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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长安 男，重庆忠县人，生于１９５１年１０月，硕士研究生学历。１９６９年３月入伍参加工作，１９７４年进入西藏日报开始新闻人生。现任光明日报四川记者站站长。
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８０年在西藏日报汉文编辑部，从羌塘草原、藏北无人区、唐古拉山、沱沱河长江源头到藏南农区，从后藏日喀则、古格王朝阿里、终年积雪的喜玛拉雅山脚到藏东林区、横断山脉，把一个记者的足迹留在了西藏的所有地区和县，既锻炼了坚毅的人生性格，又奠定了新闻业务基础。
１９８０年调入光明日报社。先留在西藏记者站工作两年，１９８２年调回四川记者站，其间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８年兼任光明日报考试杂志主编。１９８４年参与知识分子的榜样——蒋筑英的报道，获北京好新闻奖（中国新闻奖的前身），１９９２年一篇反映拖欠教师工资问题的新闻——《救救教师，救救孩子》，获１９９３年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１９８０年初，我从西藏日报调入光明日报，在西藏记者站工作。那时西藏文化部门正着手藏族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大型民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抢救。
《格萨尔王传》是藏族地区主要由民间说唱艺人口头流传的一部结构宏伟、卷帙浩繁、世界上罕见的叙事长诗，粗略估计有１００多部，达１００多万诗行、１０００余万字。作品以描写藏族古代部落分立，互相征战掠夺，最终走向统一为主线，既歌颂了藏族人民心中集真善美于一身、以格萨尔为代表的民族英雄们保护百姓、为民除害的大义精神和崇高品行，又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在战乱中广大藏族群众的痛苦以及他们反抗侵略、保卫家乡的坚强意志和不断开发财源、改善生活，寻求统一，向往安居乐业的美好追求。它在口头流传过程中，被藏族民间说唱艺人在古代神话、传说、故事、民歌、谚语和赞词的基础上不断滋润、丰富，使故事变得生动形象，情节曲折，气势磅礴，语言活泼、流畅、清新，具有极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成为藏族和祖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瑰宝。
《格萨尔王传》长期靠民间艺人口头流传，一直没有文字记载（富有的农奴主家里偶有请艺人说唱时让人记录的零星片断手抄本），历史上也极少有艺人能从头至尾说完整部史诗。１９８０年夏，一位来自藏北草原深处的１９岁牧羊姑娘玉梅到拉萨朝佛，住在亲戚家闲时说唱些《格萨尔王传》段子，很受欢迎，并且宣称能够完整地说唱１００多部《格萨尔王传》，被了解政府正在寻找《格萨尔王传》说唱艺人的亲戚报告给了自治区文化机关。
设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的《格萨尔王传》抢救办公室之前已经寻得一位叫扎巴的７４岁老艺人视为“国宝”奉养，并组成专门录音整理小组跟随，从《格萨尔王传》的第一部开始，按部按章节地每天录制整理扎巴老人的说唱，且已经录制了十多部。在他们看来，能按章回说唱《格萨尔王传》的，都是阅历很深的老艺人，而且都是男性。一个年轻姑娘，完整说唱１００多部，可能吗？会不会是想骗吃皇粮？我与《格萨尔王传》抢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熟，知道这一消息后，建议他们不妨请玉梅姑娘来一试。他们同意了。
一个上午，玉梅姑娘被亲戚带到了出版社，坐在了我、《格萨尔王传》抢救办公室的几位专家和工作人员面前。那是一个无论怎么都无法与文学艺术、艺人联系起来的典型牧区姑娘：圆圆的黑红脸，大大的眼睛，一身极其笨重的老羊皮藏袍，露一手在外，深深地低着头，不敢看人，脸上总带着羞涩的微笑。她没上过一天学，不认识一个藏文字母，从没离开过她家乡的草原，连拉萨藏话都听不太懂。
工作人员先请玉梅从头到尾说出１００余部《格萨尔王传》的各部名目，她一口气十多分钟说完，与专家们掌握的完全相符；又让她自选任何一部的任何一章试说唱，玉梅选第一部的最后一章，近两个小时说唱下来，我虽然一句没听懂，可专家们已经惊讶万分了。专家们说她就像照着书本唱诵一样，而且比已经录制整理的其他艺人的说唱语言更优美，诗句更精炼，说唱声调更动听。下午，专家们再随意指定某部某章某节让玉梅说唱，一连七八段，她都总是在专家指定章节的话音刚落时便不假思索地开始说唱，还都总是一句不漏，她可以算把整部《格萨尔王传》倒背如流！这更叫在场的专家和工作人员目瞪口呆！
《格萨尔王传》的诗句是用古藏语表述的，其语言的精美不亚于汉族文化的四大名著，如果用文字记录下来，不要说个字不识的玉梅，古藏语水平差的藏族文化人也难以读懂，更不用说背诵上千万字的整部《格萨尔王传》，莫非遇到“神女”啦？！玉梅是怎样会说唱《格萨尔王传》的？听了她的讲述，越发让人觉得神！她说：１９７６年夏的一天，她和同生产队的姐妹巴桑被队长派往很远的夏季草场放羊。那天早晨太阳彤红，万里无云，可到中午暴风雪骤起，把她们放牧的１００多只的羊群刮得惊恐万状，四处乱跑。她俩冒着风雪，追赶羊群，不知跑了多远，也不知追到了什么地方，终于把羊群赶拢到一个山洼避风处。她们数了数，还差两只羊。玉梅对巴桑说，“你留下看守羊群，我去找那两只羊”。巴桑说，“这么大的风雪，去哪里找？我们现在都又冷又累又饿，还是休息一会，等暴风雪停了再一起去找吧！”。姐妹俩往草地上一躺，很快就都睡着了。
玉梅进入梦乡，梦中继续去追寻那两只被暴风雪刮丢失的羊。追呀追呀，不觉来到一个寸草不生的山谷。那山，怪石嶙峋，颜色漆黑；山脚下一个深潭，潭水也是漆黑，如一潭墨汁。玉梅正觉怪异恐怖，忽见黑潭翻江倒海，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随即，从潭中冲天冒出一黑脸妖魔。那妖魔穿黑战袍，舞黑箭，吐出一股黑色气流，把玉梅卷进怀里就要往黑潭里拉。玉梅很快眼前一片漆黑。
危急关头，一道白光划过玉梅的眼前，接着，一位全身白装的仙女从天上俯冲而降。仙女手中金光灿灿的长箭直刺黑色妖魔，一阵激烈厮杀，白衣仙女终于从黑袍妖魔怀中救出了玉梅。
玉梅惊魂未定，仙女问，“你要去哪里？”，玉梅说，“我要去找丢失的羊，然后要回家，阿爸阿妈会担心我的！”仙女说，“你还应当为天下善良的人们做更多的事！”说完，仙女用金箭尖在玉梅肚子上轻轻一划，肚子裂开一条口子，却不见流血。玉梅不解，又见仙女从怀中拿出一卷用黄绸包裹的东西塞进她被划开的肚里，接着用手在她的肚上一抹，被划开的口子缝合了。又是一道白光闪过，仙女乘着白光升天而去。
山谷中又只留下玉梅一个人，她又被笼罩在惊恐之中。玉梅拼命的喊呀，叫呀，哭呀，渐渐的不省人事。
巴桑被玉梅的哭喊和尖叫声闹醒，见玉梅使劲抓扯自己身上的衣服，在草地上乱滚乱翻。无论巴桑怎么大声叫玉梅，希望她醒来，玉梅就是不应声，一直拼命哭叫着在草地上翻滚。巴桑吓坏了，只好骑马飞跑回家叫来玉梅的阿爸和公社的赤脚医生。
被阿爸背回家以后，玉梅病了。她躺在卡垫上，紧闭双眼，不吃不喝，不停的胡言乱语，持续了半个月。开始几天，玉梅的胡言乱语象自言自语，含混不清，没人能听懂她说的是什么。后来，她说的愈来愈清楚，声音愈来愈动听，终于有一天，她的阿爸听出来，她说的全是《格萨尔王传》的内容！
昏迷了１５天以后，第１６天早晨，玉梅终于睁开眼睛醒了。阿爸阿妈惊喜地问她：“你怎么了？”玉梅回答说：“我做了个梦”。
这以后，玉梅和往常一样，天天与巴桑一起出工放羊，好象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１９７７年国庆节，玉梅和要好的姐妹们相约到区里举办的文艺演出大会上看了回热闹，便一夜成名，并迅速名扬整个藏北草原。
那天，玉梅挤在从草原四面八方赶来看演出的牧民中间，兴奋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每一个节目。这是她长到１８岁第一次经历如此热闹的场面。当看到台上一位老人的《格萨尔王传》片段说唱时，随着说唱内容，玉梅仿佛又回到一年前那半个月不醒的梦中。她不由自主地挤到台上，和老艺人同声说唱起来。老人说完下台了，她还留在台上继续说；一段说完了，她接着说下一段。数千牧民听呆了，玉梅的同伴姐妹和乡亲们听傻了：姑娘会说唱《格萨尔王传》？闻所未闻，而且玉梅还是一个性格内向，从不会唱歌跳舞，连与人说话都红着脸、低着头的“傻姑娘”。
一发不可收。玉梅连着说唱了三天三夜，嗓子说哑了，嘴唇说肿了，还下不了台。看着台下挤得密密麻麻的牧民们如此喜欢，甚至是迷恋她的说唱，玉梅这才明白，梦中仙女说的“应该为天下善良的人们做更多的事”大概就是为他们说唱《格萨尔王传》了，仙女划开她的肚子往里塞的，应该也是《格萨尔王传》。
从此，玉梅变了一个人。只要有人群，她就为他们说唱《格萨尔王传》，从家乡说唱到公社，说唱到索县，说唱到那曲地区，最终说唱到了所有藏族群众都魂牵梦绕的圣城拉萨。
没有人敢相信玉梅上述的神话般的经历，可她能整部整部地、象背诵一样地（而且是横流倒背！）说唱上百部《格萨尔王传》，被证明是不争的事实。她很快被决定留在西藏自治区《格萨尔王传》抢救办公室，被吸收为国家正式干部，被当作“国宝”保护起来。有关部门给她分配了住房，派人专程把他母亲接到拉萨照顾她的生活，给她配备了助手班子。玉梅每天上班就一件事：唱录《格萨尔王传》。
玉梅到底是怎么会说唱《格萨尔王传》的？真如她本人所说，是神授？还是学就？我决定到她的家乡——藏东北草原腹地索县去探寻个究竟。
从拉萨乘一天长途公共汽车到地区所在地那曲，再搭便车颠簸十几个小时到索县，第三天又搭便车到玉梅家所在的区，第四天骑快马起早摸黑跑一天，终于到了玉梅的家。
玉梅家在一个山坡上，一条小河俯冲似的从家门前泻过，发出震耳的轰鸣，犹如滚过草原的闷雷。两间草坯垒的矮平房，只玉梅的姐姐德吉一人住。全家也只是她阿妈和她姐妹俩，阿爸一年前去世了。几天的路途劳顿，特别是骑了十几个小时的马，下地站立都很难了，被翻译扶进玉梅家，直接便躺到了靠墙而铺的卡垫上（藏北牧民生活简单，房中间立一烧茶的火炉，靠墙铺一圈羊毛卡垫，就是全部生活空间，不分男女老幼，白天在那里喝、吃，晚上在那里睡）。本来都累得话不想说，眼不想睁，可性急的职业习惯驱使，我还是强撑精神做点采访。打量打量玉梅的姐姐德吉，虽比玉梅显得机灵，也还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牧民。
我问德吉，你妹妹玉梅是怎么会说《格萨尔王传》的？她说，我现在也不信玉梅会说《格萨尔王传》！她去区里看了几天热闹，回来满草原的人都说她会说唱《格萨尔王传》了，但我没有听过，她就去了县里，去了那曲，去了拉萨。德吉还告诉我，草原姐妹生来就会唱歌跳舞，可玉梅不一样，她从不唱歌跳舞。但是玉梅很听阿爸阿妈的话，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准做什么就不做什么，所以阿爸阿妈特别偏爱玉梅。从德吉那里没得到玉梅故事任何答案。
第二天早晨九点多醒来，太阳已经把本来采光很差的低矮草坯房照得透亮。我起床走出去，上到玉梅家后面山坡顶，一个人站在辽阔、寂静、难见人烟的草原上放眼四顾，真有天际会突然冒出神仙的幻觉。下到河边捧起比矿泉水还清澈洁净流水洗了脸，回屋喝了酥油茶，吃了粘粑，赶紧骑马跟德吉去夏季牧场。我迫不及待地想从玉梅的伙伴巴桑那里找到玉梅故事的答案。
马在草原上跑了近３个小时，见到了巴桑。她的讲述，与玉梅的说法完全一致：那天突然下起暴风雪，刮散了羊群，她们追到一个山洼，躺在草地上睡着了，醒来见玉梅脚乱蹬，手乱抓，乱喊乱叫，身上发烫，大汗淋漓。她和玉梅阿爸、公社赤脚医生等几个人连背带抬费了好大劲才把玉梅弄回家。玉梅病了很长时间，不吃不喝不睁眼，大家都以为她活不过来了。巴桑说，她和玉梅是最要好的姐妹，从小到大几乎形影不离。玉梅嘴笨，不会唱歌，笑话也少讲。有一段时间，她们俩放牧时，巴桑天天教玉梅学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文化大革命期间草原上的牧民们也要定期集中唱歌，搞“早请示晚汇报”的），可玉梅就是学不会，唱得好难听。“现在她会说唱《格萨尔王传》了，成名人了，就离开草原了，面也见不到了。好想她回来，让我们也听听她说唱《格萨尔王传》里的故事”。巴桑表示，即便玉梅不回草原，她也会去拉萨找她，也去拉萨朝佛。
骑马踏着夕阳返回玉梅家，心里再生茫然：从巴桑那里也没有找到玉梅故事的任何答案。
第二天，我又找到当时那位公社的赤脚医生，说法也相同。他说玉梅是在草地上睡着凉了，患了重感冒。“她病得很厉害，我觉得她不行了，肯定会死，让她阿爸搭车送到索县医院看看还有不有点希望，她阿爸说，没希望了，把天葬师都联系好了。”从赤脚医生那里还是没得到玉梅故事的答案。
茫茫然地回到拉萨，去玉梅住处找她阿妈聊了几次，总希望能找到哪怕一丁点寻求答案的思考线索。可她阿妈更是一问三不知。
至今我也没弄明白玉梅说唱《格萨尔王传》的能力是神授还是学就？或是别的什么因素？而玉梅至今还在西藏自治区抢救《格萨尔王传》办公室唱录《格萨尔王传》。
两个人的学校
——记山区教师徐尚大、刘达平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编完了这篇通讯。在祖国大地上，有着千千万万个象刘达平、徐尚大这样的仁人志士在为改变中国的面貌而苦斗着。他们不图名，不为利，平平凡凡，默默无闻，艰苦卓绝，献出的是那么多，取得的是那么少！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代表着我们民族振兴的希望。
我们谨以此文敬献给教师节，敬献给那些默默作着奉献和牺牲的教师们。
在长江巫峡北岸，大宁河小三峡深处的四川省巫山县龙溪乡双河村的一处山坡上高矗着一栋两楼一底的建筑物——双河民办中学。
学校只有两名教师——徐尚大和他的妻子刘达平。
快２０年了，远远近近的山民们爬山涉水把孩子送到这里，交给徐尚大和刘达平。夫妻俩从小学一年级教到初中毕业，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这些孩子，就为着“让以后的山里人都有文化”这样一个朴素而美好的愿望。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们奉献了自己的全部身心，奉献了包括全部家产和孩子生命在内的一切……
一
１９８６年以前，徐尚大和刘达平都还是民办教师，两人每月的津贴只有６０多元，其中主要部分还要从学生的学费中提取，而双河民中的学费总是要比别的学校少收几十元。刘达平说：“山区农村穷，学费多了会影响农民送子女读书的积极性。”
以后，因为教学成绩突出，徐尚大被转为国家公办教师，他们夫妇的收入超过２００元，可他们每月都要从中固定拿出１２０元来用在学校和学生身上。
在双河村，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学龄儿童因为交不起学费而失了学。学生万方平读到小学三年级时成了孤儿，没有了生活来源，更不用说交钱读书了。刘达平对丈夫说：“就让他跟我们一起生活吧！只当我多生了一个娃儿。千万不能让他失了学。”他们一直把方平供养到初中毕业。
山区农村居住分散，学生上学要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山路，很不方便，刘达平和徐尚大便让一半多的学生住校。他们承担了学生父母的全部职责。挑煤生火、烧水做饭、洗洗补补，刘达平和徐尚大都包了。他们保证学生每天三餐按时，自己却忙得每天只吃两顿。
徐尚大夫妇有三张大木床，从１９８０年起全部让给了寄宿的女学生，而自己一家人至今仍然滚地铺。刘达平从娘家带来的陪嫁衣柜，被改成碗柜，用来存放寄宿学生的碗筷。
走进徐尚大和刘达平的家，能看到的全部家当只是一张家传的圆桌、３口旧衣箱、２条长板凳、３个装粮食的木桶和一部油印机。两堆土砖，上面搁一块旧门板，这便是他们的办公桌。
最近几年，刘达平一家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有一次初三学生要同老师照张毕业合影。头天晚上，刘达平翻遍３个旧衣箱，硬是找不出一件可以上的了像的衣服。第二天照相时，刘达平只得硬往学生中间挤。学生们问老师为啥不肯往前站，刘达平遮掩说：“你们毕业了，老师应当在你们中间。”刘达平找不出一件像样衣服照相，但她却用自己积攒的钱，为孩子们添置了４０套崭新的课桌凳。
要论发家致富过舒展日子，刘达平夫妇有的是好条件。徐尚大是当地乡亲公认的种田状元，刘达平刺绣套枕的手艺也是百里挑一。因为懂科学管理，他们栽的红桔树患病少、挂果多；但是他们却抛弃了富裕的生活前景，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在这落后山区办教育。
二
刘达平今年４１岁，原只有小学文化，徐尚大４６岁，也只有中师水平。但是，为了让山区和孩子们多学些知识，他们开设了除英语以外的全部小学和初中课程。夫妇俩边教边学，互教互学，常在一灯如豆之下，苦钻苦学到山乡鸡鸣。他们没有寒暑假，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日。
刘达平和徐尚大先后送走了三届小学毕业生、五届初中毕业生；每一届毕业生得平均成绩都位居全学区同类学校的前列。１９８９年，他们的初中毕业班参加四川省会考，语文、数学、政治等５项单科的平均成绩名列全县第一。
为了把学校办得更好，前年秋后，刘达平夫妇又每月从自己不多的工资中再挤出６０元，聘请了一位年轻教师来学校开设外语课。这样，他们的收入几乎全部拿出来办了教育。刘达平娘家的亲人含泪对他们说：“为这学校，你们牺牲的已不少，为啥还要这样刻薄自己！”
徐尚大和刘达平也都流泪了：“为啥，不就为以后的山里面人都有文化嘛。过去了的事情，还去提它做啥子？”
三
１９７４年春天，时停时办的双河村民办小学又办不下去了。
这里穷，一个劳动日只值几分钱。村里没钱为学校建固定校舍。几十个学生今天蹲保管室，明天钻红苕窖，一个学期要搬几次家；每搬一次，就要少掉几个学生。这年春节过后，该开学了，还没找到新的上课地点。十几个学生丢下书包要下地挣工分去了。
这景况，愁死了徐尚大：山里人祖祖辈辈没文化，村里许多人家没一人识字，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所学校；这学校要一垮……刘达平发现，丈夫经常半晌半晌的坐着发呆，日渐深陷的眼眶里总转动着就要滚出来的泪珠。
刘达平深深的理解自己的丈夫。他在山区教书已经１０多年了，经常对妻子说：“我们这偏僻的穷山区，最缺少的是文化。我认准了教书这门职业。为了山里娃儿有文化，要我付出啥子代价都可以！”
那天，刘达平对丈夫说：“干脆把学校搬到自己家里来吧！我们有一间带楼的堂屋，再向隔壁二哥家租一间，不就是３间教室？那样的话，学校就再不用东搬西迁的了，我也还可以帮你照管一下学生娃娃们。”
经上级批准，双河村民办小学真的办到了刘达平和徐尚大的家里。徐尚大挨家逐户的把本村和邻近村的几十个学龄儿童都请了回来，变成一个三级复式班。
山村又响起了朗朗读书声。山民们循声望去，脸上都绽出了笑容。
四
可那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呵！拆下一扇门就是黑板。墙上凿些洞，十几块长木板，一头搁在墙洞里，一头搭在石头上，就是课桌。再加上刘达平娘家陪嫁的桌椅板凳，就是全部的办学条件了。上级曾经派过５个教师来这里同徐尚大一起任教，后来都找理由调走了。
“我一个人也要把学校办下去！”徐尚大把决心表给妻子听。
作为民办教师，徐尚大每天一早得同社员们一起出工，１０点左右回家吃饭，教书，下午放学了，还必须去生产队出两个小时的工。只有到了晚上，他才能坐下来备课、批改作业。他累得咳嗽吐血了，这使妻子刘达平揪心似的难过。她总想：“我要是能帮上点忙就好了。”
终于有一天，刘达平对丈夫说：“我可以帮你批改数学作业本！”看到丈夫的疑惑眼光，她又说：“虽然我只是小学毕业，可读书时一直是班上的数学尖子。我保证不会把学生的作业改错。”
从此，刘达平每天晚上收拾完家务，便勾勾叉叉的批改起学生作业来。同时，还在丈夫帮助下自学中学课程。
１９７６年春上，学校发展到有５个年级的复式班，学生增加到１００多人，这年秋天，为了满足山区儿童的求学愿望，徐尚大又增设了初中班。在此之前，附近几个村的孩子要上初中，必须到１００多里外的区中学。
办了初中班，徐尚大一人更加忙不过来了。从外面调进教师，仍然无望。这时，刘达平只好“赶鸭子上架”，壮起胆子登上讲台，顶了丈夫的数学课。
学校发展了，学生多了，校舍和办学条件的问题更加突出。特别是初中班，一半以上学生都是外村人，每天上学要往返５０里山路。他们很希望在学校寄宿。可现在的情况，刘达平和徐尚大想尽了办法也只能“自己家的饭桌上添几双筷子，在两个娃娃睡的大床上挤几个做伴的”。
“把学校搬到家里来的时候，我就打过主意，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盖一所正经八百的学校！”刘达平说。
可事情哪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那时，他们两人每月的民办教师补贴总共有２０来元，即使全部用来贴学生的书本费也还不够。
五
除了学生和学校以外，刘达平和徐尚大很少能顾及他们自己和子女。他们对孩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乖儿听话，各自去耍，爸爸妈妈忙！”
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３日，夫妇俩从晚上忙到凌晨３点半。刚睡下，刘达平想起小学班的数学作业还没批改完，又披衣起了床。这时她听见床上９岁的二儿子徐茂林惊叫一声：“妈呀！”她过去伸手一摸，发现茂林发烧得如一团火，浑身发抖。这时她才想起，平时脚不停手不住的茂林，好几天前就蔫头蔫脑，不声不响的，没想到高烧成这样。
刘达平赶忙唤醒丈夫，背着茂林去乡医院。路上，夫妇俩还在商讨初中班新生的教学问题。这时，伏在徐尚大背上的茂林一阵抽搐，接着又是一声惊叫：“妈呀！”待放下来用手电一照，只见茂林双眼朝着爸爸妈妈痛苦的睁了几下，便慢慢定住了神。刘达平用手摇了摇茂林的脑袋，大声呼唤：“儿！我的儿……”久久没有回音。她两腿一软，晕倒在路上。
这天下午，当刘达平醒过来时，茂林的尸体已由乡亲们安排掩埋了。
第二天早上，她拖着虚弱的身子，又准时走进教室。她对学生们说：“同学们，老师家有点私事，耽误了你们一天功课，很对不起大家……”学生们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嗡”地一声，一齐放声大哭起来。
六
他们还在梦想着盖一所“正经八百”的学校。
“无非是再多吃一点苦，我们先把材料凑齐。”刘达平成竹在胸：“不是许多人从山上煤矿往大宁河岸边运煤挣力钱？你可以挑１２０斤，我挑８０斤也不成问题。我们每天晚上跑一趟，可以挣一元钱。不就是２０几里山路嘛！”刘达平另外还算了一笔帐：她有刺绣枕套的手艺，每晚少睡一个把钟头可以绣两对，这又可以挣一块半工钱，山上盖房的木料卖五元钱一根，两个人的活钱一个星期至少可以买回两根木料。
徐尚大被妻子说得舒心的笑了。
从那以后，一连4年，双河民中的学生和乡亲们都发现，徐尚大和刘达平每天在辅导完寄宿学生的晚自习以后，就挑着箩筐摸黑出了门，不论是天晴还是下雨。他们不明白，两位老师深更半夜干啥去了？有人问他们，夫妇两只是淡淡的回答说：“出去挑了点东西”。
１９８２年，当学生回到家里高兴地告诉家长“我们老师买齐了５００多根盖新学校用的木料”时，许多人简直不相信。他们哪里晓得，那些木料是刘达平和徐尚大用了几个年头的夜晚，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挣来的呵！
木料备齐了。从１９８３年起，徐尚大和刘达平又带着１０多岁的儿子徐旭东，每晚到大宁河往回运沙子，然后自己和泥打土砖。他们为自己定了个“目标责任制”：运一趟沙子往返３里地，每人每晚运５趟；回到家里，每人再打５０块土砖。“不完成任务不回屋！”
又是近４个春夏秋冬。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他们一家人打着打着土砖，竟累得全趴在砖架子上睡着了，直到东方发白。然而，他们一家人和所有学生都清楚地记住了那一天：１９８６年５月２日，徐尚大和刘达平合算了房屋四周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土砖、河沙、石子和木料，终于欣喜地宣布：盖学校需要的所有材料都备齐了！
可是，这时土地已都承包了，村里拿不出盖学校的基地。刘达平说：“就用我们的自留地！”他们用自己最好的自留地同５户乡亲调换了挨近自己家的一块瘦地，又拆掉一间半祖上留下来的房产，学校的地基便有了。
学校还需要一个供学生活动的场所，刘达平忍痛砍掉了自留地里一片年年挂果、收入千元以上的商品红桔树，填了自己的一口鱼塘，平整出了一块２００多平方米的操场。
１９８６年６月，徐尚大夫妇向亲友借了４０００元钱，请来了十几个建筑工人。他们梦想了10多年的学校终于动工了。１０月以后，一栋可以容４个教学班上课、可供４０多名寄宿学生食宿的４６０平方米２楼１底建筑物，在大宁河小三峡岸边的山坡上高高地矗立起来了。
学校竣工的那天下午，土砖墙砌上了房顶，还没盖瓦，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雨水冲刷着砖墙，从１０多米高的房顶哗哗往下流泥水。眼看墙体要有倒塌的危险，刘达平把家里所有的席子、床单、被子和一切能遮雨的东西都送上屋顶，仍然有２米长一段墙没盖住。危急中，徐尚大几下就蹿上房顶，往那段裸露的墙头一趴，任大雨淋了两个多小时。乡亲们和学生们在房下呼天喊地，怎么也劝他不下来。
天黑了，雨停了，徐尚大还趴在墙头一动不动。他把脸埋在泥砖墙上，象母亲长时间亲吻着心爱的孩子。待刘达平爬上房顶把泥人一样的徐尚大拉起来，夫妇俩默默相视一眼，不禁转过身去，掩面哭出声来。学校盖的不容易啊！这是他们１０多年汗水的积累，是他们的全部心血！是他们的希望和寄托！
最近，徐尚大和刘达平又向区和县的教育部门提出申请，从今年秋季起再增加一个初中班。他们还是那句话：“让山里的孩子都能够上中学。”领导问他们：有啥要求？夫妇俩摇了摇头。
为了让以后的山里人都有文化，刘达平和徐尚大还在默默地作着牺牲，作着贡献；并且，他们还将继续这样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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