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昆　１９６９年７月生，湖南衡阳人，高级记者。１９９２年毕业于湖南师大化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１９９４年广西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毕业，获新闻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光明日报社广西记者站工作至今。多次荣获光明日报总编辑奖，２００５年被评为光明日报社优秀记者。

　　１９９５年７月，我到光明日报社报到时，报社正好在北戴河举行特约记者会议，我随报社领导去参加会议。其间，记者部主任张祖璜把我介绍给时任总编辑徐光春：“这是新分配到广西记者站工作的刘昆，刚研究生毕业。”老徐爽朗地说：“小刘，你来光明日报工作，好啊！广西记者站就交给你啦！”他又说：“我再送你一句话，跟着光明日报，前途光明！”

　　“跟着光明日报，前途光明！”此中蕴涵的“光明”意识，由此在我心里生了根。

　　其时，我归依的这张历史悠久的大报，正步入被业界盛誉的“三度光明”时期。

　　这年１月起，《光明日报》推出“每月聚焦”栏目。首篇推出被新闻界评价为“乘风扬帆、巧发奇中”的报道——《部长同志：您办公室里有国旗吗？》，一周之内，国家部委４１个正部级领导干部在办公室里插挂了国旗，由此，庄严、鲜艳的国旗开始出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办公室里，“国旗意识”深入人心。《节约粮食　少喝白酒》系列报道，使得国务院３０多个部委和一些省市做出决定：公务宴请不喝白酒。此外，“黑米专家”报道，“公民意识”报道，“第一生产力的位置”报道，一个又一个重大报道，以其推动化解矛盾的目标定位、反映典型矛盾的新闻话题和价值因素丰富的新闻事实，在社会上产生重大而广泛的影响。

　　当年９月４日，《新闻出版报》头版头条以《话题新闻为光明日报放“光明”》为题刊出报道说：１９７８年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是《光明日报》的“一度光明”；此后《光明日报》推出蒋筑英、栾茀等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典型，积极推动为知识分子平反的工作，这是《光明日报》的“二度光明”；而波澜壮阔的话题新闻，为《光明日报》带来了“三度光明”。

　　当我读到这篇报道时，一种感动自心底油然而生：一代代光明日报人以对真理对光明的执着追求，铸就了《光明日报》的崇高和光荣，让我这样的“后生”一进到报社工作就享受她的荣誉，得到社会的尊重——能做一名光明日报记者，我真是太幸运了！而更幸运的是，我也恰逢了《光明日报》发展历程中又一个好时期，见证并分享了新一度的“光明”。

　　“每月聚焦”、“热点透视”、“光明视点”、“观察”，出现在《光明日报》上的这些话题新闻栏目，从一定程度记录了话题新闻发端和成熟的轨迹。我自己开始尝试写一些身边的话题。第一个话题是《广西大学：并轨引出话题》，第二个话题《科技馆：何时入轨运行》，１０年下来，我写出的话题新闻已近百篇。

　　在不断地写作和思考过程中，我对话题新闻这一新闻报道形式对于新闻事业的独特价值也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社会处于重大转型期，这既是改革发展关键期，又是矛盾凸显期。《光明日报》发表的这些话题新闻报道，发端于一个个新闻事件（现象），又不局限于报道事情的本身，重在解疑释惑，推动化解矛盾，恰恰顺应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需要，所以得到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群众的关注，成为主流媒体干预现实生活的主流声音。

　　而与此同时，正是《光明日报》的这些报道，张举起话题新闻旗帜，丰富了新闻理论和实践，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作为一种新的新闻报道形式，话题新闻已然风行，成为许多媒体“举全力经营的品牌”。但是，我在与业界同行和专家学者交流时发现，话题新闻虽然在新闻实践中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它的内涵一直没有被准确、科学地表达过。此外，它有哪些规律？它在实践中有哪些表现形态？它对于新形势下的新闻宣传究竟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意识到这些，我产生一种紧迫感，由本报倡导的这样一种新闻报道形式的创新，如果不及时去总结、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真正变成“光明”的东西，将是本报的损失，也是新闻事业的一个缺失；同时我又感到兴奋，对自己来说，这毕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完成了可以收获一个成果呢。

　　一开始，我只是想就话题新闻写一篇业务研究论文，但是后来发现，话题新闻这样一个全新的课题，太丰富太重要了，是一篇文章所无法承载的。于是，我开始了我的第一本新闻研究专著的写作。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调研和写作，《话题新闻导论》２００５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书中，我尝试给“话题新闻”这样一个定义：话题新闻是通过解析讨论由具有特殊潜在价值因素的新闻事实所引申出的话题，推动化解它所反映的典型矛盾的一种新闻报道形式。

　　《话题新闻导论》出版后，得到业界及学界的关注和认可。“话题新闻”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逐渐被广泛引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郭庆光教授等国内一些著名学者相继在《人民日报》、《新闻战线》、《中国记者》等权威刊物发表对该书的评价文章，认为“话题新闻是《光明日报》关于新闻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成果”，“由《光明日报》倡导的话题新闻提升了党报舆论引导水平。”学者们对该书的褒奖，虽然包含着对我个人的一点点鼓励，但我自己的理解是：《光明日报》对于新闻事业的这一贡献由此得到新闻界和学界的认可，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光明话题”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迄今，我到报社工作已有10多年，亲身体会到“光明”的丰富内涵。报社的事业长足发展，报纸发行量逐年增长，搬进了新的办公楼，员工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作为光明日报大家庭的一员，我自然也体会到这些进步带来的愉悦和自豪。自己能做的太有限，但想到自己关于“光明话题”的实践和思考，或能为我们的“光明”略增“光明”，心里就感觉更加亮堂了。

“读书无用论”在贫困山区抬头

　　时值暑假，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江南乡的老师们又在为下学期能有多少学生返校而犯愁。因为近几年来，每逢开学，都有很多学生不来上学，辍学率最高时达到１２％以上。据大化县教育部门的统计，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学年度，大化县小学、初中因各种原因而辍学的人数分别为４３２０人和１３４２人，辍学率分别为８．５％和９．７％。其中，少数民族学生的辍学率更高，而又以女童为最。

　　教育是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的一面旗帜，从１９７７年全国恢复高考至１９９９年，全县已有１４０００多学生走出贫瘠的大石山区，进入各大专院校深造，其中录入北大、清华的考生就达３８人。县教育局局长潘瑞杰告诉记者，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重视教育传统的县，“读书无用论”近几年来却开始反弹，小学、初中的辍学率越来越高，一些边远山村小学入学率只有６０％左右。

　　辍学率居高，已不只是一两个学校、一两个乡的事。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提供的数字，１９９９年，广西边境及经济欠发达地区５０个山区县小学、初中分别辍学３．８５万人和４．８万人，辍学率分别达到２．４４％和６．４１％。而且，随着年级升高，辍学率也呈上升趋势。

　　为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防止学生流失，从广西地方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到学校都做出了巨大努力，一些地方甚至为此层层签订责任状。每当有学生辍学时，从老师到校领导都要三番五次地想尽办法去动员，但是辍学率却继续呈现升高态势，成为影响山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看，单靠教育部门和学校本身难以解决，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办学质量不高，是贫困山区普学校遍存在的问题，是诱发“读书无用论”的重要原因。当电脑教学正在逐步进入城市课堂时，长期封闭在大石山区的老师们所理解的教育仍然仅仅是教孩子读几本书，识几个字。他们自身的知识迫切需要充实、更新，教育观念、方法和手段迫切需要引进新的东西，但因为贫困，他们极少有机会走出山区去接受新观念、新知识。都安县某中学一位总务主任到南宁出差，专门跑到火车站，为的是一睹火车什么模样。全县６０００多教师中没见过火车的超过半数。教师素质、教师见识的欠缺，使山区教学质量低下，加上教学内容游离于经济社会以外，农科教缺乏有效的结合形式，满足不了学生及家庭对知识的渴望和需求，最终导致学生厌学，家长觉得读书无用，越读越亏。

　　“读书无用论”的重新抬头也受就业政策、就业形势的影响。大中专生毕业后不包分配，一些来自山区的大中专毕业生毕业后就业遇到困难，影响到辛辛苦苦送孩子读书的家长的积极性，从负面也强化了周围一些群众不愿送子女读书的旧观念。他们认为，花上万元钱送子女读书，还不如拿这笔钱给他盖房子、娶媳妇划算。

　　应该说，山区孩子辍学率升高，最根本的原因仍是学生家庭过于贫困。我国虽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各种学杂费、课本费对山区的贫困家庭来说仍然不菲。目前，小学每学期缴１００多元，初中２００元以上，一些山区农民很难拿出这笔钱让子女上学。为了不让学生流失，一些学校采取缓缴或减免费用的办法，不少老师勒紧裤带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为学生垫资书籍费、杂费和作业费。以大化县为例，据统计，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９年中的８年中，中小学教师为贫困生垫资书杂费用、学生又不能偿还的有１６万元。据都安县１９９９年４月的统计，新学期开学时全县有２３００多老师为学生垫资，总数近１５万元。各学校靠的是从每个学生收取的１０元杂费来办公，由于杂费收缴困难，他们买教案本、粉笔和煤油都成了问题。而一些学生经反复动员回校后，又因为学习后续费用跟不上，不得已中途又得退学。

　　另外，外出打工潮的兴起，也是导致山区孩子辍学的重要原因。外出打工既能赚钱，又能看到外面的世界，这对于大多数虽然坐在课堂却常常食不裹腹的孩子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他们也纷纷加入到外出打工的队伍里去。很多家长对此更是乐此不疲。

　　“读书无用论”导致山区孩子辍学率升高，远离现代教育，使山区跟不上时代前进的节拍，永远贫困。令巴马瑶族自治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蒙东月难过的是，她曾经蹲过点的东山乡弄腊屯又返贫了。当初，为了该屯的脱贫，县乡两级可没少花力气。对屯里１９户特困户，县里甚至采取每户赠送一头母猪，人均赠送一头羊的方式，希望帮助他们脱贫。不想一年后，大部分羊死了，有一户的母猪养了三年至今尚未下崽。原来，这个屯的７１个劳动力中，近一半是文盲，由于文化太低，羊养不活不说，竟连母猪何时发情何时配种都不懂。她说：“如果每户都有一个文化人，哪怕是念过几年小学，能看懂饲养资料，便不会出现这等笑话了”。正是出于对山区教育的强烈忧思，山区的教育工作者们自觉地为“一个都不能少”而殚精竭虑，努力工作。

　　（原载光明日报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