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2007年9月28日了，突然接到主任的电话，说报社决定调我参加十七大报道组。于是，赶紧到火车站退掉已经买好的去看公公婆婆的火车票，再唇焦口燥地安抚和说服女儿，承诺一定让她在北京也能过上一个有意义的国庆节，然后，惴惴不安地等待报道组定于30日的"集结日"。

　　报社对十七大报道的重视是空前的。"集结日"那天，不仅发给每人一份学习材料，让大家在假期里认真学习，还规定从10月5日起大家集中起来一起学习。更为不同的是，由于记者证有限，报道小组中本报只有6名同志有上会采访的证件，其他6名同志则没有证件，而我，正是"无证记者"之一。

　　怎么办呢？我们几个"无证者"面面相觑。

　　大学好友随某地方团到京采访十七大，给我这个"无证者"打开了一扇窗户。也就是至交，怎么打电话烦她，怎么给她提"无理"的要求都行。听电话里她的声音，就知道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但她仍是帮我联系好了要采访的代表，而且代表还答应到驻地的门口接我进去。（按大会会务的规定，访客唯有代表本人到门口接才能进入驻地。）记得那是一个中午，我站在新大都饭店门口，等待他们来接我。这时，我才发现，其他媒体也派出了和我一样的"无证者"，至少有两家电视台把摄像机架在大门口，随机地抓住偶尔出入大门的代表们进行采访，而像我这样拿着一支笔在旁记录的文字记者，就更多了。

　　老友喊我的名字，在同行有点羡慕的眼光中，我办好了手续，开始了我的十七大采访工作。一个中午，采访了两位代表，挺有收获，但到了下午，我发现了这种方式的局限性。代表们的会场，我这个"无证者"是无论如何也进不去的，代表们开完会后用餐的地方，我还是无论如何也进不去，站在走廊逮着一个代表问几句，回来写个观点性的稿子还可以，但绝对完成不了那两篇已经布置在我头上的大稿。

　　还得想办法。不如放弃这种"直接进攻"，改为"迂回包抄"！第二天，认真检索代表们的资料，确定了自己要采访的代表，我选的采访对象都是大学的校长或党委书记，然后，我决定直接和他们所在大学的党委宣传部联系。不过，为了确保代表能够接受我的采访，我想了一招儿，就是请平时和这些高校很熟的报社同事帮我打个招呼，这下可把我们部门从主任到编辑记者给扰了个遍，另外，还捎带上了上海记者站的曹继军，还有已从报社调到广东这次大会任广东团新闻联络人的王衍诗。现在我还记得曹继军接电话时说的话："我马上帮你联系学校，联系好了后在第一时间给你回电话。"

　　"迂回包抄"果然管用，我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但"迂回包抄"成本比较高，周转的时间也长，随着大会的进行，布置给我们的任务有时要求"短平快"，于是，我就去向"有证记者"付小悦求救，请她告诉我一些代表的房间号，然后选择一个不会打扰代表休息的时间，将电话打将过去，任务就此完成！

　　"无证记者"的采访，有那么一点艰辛，让我想起了自己当体育记者时围追堵截体育明星的那段时光，想起一次次拥挤的采访场面中背上摞着一层层同行的那种感觉。但2007年的这个"无证记者"，更多的让我感到幸福，因为我工作在一个总能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提供强大支持的团队中，虽然发表的稿件署的是我的名字，但背后却是光明日报的同仁们多年的积淀。

　　今年，我有幸采访了著名作家金庸先生，当时报社策划部约请他写《香港赋》，于是委托我顺便将一些光明日报送给他参考，没想到几个月后，时任策划部主任的陆彩荣告诉我，金庸先生写信给总编辑，其中还专门提到要感谢我。当时，我真的很感动。我为金庸先生做的只是区区一件小事，但从他那里，我体会到一个常怀感恩之心的人的境界。2007年，无论是作为十七大期间的"无证记者"，还是平常日子里的记者，我要感谢每一个接受我的采访和为我的采访提供帮助的人，感谢我的同事们，感谢我的朋友们，也感谢我的家人。

　　（作者为光明日报教育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