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炳琦　男，汉族，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８日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４年在西北政法大学读新闻学专业。

　　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８年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内刊编辑室任编辑。

　　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８年在陕西日报社任编辑、记者、记者站站长。

　　１９７８年——１９９２年在光明日报社陕西记者站、办事处任副站长、站长、主任、主任记者。

　　１９９２年——２０００年在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陕西省教委任专职委员、副书记、副主任、书记、主任。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６年在陕西省政协任委员、常委、文教委员会主任。其间任国家督学６年。

　　２００６年２月退休。现任西安欧亚学院名誉院长、党委书记，陕西省高等教育学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三秦大地，一片古老、神秘而令人向往的热土。光明日报，一个特色鲜明、品味极高、在国内外久负盛名的媒体。

　　１９７８年，我有幸被选为光明日报记者，且负责陕西记者站的工作。走上一个全新的工作岗位，如何适应光明日报的特殊要求？如何从光明日报的角度认识陕西、宣传陕西？如何把握记者站工作的规律性和主动权？便成为那时我日夜思考的问题。

　　陕西的省情到底怎么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和分析，我们已基本心中有数了。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科教大省。全省有高校５０多所（当时），综合实力仅次于北京、上海和江苏。有科研院所１００多个，每年都有大量科研成果涌现，一批科研人员处在国家科技领域的前沿。毫无疑问，对于光明日报来讲，陕西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调研中我们也发现，陕西不仅科教工作有地位、有影响，是光明日报宣传报道的重要内容，而且这里的文物考古工作也在全国举足轻重。８０万年前“蓝田人”的发现，６０００年前“半坡人”的足迹，１３个王朝建造的灿烂文化，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代的宏伟业绩……都在这里留下了极其丰富珍贵的文物遗产，使人们一踏上这块土地，就如同走进一座人类历史的天然博物馆。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数千名文博工作者辛勤耕耘，在这块丰厚的文化土壤上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于是，我们很快地确定了记者站的工作指导思想：在以主要精力搞好教育、科技报道的同时，打陕西文明历史牌，把文物考古的报道放在重要地位。不久，大约在记者站建站半年时间，我们采写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巡礼”的中篇通讯。号称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秦始皇兵马俑，自１９７４年发现，长达５年时间，省内外媒体没有突出宣传。光明日报１９７９年作了系统报道之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对于宣传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和后来的博物馆建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年，这篇报道获陕西省优秀新闻奖，这更坚定了我们做好陕西文物考古这篇文章的决心和信心。

　　自秦始皇兵马俑发掘之后，陕西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我们的文物考古报道也步步紧跟，演绎了一幕幕感动我们自己也感动社会的活剧。

　　秦陵，象一座拔地而起的巨大山丘，屹立在古城西安东约３５公里的骊山脚下，墓穴中埋着“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千古一帝”——秦始皇。这座当年动用７０万刑徒修造了整整１１年的宏大帝王陵墓，史载曾遭大火焚烧，地面建筑早已荡然无存，而地下宫殿的情况，两千年来一直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力图解开的一个谜。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８５年，秦始皇陵考古队历十二载严寒酷暑，在１２平方公里内的陵区钻探和监测了４万多个点，终于揭示了地宫结构的奥秘，推翻了史书记载地宫已毁的结论。据此，我与白建钢同志采写了“秦始皇陵考古工作又有重大突破”的新闻，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轰动。后来，这篇报道被评为全国第七届好新闻二等奖。

　　类似的重大考古发掘接踵而来。如轰动海内外的法门寺塔下发掘清理出的佛指舍利和大批唐代珍贵文物、恢宏的秦公陵园和秦公一号大墓、举世瞩目的秦兵马俑３号坑和秦陵１号铜车马、在陶瓷烧造史和桥梁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铜川耀州窑遗址和咸阳沙河古桥，还有唐韦氏家族墓、阳陵汉陶俑群、梁山旧石器地点群、大荔人甜水沟点等等，都取得了不同寻常的考古研究成果。统计资料表明，仅“七五”期间，全省就发掘清理了大中型古遗址１００多处，古墓葬８００多座，房、室、窑址２０９处，发掘面积１万多平方米，出土文物４５８３５件。

　　在大面积考古发掘的同时，建国以来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田野文物普查，也于１９８７年在全省范围内展开。由近千名文物工作者组成的省、地、县三级普查队，在长达３年的时间里足迹遍布三秦大地的各个角落，普查出各类文物点３４８３７处，相当于普查前掌握的４０００处文物点的８倍。普查表明，陕西文物点密度之大、数量之多、等级之高，均居全国之首。普查发现了大批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历史遗迹，如陕北地区内涵丰富、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细石器文化遗址；关中地区的甘泉宫、梁山宫、崇凝宫、谷口宫、池阳宫、舍车宫、鼎湖延秦宫等４０余座秦汉宫殿遗址，以及遍布全省的古城、古建遗址等。这些重要发现，丰富了我国考古文化的序列，填补了不少文化类型的缺环，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

　　那一段岁月，我仿佛走进了中华民族那恒古、久远、庄严的历史，在采访中与我们的先民对话，用心感受他们艰辛的步履、伟大的创造和辉煌的业绩。为了适应对文物考古工作的报道，我刻苦学习历史考古知识，广交文物界的朋友，大量积累文物考古方面的资料，并以亢奋的精神状态去迎接一次又一次的报道任务。而这一切的背后则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一个三秦子弟对陕西古代文明的关注和崇敬，一个光明日报记者对自己报纸特性的理解和适应。

　　编辑部对陕西的文物考古报道极为重视和关注。凡是陕西重要考古发现的报道，编发的既及时又安排的十分突出，使光明日报经常处于先声夺人的主动地位。记得秦公一号大墓发掘的报道，海内外２０多家媒体的４０多名记者云集发掘地，我们记者站倾巢而出，吃住在现场一个多月。每天天一亮即爬起来找人采访，晚饭前写好稿件，晚上８点前驱车赶到数十公里外的宝鸡市发稿，先后发稿４０篇左右，形成了其他媒体无与伦比的声势。当时的总编杜导正同志在编前会上说：“这段时间的版面是我的，大家都别争，我要好好宣传陕西的秦公一号大墓！”对于驻地记者来讲，这是何等的鞭策力量和精神鼓舞！

　　我在光明日报社服役计１３年。１３年间，发表各种体裁的新闻稿件约１２００篇，头版头条１００篇以上。报道的主要内容自然是教育、科技，但是文物考古方面的报道也十分突出，约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中不少报道被海内外媒体转载、转播。大量系统的文物考古报道，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古老文明的风采，既推动了陕西的文博工作，也丰富了光明日报的宣传内容，成为光明日报的一个亮点和品牌。

　　１９９２年５月，我被调到陕西省教育厅工作。那是一次艰难而依依不舍的抉择。在光明日报毕竟工作、生活了１３年，１３年虽不算太长，但在我的一生中却是那样的深刻。１３年中，报社各层领导的亲切关怀，各记者站兄弟姐妹的支持鼓励，那捕捉到重要新闻线索时的兴奋激动，那撰写稿件中的一个个不眠之夜，那在三秦大地上奔波的风风火火……虽然已时过１６年了，至今都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

　　１３年已成为历史，１３年永远在我心里。感谢光明日报对我的关爱和培养，怀念当年为办好光明日报共同战斗的各省记者站的兄弟姐妹们！

古老而又生机盎然的文化圣地

——访西安碑林

　　在灿若星河的祖国历史文化宝库中，西安碑林可谓耀人眼目的一颗明星了！

　　清晨，当旭日从古城墙那边冉冉升起、博物馆的朱红色大门在朝霞辉映下徐徐开启的时候，不同肤色、不同语种的游人便从四面八方涌来了。多少炎黄子孙在这里陶冶了情愫，激发了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对新生活的向往！多少国际友人在这里“啊唷”惊叹，赞美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

　　这块民族文化的圣地，自北宋元祐二年创建至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了。它荟萃的历代名家碑碣、刻石达２３００余方，其中展出的１０００余方，分别陈列在８座碑亭、７个展室和８条游廊中，是迄今我国集中保存汉唐以来碑石、墓志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地方。置身那丛立如林的丰碑巨石间，你一定会眼花缭乱、惊叹不已。在第一展室，一排排石碑列联成屏，俨然巨型石质书库，这是刻于唐文宗开成二年的《开成石经》，即《周易》、《诗》、《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左氏春秋》、《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孝经》、《论语》、《尔雅》１２部，与清代补刻的《孟子》合成１３经，是研究经学史的重要资料。全碑用石１１４方，两面刻文，总计６５万余字，被称为“世界上最厚最重的书籍”。在反映我国古代对外友好往来、文化交流的诸多碑石中，最著名的是陈列在第二展室里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记载了基督教的支派——景教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并刻有古叙利亚文，为研究我国古代与叙利亚、伊朗等国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引起西方史学界、宗教界的极大关注。碑林的书法碑石内容极丰，久负盛名。特别是陈列在第二展室中的许多名家碑帖，争奇斗妍，各具风韵，常使游人和研究者流连忘返。如褚遂良的“同州圣教序碑”，铁画银钩，笔力遒劲；欧阳询的“皇甫诞碑”，结构严谨，清劲绰约；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雄浑苍劲，丰满圆润；柳公权的“玄秘塔碑”，气势磅礴，斩钉截铁；王羲之的“圣教序碑”，笔法善变，多姿多彩；张旭、怀素的“千字文碑”，龙飞凤舞，挥洒自如。还有苏、黄、米、蔡四大家及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董其昌的许多精品，都是后人学习、研究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碑林不仅是书法艺术的海洋，也是石刻艺术的宝库。这里保存的大量历代造像、浮雕和石刻线画，雕刻精湛，内容丰富，艺术价值极高，是研究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贵实物资料。

　　九百年人间沧桑，战乱、地震曾使许多雄伟恢宏的古迹古建化为乌有，西安碑林也几经破坏，几经修复。解放前夕，由于缺乏妥善管理，碑室阴暗潮湿，鼠穴鸟巢遍布；庭院破砖碎瓦，杂草丛生，一片荒凉景象。西安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古老碑林获得新生，迅速发展。国务院公布西安碑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曾３次拨专款整修碑林。不仅翻新了房屋，绿化了环境，而且调整了碑展，新征碑石、墓志千余方，使碑林的珍藏增加一倍以上。为防止四百年前关中大地震破坏碑林的悲剧重演，当地政府对碑林的所有房屋、梁柱都进行了加固，陈列的碑石全部用角钢圈固连接。同时，给主要的碑石还安装了玻璃面罩，以防手剥风蚀。如今的西安碑林，窗明石净，美观整洁，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随着保护工作的加强，西安碑林的研究工作也有了长足的进展。这里有专门的碑林史料、书法、石刻研究室，建立有文物档案，设有完备的陈列体制。多年来，文博工作者辛勤耕耘，撰写专著近１０部，论文４０余篇，整理出版的碑帖、拓片不计其数。老一辈史学家、金石学家武伯纶、岑仲勉等曾为弘扬碑林文化做出过卓越贡献，新一代碑林研究的传人，也在碑林那厚重、博深的文化沉淀上茁壮成长。著名的微雕艺术大师曲儒，中年书法家薛铸、高峡、坤学等，都是在碑林翰墨的濡染薰陶下崭露头角的。近几年，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史学界、书法界考察研究西安碑林的人士也纷至沓来，使碑林这一“三秦瑰宝”为海外越来越多的人们所了解，所瞩目。

　　凭借着自身丰富的文化内涵，沐浴着共和国的融融春晖，在文博人员的辛勤培育下，西安碑林成长着，壮大着。４０年来，它已由一个古物堆集的场所，变成闻名世界的文博旅游胜地。特别是改革开放１０年，西安碑林在国内外的声誉与日俱增。据统计，建国至今（文革期间未统计），西安碑林接待国内外的参观者约１８００万人次，其中外宾近百万。近几年，这里每年接待内外宾高达１００万人次左右。因此，我国外交部特将她定为国宾接待点，以碑林为主体的陕西博物馆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５０个重点博物馆之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黄文欢称这里的文物是“无价之宝”。美国总统尼克松参观后在留言簿上写道：“这些文物不仅属于中国，也是世界最伟大的珍藏”。

　　这就是西安碑林，一个古老而又生机盎然的文化圣地。它是祖先奉献的奇珍，是民族文化的精灵，是伟大祖国的骄傲。

　　（原载光明日报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２５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