就开始读他的书，七年前做过关于他的论文，不曾想到，会有面对面的这一刻。竟然有了点似曾相识的错觉：和很多年前在图书馆静静读书一样，这一刻，不过仍是心灵对话的延伸。这篇访谈是我进入文艺部后的第一篇稿件，也是从那时起，我发现自己从事的是多么有意思的工作：我如此着迷于一个浩瀚心灵所散发的强烈魅力，着迷于那种对话时的碰撞与会心。

　　三里河南沙沟小区，这个住了无数学界大家的地方，一年内曾两次走进。第一次是采访柯岩，第二次是采访华君武。总是早早地到达，静静地坐在长椅上，看着庄严的小红楼沐浴在晨光中，看着散步的老人从我身边经过。他们慈祥而平和，但我知道，他们的名字说出来一定如雷贯耳，他们的心底埋藏着多少渊博学问，他们经历了风云沧桑……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从事的是一件多么神圣的工作：我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段历史，一种思想，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境界。

　　2005年5月28日，湖南凤凰。在随“重访长征路作家采风团”采访的路上，我度过了二字头的最后一个生日。作家们悄悄地给我订了一个三层的大蛋糕，陈忠实、刘醒龙用歌声表示祝贺，刘兆林送给我一本沈从文的《湘行记》，上边有全团作家的签名和祝福，大家陪我来到河边点燃河灯，许下心愿……那一刻，我发现我从事的是一件多么快乐的工作：我的采访对象把我当作朋友，而不仅仅是在例行公事的记者。

　　有一天，收到了华君武老人的一封信，信中说，我在稿件中把他的籍贯当成了出生地。他说：“可见不能想当然。”信末又加了一句：“我也想当然，你有令兄，必称‘大悦’”。漫画老人惯常的幽默，没有一句指责与批评，却令我羞愧得无地自容。那一刻，我发现我从事的是一件多么需要认真的工作：任何一个疏忽，都是白纸黑字，永远不容更正。

　　不光是欢乐与感悟，这一年，也承载了那么多的悲伤。

　　6月30日，启功先生去世；

　　7月20日，严文井先生去世；

　　8月24日，刘白羽先生去世；

　　10月17日，巴金先生去世。

　　在寂静的办公室里，默默在电脑前赶稿时的感受是难以言说的：个人的伤感与职业的压力交织在一起，我不知道，笔端能够承受怎样的沉重与痛苦。但是，我又觉得欣慰：这一刻，我默默地回想自己读过的老人的文字，默默地追想老人的人品与文品，让自己的心灵再一次接受荡涤。那些曾经在我的阅读史和成长史上占了那么重要的地位的世纪老人，我竟然是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最后的致敬。

　　“大师们渐行渐远，世纪老人渐次凋零或是风烛残年。”“时代呼唤大师，不仅是呼唤大师博大精深的学问，也呼唤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在一篇言论中，我忧心忡忡。那时不曾料到，这种呼唤很快就有了回应。——2005年的最后一次震撼，来自北大的孟二冬教授。一位仁者，智者，勇者。这位平凡而不平凡的学者，使我们蓦然发现：其实，即使大师离我们远去，但他们的精神还是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在这样的默默无闻的、平凡的人们中间，自然有英雄存在。不一定是做出了多么轰轰烈烈的业绩，但他的人格魅力、道德力量是永恒的。所以，我们称孟二冬教授为“时代英雄”。

　　仿佛一个轮回：从春天到深冬，从白先勇到孟二冬，2005年最初与最后的感动都是在未明湖畔。很久以前，曾经有朋友告诫我：“你只爱读书，不爱交往。只爱静，不爱动。你是不适合做记者的。”但我仍然坚持自己对职业的选择。而现在，我突然间觉得，我所做的工作，似乎只是读书的延伸：不过一个是纸上的虚拟交流，一个是面对面的碰撞罢了。而动与静之间，竟然也有玄机：在做记者的奔波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沉静的内核的。名记者南香红说得好：“新闻是易碎品，我得在新闻的速死中发现永恒。”

　　站在2005与2006之间，站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站在逝去与新生之间，我感到了手中的笔的责任。我们的报纸说，要 “致力于成为当代中国的文化日记与学术日记。”那么，能够裹挟在《光明日报》与中国当代文化的洪流之中，能够用手中的笔见证历史，纵然我的声音细弱、力量微小，也无比欢欣而幸福。

　　（作者为光明日报文艺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