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连成 安徽滁州人，主任记者，光明日报社珠海记者站站长。生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１９７７年国家恢复高考时洗脚上田，１９８２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滁州分校，当过中学教师、业余通讯员、机关新闻干事，广播电台记者、光明日报驻海南记者。
新闻从业１９年，一直在基层记者站摸爬滚打，发表新闻“易碎品”上千篇，留下印象可圈可点处很少，产生过一点影响的有《洋浦人的开发梦》、《“伟创力”在珠海发展遇困难亟待支持》、《一项政府工程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分别获光明日报２００２和２００３年度好新闻二等奖）等，出版新闻和纪实文学专著有《大特区风云录》、《美的殉道者——吕荧》、《惊心动魄的１１５天》等。
初当光明日报记者时一次看似寻常的基层采访，竟让我产生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直到１８年后的今天，我在接到报社为纪念记者站成立３０周年发来的征稿通知时，镌刻在记忆底片上的那片海湾、那座半岛和我所经历的那场“洋浦风波”顿时历历在目。
一
一场强热带风暴袭击了初夏的海南岛。椰城海口满街的残枝败叶和不远处伤痕累累的橡胶林、连根拔起的行道树，无不让我这个追随着“建省热”南下大特区寻梦的人伤感不已，而１９８９年４月围绕海南岛洋浦开发所出现的惊雷闪电，则更加令人焦躁不安。那天一早，我从海秀路尽头华侨新村里一栋挂有“光明日报社驻海南记者站”牌子的小楼里走出来，按照站长给我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赶到海府路上省政府门前，钻进了一辆越野车。
“啊，邹副省长、陈秘书，我没上错车吧？”我懵懵懂懂地坐到了省领导的身边。
“是小杨吧，感谢光明日报对海南的支持呀！”邹尔康副省长让秘书递给我一份早点，吩咐司机开车。
汽车沿着西线公路开往儋州洋浦半岛，１９０公里的路程走了近５个钟头。一路上，邹副省长讲起了省委、省政府的忧虑。１９１９年孙中山首次提出洋浦港开发计划落空，１９７４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在洋浦规划建设世界贸易大港壮志未酬，１９８６年洋浦作为现代化港口城市的起步工程上马又下马。１９８７年１０月，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许士杰、副组长梁湘提出洋浦开发必须走海外招商建设港口城市的路子。１９８８年４月，七届全国人大批准海南建省创办全国最大经济特区，中央把１５年追赶上台湾的任务交给了海南省委省政府和海南人民。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决定运用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把洋浦半岛拿出来，允许外商成片承包开发。可我们没想到，省政府与日本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达成成片开发洋浦的协议还不到一年，眼下就闹“政治地震”了！这一段时间，北京、西安、武汉、上海有不少报刊纷纷发表讨伐文章，严辞指责海南省政府在洋浦开发问题上“开门缉盗”、“借开放之名，行卖国之实”！不仅有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中央联名上书，全盘否定洋浦的开发模式，而且在内地部分大中城市出现了大学生上街游行，声讨海南省所谓的新国耻、新租界，口口声声“还我洋浦”！“洋浦风波”已经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了，看来这场风波不仅关系到海南省政府的荣辱进退，而且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走向！正在北京开“两会”的省委书记许士杰昨天给在家的省领导们发来他的一首诗：“商业行为世既然，主权国耻怎沾边。马牛不及惊蛇影，黄历何能说当年。”
一路西行的荒凉与“洋浦风波”的震撼在我的心头交织着，使我第一次掂量出了记者职业的份量。
二
迎接我们的洋浦开发区筹备组办公室副主任黎焕都一边指着墙上的挂图，简单汇报了他们“有开发区而没有投资商、有管理机构而没有人员编制、有口岸设施而没有往来商船”的窘迫情况，一边用他们仅有的快餐和矿泉水招待我们。
北部湾南岸的洋浦半岛真是太荒凉了，宋代文人形容它“北船不到米如珠”的诗句彷佛还没有多少改变。邹副省长临走时把我叫到黎焕都面前，语气沉重地对他说：“洋浦有没有未来我还说不准，有些不负责任的论调我看主要是外界不了解情况造成的，杨记者留在这里采访，你好好配合，或许光明日报能给我们带来光明！”
就这样，我一个不知深浅的党报记者竟然成了人家注目的焦点，肩负着如此沉重、殷切的期待。我甚至埋怨起报社记者部金涛主任，埋怨起在深圳给我分配活儿的吴晓民站长，这么重要的采访任务，为什么不选派资深的、大牌的记者出场？可事到如今埋怨又有什么用？洋浦报道的题材虽然重大，可这里交通不便、吃住困难、采访对象在哪里都还要自己去找，真来了报社大记者，我这驻站记者的后勤服务还真抓瞎。
幸运的是，“老洋浦”黎焕都成了我最好的“向导”。当时追随着“洋浦风波”而赶来实地采访的５０多家境内外媒体记者们，有的自己开车或租车在洋浦湾转了一圈，便被那里的饥渴、干旱、炎热吓跑了，有的半道上无功而返。而我因为有了邹副省长的郑重交待和黎焕都一家的热心帮助，才能在洋浦半岛呆上半个多月，该采访的周边镇村、渔民和基层干部全采访到了，连同悄悄住在儋州县城里的外商代表、对国际上出口加工区、开发区有所研究的专家学者、在洋浦港几次沉浮中经历个人坎坷命运的“老洋浦”们，都毫无保留地向我敞开了心扉。每天从凌晨到深夜，黎焕都带着我不停地捕捉一切有用的采访对象，我挥汗如雨地记录，对一些重要的新闻事实不停地追问、对有疑惑的问题多方面论证，我的思考也在这样的深入采访中逐步升华、丰富：洋浦是海南岛的缩影；“洋浦风波”的背后是海南要不要对外开放、中国要不要对外开放的问题；刚刚开放的中国是把打开的国门重新关上呢，还是继续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坚持走民族的富强振兴之路？洋浦，你要回答！我们的洋浦报道要回答！
三
题目大了开头难，问题通天够不着地。我把自己关在洋浦开发区筹备处的简陋招待所里，苦思冥想落不了笔，怎么办？我打电话向吴晓民站长问，吴晓民又分别给总编辑姚锡华、副总编辑王晨、记者部主任金涛等打电话请示，最后给了我一句让我受用终身的点拨：去问问洋浦老百姓的感受吧。老百姓的真情实感里有真理，有时代的大主题！于是我的题目有了，就叫《洋浦人的开发梦》，我要让这里的基层干部和各界群众用他们的语言和经历来正面回答关于洋浦的各种尖锐问题！
文章破了题后，我连续两个昼夜没怎么合眼，一鼓作气拿出了１.６万字的初稿。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３日，一个最让我踌躇满怀、激情高涨的日子。“葫芦形的洋浦湾上风平浪静，绿波千里，渔帆点点，而人们心目中的洋浦湾却似有万丈波涛，千钧雷霆。让１２亿人民来回答吧：洋浦将如何？海南将如何？中国将如何？”写下最后的问号，我情不自禁地高举起汗迹斑斑的稿纸，甚至产生了一种挥舞笔墨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自豪，当记者的感觉真好！当一个为时代立言的记者真好！
还没来得及认真修改，吴晓民站长就催命似的要稿子。我赶紧回到海口，将稿子复印三份，分别送到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梁湘和副省长邹尔康手中。当天深夜，又把三位领导圈阅、修改过的稿子一页页地传真到本报深圳记者站，由吴晓民站长亲手交到当时正在深圳的王晨副总编辑手上。出乎我意料的是，经过王晨副总编辑亲手修改的《洋浦人的开发梦》作为光明日报独家重点推出的连续报道，从４月２６日在头版头条刊出首篇起，每天一篇，直到５月２日刊登完毕，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海南日报每天一字不少地转载，海口、三亚、儋州等市县报亭里出现了当天海南日报十分走俏的场面，海南大学民主党派奉命剪贴、复印了数千份《洋浦人的开发梦》寄给全国政协及民盟中央、民革中央、全国工商联等机关。吴晓民站长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说，她第一次亲身领教了光明日报老总们的敬业精神、英雄气魄和宽广胸怀。她亲眼看到，一些对洋浦开发持有异议的全国政协委员在看到报道后，直接来到光明日报社编辑部表示抗议，说中央还没有表态，光明日报发表这样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报道是不严肃和不负责任的。而我们的领导则回答说，本报的报道如有不妥，欢迎各位批评和辩论，光明日报一样会为各种声音提供版面的。
“洋浦风波”从此销声匿迹。来自本报和洋浦的消息证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洋浦说话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些重要场合表态了，报章上出现了当初反对者发表的支持洋浦开发的言论。“老洋浦”黎焕都经常约请我回洋浦，要我再去采写那片海湾、那座半岛在那场风波过后出现的新闻：洋浦开发区封关运作、大项目奠基、大货轮远航、港口新城崛起。
洋浦人的开发梦
一、民族的顿悟
早先的人类，捕鱼狩猎，刀耕火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部落之间、城邦之间，互为藩篱，视若仇仇。部落酋长、城邦首领们是绝不会想到要在自己的领土或势力范围内划出一块地皮来供“异己”开发，让他人经营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的产品有了剩余、贫富有了悬殊。于是，商业和贸易成为人类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新生事物。为了保证外来商船的安全航行，安全停靠，不受任何干扰，古希腊时代的腓尼基人将自己国土上的泰尔和迦太基两个临海港口划归往来商船使用，后来被人们称为“特区”或“自由港区”。这是出于促进本国、本地区经济发展的考虑而主动划出的地区，如果是被强人征服、掠夺而丧失的土地、资源，则称为“殖民地”或“租界”。历史就是这样赋予了自由港区两种截然不同的色彩。
纵观整个资本主义时代，自由港区逐步发育成熟，遍布地球上绝大多数港口城镇。不管人们是为它唱赞歌还是奏挽曲，它总是以商品集散中心的特殊功能而生生不息的。
当今世界上的自由港区数，据有关资料统计，已达６２９个，分布于大洋洲以外的８６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的２５个国家和地区有１６１个，非洲１４个国家有１２６个，欧洲１７个国家有１２５个，美洲３０个国家有２１７个。
就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希望发展民族工业，摆脱经济落后的困境，但苦于缺乏资金和技术，于是就利用自己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通过建立劳动密集型加工区和自由港区来刺激经济的发展。
南斯拉夫于１９６７年通过的第一部外资法曾受到过不少攻击，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后来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也效仿南斯拉夫，通过了类似的法律，并允许外国人前来投资兴办企业，才被视为“合法”。
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台湾、香港和南朝鲜取得了突出的成功。菲律宾的巴丹出口加工区１９６９年开始兴建，经过８年的建设，一个穷乡僻壤之地已经发展成为拥有６０多家工厂的小城市，财政收入增长了４９倍。
自由港作为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及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特殊区域，它伴随着商业和国际贸易的开展，已有４００多年的历史，并逐步形成国际性的潮流。
在对自由港区反映最迟钝的国家中，中国可能要算上一个。中国历史上的玄奘东渡不是为了做生意，郑和下西洋也不是为了促进国际贸易，而是为了宗教或政治的目的。我们的民族几乎从来就是耻于言利的，近三、五百年来，我们的经济和国力都远远落后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建国后近４０年中，古老的东方大国似乎一直在闹政治地震，灾难跌出，经济上久久与世隔绝，直到本世纪７０年代末，共和国的神智才从穷折腾中清醒过来：承认落后，承认贫穷，承认我们活得荒唐、活得艰难。承认的同时，我们不再枉自称大，不再作茧自缚，我们开始借鉴国际惯例，搞改革开放，搞经济特区。
１９７９年４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广东省负责人说：“你们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不久，便有了深圳经济特区。
１９８８年４月，海南正式建省，办大特区，当年就有了海南经济特区里的实验田：洋浦开发区——让外商成片承包的自由港区。
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５日，我国总理李鹏访日，日本记者冷不防提出中国政府对海南洋浦开发区的态度问题。李鹏总理回答：海南方面已与熊谷组初步交换了意见，中国政府还没有最后审查。洋浦的开发建设按中国的法律办。提意见的政协委员的用意是好的，只是希望更好地用好外资。
洋浦，这个海南岛上名不见经传的偏远荒凉之地，一时成了世界注目的焦点。于是，我们这支记者之笔便被紧紧地粘在洋浦这块待开发的土地上了。
二、洋浦的诉说
鸟瞰３．４万平方公里的海南岛，其自然资源之丰富，气候条件之优越，令人无不艳羡。人们难以置信的是，在这个热带宝岛的西北方向约３５０平方公里的沿海半岛上，却有一片千百年来没有发生过明显变化的荒芜之地，这就是儋县北部、濒临北部湾的洋浦地区。《儋县志》云：“筚路蓝缕、草昧经营”、“人民凋残、习俗顽野”。洋浦地区的干冲、三都两镇１００多平方公里，又是这荒芜之地中的“不毛之地”，长期以来，这里十年有九旱，十种九不收，除了生命力极强、浑身是刺的仙人掌外，几乎没有第二种植物能够在这里生存。尽管这里有天然避风深水良港，却很少有域外商船停靠。８９１年前宋代诗人苏东坡流放至此，叹曰“北船不到米如珠”。生活在这里的２万多居民历来靠打渔织网为生。这里土层极薄，干裂、坚硬的坡地丘陵上，到处挤满了奇形怪状的褐色石头，年降雨量不足１０００毫米，而蒸发量却在１８００毫米以上。农民们每年在这里收获的番薯不够塞牙缝的，三都镇人均口粮不足３００斤，这里３万亩耕地每亩收益只有２０多块钱。干冲镇１３平方公里找不到一块水田，是个典型的“三多三少三难”之地：荒地多、石头多、仙人掌多；耕地少、村庄少、经济林少；行路难、用水难、照明难。农业在这里没有出路，贫瘠和干旱使这里的居民多少年、多少代以来摆脱不了饥饿的困扰。
洋浦人从６００米海峡对面的白马井镇得到启发：别看今天穷得叮当响，吃了上顿愁下顿的，明天一旦有人来搞开发，办工厂，洋浦人就会富得冒油。白马井人和洋浦人头顶同一块天，脚踩同一块地，守着同一片海湾，而白马井人早已住上楼房，喝上自来水，过上有滋有味的好日子了，为啥？因为１９５８年就有人在那里投资开发，建起了南海水产公司，来来往往的人多了，资金、市场有了，最实惠的还是当地老百姓。洋浦港及洋浦地区迟早有一天，会有人来不惜血本地投资开发的。人们也不时地听到一些专家、学者，在这里比比划划地进行一番实地考察后，称洋浦为得天独厚的自然港湾：避风条件好，水深处达２７米，不聚泥沙，出了码头就是航道。
其实，早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概论·治国方略》里，就提到过海南岛洋浦港的建设。《儋县志》记载：民国２５年元月“有轮船至此测海将近一月，经浮一石鼓于港内，并立目标铁杆二处于港岸之旁。其港靠北面南，西则石山围绕，所有北风北浪，均不能吹撼，故船之停泊是港者，虽有风浪亦安稳如常。”“洋浦港周围皆石，水量数丈，凡轮船战舰，皆可停泊，可容大小船只数百号，年来政府拟在此开辟商港。”
洋浦港的建设动议如此之早，而又为何久久不见动静？无非是社会动荡、政局未稳，全面的经济建设时期尚未到来的缘故。１９３８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践踏海南岛的田园时，曾觊觎过洋浦地区的海运、矿产资源，他们别有用心地绘制了一份海南岛洋浦地区的平面图。１９８９年，这张图被日本商人带到海南来，日商展示给洋浦人看，竟与１９８８年长沙矿山设计院绘制的洋浦地区地图毫无二致，人们惊异于历经半个世纪竟依然故我的洋浦。７０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在世时曾提出中国要兴建２００个泊位的万吨级码头，洋浦港有幸忝居其列。１９７４年，广东省海南行署可能就是根据这个规划和海南经济建设的需要，首先提出在这里建设洋浦港的。
这一切都曾使洋浦人为之怦然心动，向往之至。过惯了穷苦日子的洋浦人开始“守株待兔”了：男人出海打鱼不会忘记探听消息，女人们村头织网不会耽误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千年沉睡的荒芜之地一旦开发起来就会成为寸土寸金的宝地；猪窝、狗窝与金窝、银窝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们爱把洋浦港与香港相比，鸦片战争以前，香港除了有一个被誉为“东方最优良碇泊所”的海港以外，既没有可供发展农业的土地，也没有发展工业的天然资源，人口仅一万左右，是个地道的贫瘠、荒凉之地。辟为自由港后，尤其是本世纪６０年代初以来，历经３０多年的开发建设，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具有世界性的现代化自由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撇开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政治因素不论，洋浦人相信，自己的家园开发成功后，在经济的繁荣程度上总有一天会接近和赶上香港的。
洋浦这块荒芜之地上生长出来的开发梦、天堂梦，到了８０年代末，终于有了付诸实现的社会土壤和外在条件，这就是改革、开放。
三、逼出来的“洋浦模式”
１９８８年，海南建省，并着手全面开发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开发靠什么？一靠中央给予的更加优惠的政策，二靠引进外面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根据预测，１５年内要把海南的资源优势开发出来，逐步变成商品优势，约需要２０００多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需要１３０多亿元。仅洋浦开发区中的“七通一平”就需要１００亿元的投资。而１９８８年海南的工农业总值才５０多亿元，财政收入才４亿多元。海南本身在２０００多亿巨款面前是束手无策的，指望国家投资？国家一年给予海南的是２亿元低息贷款，同样无法胜任。这样一逼，就逼出了海南经济特区建设中的“洋浦模式”：开发和建设资金主要以引进外资为主，可以让外商承包，成片开发，综合补偿，鼓励外资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让外商成片承包，综合开发，对开发区实行统一规划，分期实施，在土地使用上实行以项目带土地，按建设项目的需要，有偿给予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同时实行低地价政策，以低地价赢得高投资、高效益。
“洋浦模式”无疑是扬政策之长、避资金之短，少花钱、不花钱去办大事、办好事的一种“自由港”模式。这样一块改革、开放、办经济特区的“试验田”，是我国十年来特区建设中一项有意义的创造。人们有理由给“洋浦模式”以特别的关注。香港一家报纸最近发表署名文章说：“洋浦开发区只是让熊谷组成片承包，投下巨资，兴办企业，做到资金、能源、原材料不依靠中国，同时在开发、建设、生产、经营、产品、出口等方面都有自主权，并以七十年时间来回收其所投入的本息和利润，促进海南基础设施逐步完备和人民生活的大大改善。至于开发区的公安、外交、检查、司法、税务、海关、工商等则全由海南省政府负责，外商建设项目也必须符合全省总体规划，经省政府核准后才实施。海南省还将起草洋浦开发区条例，外商投资都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和政策。总之，在行政管理和司法管理权方面，都由中国政府实施，外商只在中国法律规章所允许的范围内，并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经营管理企业，实现其自主权。”
“洋浦模式”的试验和实施，必然会在中国乃至世界舆论中产生轰动和异议。中国已经有了一个“蛇口模式”：由香港招商局集团企业独立开发的出口加工区，３．６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基建开发用去４．６亿元，而洋浦则是扩大了十倍的蛇口，“洋浦模式”在开放程度上是走得更远的“蛇口模式”，蛇口曾沐浴过“租界”、“国耻”的风风雨雨，并在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５年两度陷入困境，洋浦自然也难于免俗。要么就继续让土地沉睡，让良港闲置，让人民受穷，而这样做最省心省力，又不必冒任何政治风险，要么就大胆、果断地去拿外国人的钱来帮助我们开发，这样做当然要以必要的让利条件为代价。就我们的国情、岛情而言，舍此，我们别无选择。洋浦人盼开发盼了１５年，这是守株待兔、望眼欲穿的１５年。从１９８３年起，整整６年，老实厚道的洋浦人严格执行上级政府的指示，儿女结婚没有增盖一间新房，添丁加口没有扩大一分地的宅院。终于在１９８８年的下半年落下了“雨点”，雨点不大，稀稀落落，断断续续，洋浦人兴奋中有忧虑：洋浦开发是真干还是假干，是快干还是慢干？是全心全意地干还是三心二意地干？闭塞、落后使他们无法知道京城、省城里的种种关于洋浦的议论，他们只是凭感觉在心里直打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四、“好事多磨”的洋浦港
从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８８年，５年多来，国内外各方各界人士１．３万多人专程赶来考察洋浦。
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西德、日本、泰国、南朝鲜的客人异口同声地问中国主人：“像这样世界上少有的良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像样的泊位？”他们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海南要是富有，主人口袋里要是有钱，当然用不着外人来提醒自己。国内除了西藏、内蒙外，所有省市都有人来洋浦“踏勘”了，他们眼馋海南有这么个温柔多情、风平浪静的海湾，他们有的背后议论：稍微建设一下，在每年台风季节收一点海外渔船进港避风的停泊费、服务费，也是一笔可观的外汇呀。他们把话说大了，这“稍微建设一下”也远远超过了洋浦港所在的儋县以至海南行政区的经济承受能力。从１９８６年起，国家交通部在这里着手建设三个泊位，修一条港外公路，算是“稍微建设一下”，耗资１．８亿元，至今还没有拿得下来，这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近２年来，许多关心洋浦开发建设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紧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家各部门负责人的后尘，风尘仆仆地赶来洋浦，看个究竟，论个短长。有的政协委员一听说租借给日本熊谷组承包经营７０年，不禁“震惊和恼怒”了，他们对陪同的当地干部说：“这么好的港口，怎么忍心让外国人来建？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建？既然中央决定开发，就拿钱来投资开发嘛！”几百个亿的投资国家拿得出拿不出？肯不肯投向海南一个小小的洋浦？当地干部心里有没有底，但地方干部知道，从１９７４年以来，洋浦港建设历经四上四下，都是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又都是因为自力不足，力不从心而无法“更生”的。如果我们自己有充足的财力来这里“七通一平”，建大港口，上大项目，在贫瘠荒凉之地上开发出一个重化工业港口城市，还用得着找外资来这里“互利互惠”？简单、狭隘的思维方式是想不通今日的洋浦问题的：开发洋浦是好事，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好事一般是要“多磨”的，洋浦已经历经磨难，还将继续“磨”下去，直至成功。这似乎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不是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磨难”之一：１９７４年海南行政区成立了第一个建设洋浦港筹备小组，从广州、上海等地邀请了一批专家搞了三年多的可行性研究，花费２００多万元。一大堆水文、地质、气象资料和两个万吨级码头的设计图纸摆到桌面上了，建设资金却毫无着落。国家财力有限，筹备组解散。儋县交通局局长刘福裕被抽调进筹备组时雄心勃勃，离开洋浦回县城时忧心忡忡。他在向记者回顾这段经历时颇为遗憾地说：“与洋浦港同时筹备上马的广西防城港、浙江宁波港都一鼓作气地拚上去了，人家上了十多个万吨级码头，公路、铁路也修通了，人家的财力为什么都‘无限’，只有海南的财力‘有限’？”壮志未酬，刘福裕此后在县人大副主任的“闲职”上，时时观察着洋浦港上空的风云。
“磨难”之二：１９８３年６月，改革、开放成为我国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中央为孤悬海外的海南岛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海南行政区的雷宇、姚文绪两位负责同志再次提出建设洋浦港计划。６月２日，重新成立洋浦港筹建办公室，抽调了１１名专职干部负责具体筹建工作。结果到洋浦港报到的只有一个办公室主任、土生土长的洋浦人、儋县文教干部黎焕都，其他十名干部均不见踪影。黎焕都登门去请将，人家对他说：“老黎你５０岁的人了，怎么还那么天真，你就相信洋浦港能建起来？共产党的事放空炮的多着哩。远的不说，就你儋县的长坡煤矿，１９８４年筹备上马，１９８６年下马，成了“胡子工程”，原先抽调的干部连原单位都回不去了，只有守仓库、做生意、回家待业的份，我们可不跟你去上这个当！”黎焕都让人这么一说，心凉了半截。海南行政区干部这些年象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这一任挥手，下一任摇头，什么事也难办成。何况手上没有起码的筹备经费，国家投资更靠不住。实在不能责怪我们党的干部如今不服从上级，有令不行了。更不能指责他们害怕艰苦、贪图安逸。激发不起人们信心和希望的事业，谁愿意去为之赴汤蹈火呢？记者在黎焕都的一份工作总结里读到这样一句平静的话：“当时由于没有钱，筹备组的人大都没去，筹备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磨难”之三：１９８４年９月，国家交通部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了洋浦港建设可行性报告会，会议在海口召开。会前，黎焕都找到雷宇，一诉苦衷。雷宇说：“我们还得有个洋浦港筹备组，你看你是在海口搞遥控，还是去实地指挥？”黎焕都想了想说：“洋浦是我家乡，那里我人熟地熟情况熟，不管这一次能不能搞成功，我认了！”随后区政府批给他３．５万元开办费，黎焕都从地方请了两个年轻人给他当会计和出纳，一个临时办公机构凑合起来了。１９８４年下半年，海南行政区人事局招开人才交流会，一个电话把黎焕都叫去。人事干部高兴地对黎焕都说：“本岛干部调不动，这次我给你选了６名大陆来的科技人才。”黎焕都接过６份人才档案，着实高兴了一阵子，６名人才很快被领进了洋浦，他们一到洋浦心就凉了，别说没有寝室，没有办公桌，连照明用电、生活用水都没有，还要跑很远去挑淡水。到处都是仙人掌和乱石滩，土公路坑坑洼洼，晴通雨不通，到县城那大去一趟８０公里要颠上４个小时，谈不上生存，何谈事业？６个人才卷铺盖走了。临别时，七双眼睛里都饱含着泪水，彼此不知说什么好。不久，武汉钢铁学院一位副教授带着贤妻娇女，决心扎根洋浦，协助黎焕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教授一下车信心就发生了动摇，连黎焕都的面都没见，就一去不复返了。此时，交通部投资１．５亿元的码头建设中断，理由是：岛内没有什么东西可运。而实际上洋浦港附近有储量相当丰富的天然气和开采潜力很大的石油资源，又临近海南的大盐场和铁矿砂，仅石英砂储藏量就有一亿吨，还可以为石碌铁矿分流物资。
这里需要补叙一下：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４日的洋浦港建设可行性报告会上，专家们私下对海南的同志说：“依靠我们自己的财力，能搞成功一个低标准的码头，凑合上一条港外公路就算不错了。”交通部副部长子刚也说：“万事开头难，你们不要想国家能拿出很多投资，想多了会落空的。”报告会开幕时，许多记者涌进来采访、拍照，子刚副部长站在麦克风前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记者不要报道，不要拍照，等国家批准后才能登报，不然，你一报道，批不下来就麻烦了。洋浦港的事国家还不一定批，洋浦港有许多具体问题有些棘手，这次会议还不能定，还需要今后进一步研究。”
洋浦港，又一次搁浅了。
“磨难”之四：洋浦港的命运牵动了共和国的最高领导层。１９８６年２月１１日，正是大年初三，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来到洋浦这个仙人掌的世界。胡启立、田纪云、林若、姚文绪、孟庆平等中央、省、区的主要领导都亲临洋浦。老百姓说：“看来洋浦要打大仗了，好一幅决战洋浦的气势哟。”赵总理乘船视察洋浦湾时，正逢成群结队的渔船从北部湾打鱼归来，渔民们驻足船头，侧耳聆听国家领导人是怎样在谈论洋浦的话题：洋浦港很有前途，要好好规划，好好建设，三五年或十年八年内，这地方要搞成一个现代化的港口城市。随后，长沙矿山设计院受海南洋浦规划办的委托，着手搞洋浦港城的建设规划。这是筹建洋浦港以来“雷声”最大的一次。然而，在规划投资２２亿元人民币面前，人们望而却步了：中央和各省来了很多人走走看看，谁也不提投资的事；日本丸红公司，英国ＢＢＤＭ总公司，加拿大、美国的一些公司和香港佛利公司接踵而至，他们口袋里有的是钱，可是谁也不愿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美好的规划锁进抽屉，黎焕都和他的洋浦规划办的同事们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
“磨难”之五：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４日，是洋浦港建设命运攸关的日子。局外人不会想到，洋浦港的建设还面临着一个技术上的冤案平反问题，这个冤案翻不了，洋浦就永远是一片废墟，就永远不会有人到洋浦来投资开发。话得从头说起：据北京地震局提供的资料，１６０５年５月２８日海南文昌东寨港北部铺前一带发生过７.５级地震，地震毁灭了两个村庄一千多条人命。由于洋浦地区下兰村山岭是一万年前爆发过的火山口，地震工作者就把“铺前——洋浦”一线划为地震带危险区。在１９７３年的中国地震版图上，洋浦被标为地震烈度９度地区。我国是没有在９度区搞建设的，世界上也少有。洋浦有没有开发可能，技术上的第一项前期工作就是认真进行地震裂度复查工作。这项严肃的技术工作持续了两年，全国３６０位专家参加复查，耗资１６０多万元，经过多次震动测试和严格的科学论证，终于把洋浦的９度区降为７度区。广东省地震局专家王以恒从北京的专家讨论会上给黎焕都拍来电报：“洋浦可以放开手脚来建设了！”然而，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５日在海口召开的关于洋浦港建设规划审查会上，长沙矿山设计院准备发给与会代表的１００多份技术资料里，仍然写着洋浦地震裂度为９度。２４日下午，黎焕都发现这一问题，要求按照复查结论作出更正，长沙方面不同意，提出要海南地震局出具证明再作考虑。黎焕都找到海南地震局局长，地震局局长根据国家地震局的内部通知，连夜发文、复印，黎焕都等１０名规划办干部彻夜不眠，完成了技术资料的更正和重新装订工作，挽回了洋浦的声誉。黎焕都对记者说，技术上的冤案是很可怕的，如果今天不能推翻这个死刑案，洋浦港还不知会沉睡到何年何月。技术难题化解了，钱的问题仍然是压在人们心头的一块巨石，我们孕妇的肌体太贫弱了，数次使洋浦港这个新生儿为此难产。
海南建省，创办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应该说是为洋浦的开发建设带来了春天。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４日，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许士杰、副组长梁湘视察洋浦，两位新任领导提出：洋浦港要按建省要求，高标准地规划好、建设好，要规划一片，开发一片，收益一片。梁湘提出招商问题，今后不管谁来投资建设，都要严格按照规划，规模要搞大一点。许士杰提出供水问题：地下水资源一定要勘察好，供水工程一定要搞好，将来要办许多重化工厂，建几十万人口的港口城市，一天没有几十万吨水供应那是不行的。
招商问题很快就有了着落。去年５月，由海南驻港机构香港华海公司牵线，日本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在洋浦地区开发建设上毫不犹豫地当了个出头鸟。“熊谷”对于我国人民并不陌生：首都最高的建筑物京广中心大厦、新改造的北京王府饭店、江门海外大桥、海口金融大厦等，都是“熊谷”的杰作。它虽然打着日本国的标记，可它的总经理却是一位爱国心切的中国老人——于元平。有份材料称“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的股本构成：中国商人于元平和李嘉诚合占３４％的股份，在香港发行的股票占３１％，其它股份属日本商人。“熊谷”在香港和日本建筑界有一定名气，是一家有实力的财团。“几经协商初步达成由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开发洋浦３０平方公里的协议，光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就需６０－７０亿元，地面建筑包括电厂、水厂等公用设施和厂房、商品房及其设施，还需要投入２００亿元左右。计划引进的项目有４５万吨乙烯联合工厂、３００万吨炼油厂、１０万大箱玻璃厂、水泥厂等大项目，投资额约５０亿美元。”
今年元月１９日，“熊谷组”和海南双方举行了洋浦开发区有偿转让３０平方公里土地使用权７０年协议签字仪式。协议签定地价为每亩２０００元。４月１６日记者来到洋浦开发区时，“熊谷组”已在这片开发区内投入１亿港元，征地费第一批款２５００万元人民币已汇入儋县。正当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高效率地拉开开发架势时，舆论界传来的种种非议，又使洋浦开发区笼罩上一层乍暖还寒的气氛。
洋浦会不会再蒙受几次“磨难”？“熊谷组”会不会半路退却？这不仅是一个３０平方公里开发区的前景问题，也不仅是海南特区建设向何处去的问题。区区洋浦，人们无法估量出它的分量。对此，外界议论纷纷，洋浦人也在各抒己见。
议论之一：是好办法还是馊主意
陈其新（儋县人大主任）：我参加过几次关于儋县洋浦港建设规划的论证会，规划来规划去，没有钱只能是纸上谈兵。１９８７年以来，洋浦港的建设资金问题才由依赖中央转向引进外资，但引了几年未引进来，后来我们才想通了也想对了，以洋浦为试点，走让外商成片承包开发、综合补偿的路子。海南不比深圳、珠海、厦门，海南不采取灵活政策，就引不来外资，就赢不得高速度、高效益。洋浦开发区的做法我是赞成的，它好就好在我们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加快了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它符合海南办经济特区目标高、起点低的现实状况。至于洋浦今后会不会演变为外国人的租界问题，我想不会的。第一，是我们按照国际惯例请人家来帮助我们搞经济建设的，而不是人家用武力征服我们，我们向人家割地称臣的。第二，开发区内的政府、法律、法官、警察、海关等都是我们的。第三，这里大部分是中外合资企业，还有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它根本不同于香港、澳门和过去广州的沙面。它和深圳的蛇口一样，是共产党人进行改革、开放的又一块实验田。
吴景清（离休干部，琼崖纵队老战士）：我１７岁参加抗日，８年抗战给我们的感觉是，日本鬼子斗不过我们，我们不怕他。现在日本的一家公司要来成片承包洋浦，搞开发，办工厂，遵守我们的法律，向我们交税，我认为这是件大好事。国与国之间经济、资金技术、文化方面来往的越多越好，封闭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解放前海南岛２３年红旗不倒，今后海南即使到处都是外商外贸，我们的五星红旗仍然不会倒。贫穷落后则会挨打、会丧权、会辱国。通过改革开放，强国富民，才会有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
朱广林（儋县政协主席）：洋浦开发的事，自力更生我们做不到，不是不愿自力，而是自力不够；“三来一补”又引不来外资，一是交通不便，二是没有起码的基础设施，人家何苦要照顾你海南，到你这洋浦来做赔本买卖？所以跟在深圳、东莞、珠江三角洲后面搞“三来一补”，我们不会成功。再不让外商来成片承包经营，我看我们就只有束手无策了。“熊谷组”来投资开发洋浦是冒很大风险的，而我们则坐收渔利，什么风险也没有冒，什么本钱也没有花，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用现代化手段装备起来了。与外商互惠互利，而更多的受益是我们的，这样的好事，我看不应该有非议。
王昌（洋浦地区三都镇镇长）：洋浦有人来开发的消息一传来，我们这里就象过年似的，家家户户放鞭炮。日本“熊谷组”来这里不到一年，我们镇通过内联方式兴建了８个砖厂，投资８００万元，年产一亿块砖，投入劳力１０００多人，还有１５００多人出门打石头。过去这里满山遍野石头没人要，现在一开发，港外公路一通，石头马上身价百倍。群众打一天石头一人可收入５０多块，鱼也从过去五、六毛钱一斤上升到三块多一斤，农贸市场也繁荣兴旺起来了，和我们谈项目的越来越多，我们镇一下增添了２００多台拖拉机、７辆汽车。洋浦还没有开工，我们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黎桂儒（洋浦规划办副主任）：我原先是政治课教师，就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洋浦让外商承包开发也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因为我们有稳定的政治局面，正确的指导方针，优惠的经济政策，洋浦的开发成功又会直接促进我们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繁荣，还会增加海南特区政策的吸引力。
羊伦之（洋浦地区干冲镇渔民）：我是干抓鱼和造船这一行的。洋浦不开发，我抓来的鱼没人买，造出的船没人要，人家来投资得越多，开发的越彻底，我们渔家越有奔头。
议论之二：地价是高了还是低了
林树光（儋县县长）：没有到洋浦来过的人，往往拿我们的洋浦比北京、比上海、比深圳、比海口，其实是不能这么比的。这里世世代代没有开发，没有农业，没有文化，没有交通，它距离省城２２０公里，距离县城８０公里，在四季花香的海南岛，唯有这里年年干旱岁岁荒芜。国家交通部在这里修港外公路，每亩征地费是１０００元，而“熊谷组”征地，我们要了２０００元，这个地价不能说低。我们多次算过这个帐，这３０平方公里的土地几千年沉睡，对我们来说几乎没有受益，现在一下有了９０００多万元用来改善群众生活，发展工副业生产。同时我们还要算另一笔大帐，那就是地面上的经济效益。每亩地上，人家要投资２２０万元人民币外汇，这笔经济效益约有３／４要转入我们的劳务、原料、材料和政策税上来。再说，这３０平方公里开发成功后，这３０平方公里以外的数百平方公里的地价就会成倍提高。这是一种吃小亏，甚至不吃亏，占大便宜的策略，以低地价引来高投资高效益，得大利的还是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杨崇智（洋浦地区三都镇日草村干部）：洋浦要是能够开发成深圳那样，不要说人家还给２０００块，就是一分钱不给我们也欢迎人家来开发，而且希望人家来得越快越好。
符最昌（三都镇笔坡村农民）：我家说起来有１０亩承包地，实际上只有２亩可以靠打井种点蔬菜。有地不长庄稼，有菜卖不上价钱，现在人家愿出２０００块租我们这荒地，在这建工厂，叫我们说这地价已经是够高的了。
议论之三：年限为什么那么长
朱明（洋浦规划办副主任）：租用７０年看起来是长了一些，可是再设身处地地从投资者的角度想一想，就觉得这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年限。３０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约需要近百亿元的投资，项目投资及配套工程约２００亿元，投资这么大，而且人家也是银行贷款的，回收期就必然要长一些，如果时间短了，人家赚不到多少钱，甚至投资都难收回，这事就失去了公正。
陈汉强（儋县副县长、无党派人士）：土地转让７０年协议是符合我国宪法要求和中央规定的。世界上有的国家为了引进外资帮助开发，土地使用权可以永久性地转让，如马来西亚的巴杨内巴斯和普赖港出口加工区。相比之下，洋浦３０平方公里７０年使用期并不是最优惠的。
议论之四：面积为什么那么大
胡宏顺（洋浦规划设计工程师）：土地有偿转让的面积大小是根据规划项目来的。仅４５万吨的乙烯联合工厂就占地１５平方公里，还有３００万吨炼油厂、１３０万千瓦发电厂、１０万大箱玻璃厂、水泥厂等大型项目一一上马，摆满３０平方公里可能还不够。所以，熊谷组海南有限公司初步规划为３９平方公里，包括未来的洋浦市区建设和多种低密度土地利用区、景观保护区和海洋保护区。开发区面积的大小并不是主要的，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如果投资者一两年内不能全部开发，我们还可以收回部分土地使用权。
笔者以为，加入洋浦开发区可以一帆风顺，可以预见，十几年后这里就不再是一片荒芜之地，而会成为一座达到国际上９０年代水平的现代化重工业城市，平静清澈的洋浦湾将一溜儿摆上２０多个现代化码头，来往于北部湾上的将是世界各地的大型客货巨轮，洋浦将成为享誉世界的工商业中心。那么，这３０多平方公里就成为撬动整个海南乃至中国大陆经济板块的一个稳固的支撑点，成为我国全部经济史上最令人瞩目的一页。
海南是中国的试验区，洋浦是这块试验区中具有拓荒意义的实验田。试验可能成功，也可能受挫，成败与否似乎都不影响大局，也不影响它的试验的意义，但洋浦能够失败得起吗？笔者离开洋浦时，看到一千多名年轻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研究员、教授政协中国的知识精英，报名要求到洋浦来工作。笔者还看到，海内外一批又一批的记者同行按图索骥来到洋浦，神秘地传递着“内参消息”，小心地窥探着洋浦的秘密。
有人说，洋浦是海南的缩影，甚至是中国未来走向的一块探路石。目前它好比一只没有手脚的蛹，原先是被历史积弊的蚕茧层层包裹着，开放改革使它咬破了硬壳，得以初露头角，但整个身躯仍未脱壳，只有继续、彻底地改革开放，它才能摆脱重负，化作蛾子，长出翅膀，羽化升空。
葫芦形的洋浦湾上风平浪静，绿波千里，渔帆点点，而人们心目中的洋浦湾却似有万丈波涛，千钧雷霆。让１２亿人民来回答吧：洋浦将如何？海南将如何？中国将如何？
（原载光明日报、海南日报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６日至５月２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