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运文　现任光明日报深圳记者站站长，高级记者。出生在山青水秀的江西宜春，初中还差几个月毕业即去当兵。粉碎“四人帮”后有幸成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和研究生。在部队时就喜欢给部队的小报写稿投稿，于是养成了对新闻工作的喜好，并把读复旦大学的新闻系当成了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１９８５年２月，在导师余家宏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如愿以偿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理论专业毕业，获得硕士学位。

　　１９８５年２月，到有“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称号的光明日报工作。先是在报社的评论部写社论和评论之类的文章，业余时间则喜欢写些杂文之类的文章在中央各个报刊上发表，以换些稿费和充实自己的业余时间。评论部的５年过得很快，这大概是因为评论部具有报社最宽松友善的工作环境、工作气氛和一批友善的同事有关。１９８９年１２月，到深圳记者站工作。尽管当时很舍不得离开北京和评论部的同事，但服从分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天职，于是还是很快只身一人南下到了南海边的这个昔日的小渔村。谁知在这里一呆就呆了１７年。经历平凡、乏善可陈，如此而已，别无它哉。

　　记者，顾名思义，当然应当是一个记录事实并将事实忠实地传达给受众的职业工作者。但，一个好的记者不仅仅是时代的记录者，他还应当是一个时代的思考者。这是记者工作的责任，也是记者工作的乐趣所在。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情成千上万，一个聪明的记者就是能够从繁杂的事物表象中发现事物的本质，能够从一个倾向中发现被掩盖着的另一个倾向。这是我从事记者工作20多年来一条最深刻的体会。这条体会，是我记者生涯的经验积累，更是一次难忘采访经历的感悟。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４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我采写的一篇报道：《全国在发展，深圳怎么办？》（以下简称“怎么办？”）这篇报道在光明日报和深圳商报两家报纸同时刊登，不同的是，深圳商报在刊登此文时用的标题是《深圳能再领风骚吗？》。刊登后，国内外有多家报刊评论转载，其产生的影响之大之广，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１５年，但当年采写这篇稿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我为何要写《怎么办》

　　１９９２年，深圳经济特区正是炙手可热的大发展时期。小平同时南巡刚刚过去，“发展是硬道理”、“不要搞姓‘资’姓‘社’的争论”的谆谆教诲让全国人民耳目一新眼前一亮。而深圳经济特区正是“发展是硬道理”的样板和典型，小平同志南巡的许多讲话就是在深圳国贸大厦３６层的旋转大厅和深圳当时高科技企业的典型——先科激光公司的陈列室里讲的。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激励下，全国各地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热潮。全国各地的党政官员来深圳参观取经者络绎不绝，几乎踏破了深圳市委大院的门坎。

　　深圳人当然更是感到骄傲和自豪。深圳人也的确值得自豪和骄傲。敢干敢闯的深圳人，创造了３天一层楼的经济发展神话，创造了将一个小渔村仿佛在一夜间就变成了一座现代化都市的造城奇迹，以至于许多深圳人都喜滋滋地将深圳又称作“一夜城”。深圳值得骄傲的地方的确很多，她曾经创造了１４０多个“全国第一”，深圳是“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特区”、“全国最早的经济特区”、“全国最先富起来的特区”……这一连串的光环让许多深圳人的头脑都晕晕呼呼起来了。

　　但事实如何呢？难道深圳真的那么先进、那么现代化了吗？难道深圳真的就把全国其他城市甩得那样老远了吗？

　　来深圳记者站之前，我在报社的评论部上班。刚到深圳的第三天，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在接见我这个刚从北京派到深圳的记者的时候，给我提出过３条指示和意见：一是深圳是一个充满诱惑和陷阱的地方，一定要警惕；二是要学点辩证法，注意一个倾向掩盖着的另一个倾向；三是要注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李灏是北京派来的一位京官，在国务院任过副秘书长，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干部。事后证明，李灏书记提出的这３条意见的确很深刻，很有针对性。从我接触的深圳的许多事和许多人来看，深圳在发展进程中确实有许多地方都存在着问题，这些硬伤制约着深圳的现代化进程和发展。但许多深圳人都被成绩冲昏了头脑，看不到存在的问题，这不就是“一个倾向掩盖着的另一个倾向吗”？在形势一派大好的倾向下，深圳人的小生产者意识，深圳政府官员内存在着的办事拖拉，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官僚习气，在很多机关还非常严重。

　　深圳是靠改革开放起家的，种种事实表明：不思进取的“富贵病”，办事拖拉的“官场病”，自我感觉良好的“娇宠病”，是阻碍深圳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深圳还能再领风骚吗”？“全国在发展，深圳怎么办”？面对全国百舸争流、百花争艳、你追我赶的局面，深圳还能不能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经验场”呢？这是一个时代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必须认真回答的课题。记者能够想到这个问题，能够抓住这样一个课题，应当说是具有一定的职业敏锐，但更是一种机遇和幸运。不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有幸遇到这样的机遇和课题的。能够把人人心中所想而人人口中又无的问题说出来，并且在一张全国性的报纸发表出来，这是做记者工作的光荣，也是记者工作的责任所在。当我想到这个课题时，心里不禁涌动起一股激情，一种仿佛在燃烧的激情。这股激情催促着我，一定要把这篇报道写出来，因为全国有那么多的人在关注着深圳，深圳有那么多人在思考着深圳的未来，我相信这篇报道一定会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就是花再多的精力和时间也是值得的。于是，我认真拟好了一份采访提纲，并根据采访提纲拟定了一份采访对象的名单。有资格入选这份名单的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对深圳特区发展历史和发展现状特别熟悉和了解的人；二是有自己独立见解、平时喜欢思考和琢磨一点问题的人。这些人包括体改办、宣传部、经发局的负责人、包括一些老企业老总，一些从事深圳研究的学者、专家和媒体工作者等。此外，深圳历次重大会议的纪要和报道也被我搜集进来，成了我的研究对象。

　　在采访中我发现，这次采访特别顺利，不论是哪一个采访对象，一谈到深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滔滔不绝，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在采访中我还发现：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许多深圳人身上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质。不论他们是什么身份和职务，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非常热爱深圳，都为深圳的现状而着急，都想为建设未来更加美好的深圳而献计献策出一份力。一位已经退休的胡先生告诉记者：“就我个人来说，我的钱现在完全可以保养身体安度晚年了。但我们是与深圳一起走过来的，深圳好了，我们才好起来。因此我们希望深圳的明天会更好，我们不希望深圳在全国新一轮的比赛中被淘汰。”

　　采访对象的激情和忧患意识也深深地感染了我。当我翻阅一个多星期的采访记录的时候，一种写作的冲动油然而生。我对写作这篇报道的主题的认识更加清晰了。这个主题就是：在全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浪潮下，“深圳还能不能继续保持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的地位？”记者不是政治家，他无法做到运用手中的权力和掌握的资源去实际改变这个社会和现状，但他可以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和写出的文章，对社会起到一种警醒的作用，一种启发和提示的作用。

　　在我认为已经充分掌握了写作稿件的材料后，为了不分散自己写作的注意力，集中时间和精力尽快将稿件写出来，我把自己关在一家酒店的客房里，连续奋战了整整一个星期，就连晚上睡觉脑子里还在想着这篇稿子的事，人完全处在一种因为燃烧不能自已的兴奋状态。一想到一个好观点好句子就马上爬起来记下来。自己感到满意的一些观点和句子完全是一气呵成，如大江奔腾，一泄千里。这篇报道的最后几句就是在这种状态中写出来的。当这篇稿件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一些朋友告诉我：他们特别欣赏和喜欢这段话。显得比较大气。

　　只有燃烧了自己才能燃烧别人，这点我特别有体会。我在写作这篇稿件时，整整一个星期几乎没有离开写作的房间一步，有时候饭就由服务员送到房间来。草草吃几口了事。怕的是打断自己的思路。

　　这篇报道全文差不多七千多字。深圳商报发表时，一字未删全文刊登。光明日报在发表时删节了一些字数。说实话，我还是喜欢深圳商报那个版本。这倒不是敝帚自珍，而是觉得那个版本的确更完整，语言更顺畅，气势更磅礴。

《怎么办》产生的巨大风波和反响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４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篇幅全文刊出《怎么办》一稿。在我的记忆里，在光明日报的历史上，这样处理一篇报道似乎还没有过。深圳商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半个版，又转在二版刊登了近半个版。这篇报道刊出后其反响之大的确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那天一大早，八点多我刚起床，桌子上的电话就响起来了。打来电话的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在一家贸易公司当经理的陈浩，他说；‘刚看到你在深圳商报发表的‘深圳能再领风骚吗’的文章，写得太好了，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什么时候过来我这里坐坐，我们好好聊聊。”

　　此后，电话铃就一直响个不停。报社领导这时也打来电话，要我去听听市委主要领导对这篇报道的反映和意见。我立即骑车赶到了市委大院。刚进市委大院的办公楼，里面的景象就让我吃了一惊，每个上班的干部都在捧着当天的深圳商报看那篇报道（因为光明日报在广州的南方日报印刷，每天下午才能看到报纸，有时甚至要到第二天上午才能送到深圳），市委书记的秘书小刘告诉我，他已经将我写的报道看了两遍。我找到市委书记，书记说，报道他看了，意见就不谈了吧。

　　我当然要尊重书记的意见，于是这篇市领导的反映报道就没有写成。但是，其他的反映，这时却是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一家报摊的业主告诉记者，当天的深圳商报全部一抢而空，许多人来买都买不到了。市委政策研究室的许多干部没有找到当天的深圳商报和光明日报，就拿报纸去复印，几乎人手一份。我有一位当律师的朋友，正在美国出差。他从美国回来后激动地告诉我，这篇报道一些美国的报纸也作了评论和转载，他在美国就已经看到我写的报道了。当时在广州办的华商报的总编辑看到我后，激动地说：“谁说广东人只会生孩子，不会取名字。我看你这篇报道就说明了广东人也会取名字。’华商报对这篇报道也作了全文转载。当天晚上深圳电视台在深圳新闻节目中，又在头条位置播发了这篇稿件。

　　当时的深圳，还真有点“满城争说怎么办？”的气氛和味道。事情还不止此，报道产生的影响和引起的风波仍在继续扩大。曾经主管过特区工作的副总理谷牧，虽然已经退休，但对深圳特区仍然十分关注。他在看了光明日报的报道后，对报道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提法在报纸的空白处作了一些批语，并将这张作了批语的光明日报寄给了当时深圳市委的负责人。于是有人传言，谷牧同志对这篇报道有不同意见。发表了这篇报道的深圳商报的总编辑高兴烈一时也感到压力很大。

　　谷牧同志到底对报道有没有不同意见呢？我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我估计报社领导对这个问题也会很重视，于是就给报社领导作了汇报。事后证明我对这个问题的估计是对的。春节过后，当时的总编辑张常海亲自打了电话告诉我：春节时他去拜访了谷牧同志，并特别向谷牧同志征求了对光明日报发表《全国在发展，深圳怎么办》的报道的意见。谷牧同志爽快地告诉常海总编辑，“没有意见，报道写得很好。”据说，当时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对这篇报道也评价不错。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对这篇报道也给予了不错的评价。我听到这些反馈的意见和消息，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为了进一步了解市委领导的意见，我还特地给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深圳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杨广慧同志打了电话，将我听到的一些中央领导和深圳市民对这篇报道的反映告诉了他，并在电话里征求他对这篇报道的意见。杨部长是个爽快人，当即在电话中告诉我：“凡事都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报道好不好，要多听群众的反映，要多看看它对实际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听了杨部长这番话后，心里更有底了。

　　深圳的各个机关和群众对报道的反映无疑是积极的。当时不少单位还主动邀请我去他们单位作讲座，交流看法。因为当时市里个别领导对这篇报道有不同意见，我怕我去这些单位作讲座会引起不好的后果，就婉言谢绝了这类邀请。

　　这篇报道获得的奖项荣誉也很多，光明日报给我颁发了总编辑奖；在报社推荐此稿参加全国好新闻评奖时，因为字数超过了三千字的规定，在最后被涮下来了；１９９３年广东省好新闻评奖评出了三个特等奖，一个是陈锡添采写的反映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个是穆青和王志纲合作采写的《风帆起珠江》，一个是我采写的《深圳能再领风骚吗？》，颁奖是在广州的花园宾馆举行的，极为隆重。

《怎么办》的几点启示

　　如今，距我采写《全国在发展，深圳怎么办》不觉已经过去了１５年，但许多人仍然记得我写过的这篇东西，一些深圳的老朋友遇到我，有时还会提起这篇报道，内中的许多内容他们还能清晰地背出来。这常常让我感动不已。一眨眼，我们已经由刚到报社工作时意气风发的青年人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记者”了，但一篇报道的影响竟然会如此深远，它远远超出了时间的限制。一位在深圳市委党校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你当年写的那篇报道中提出的那些观点至今还没有过时。最近在深圳流传的《深圳人为什么被抛弃》的文章，里面的许多观点其实你在10多年前就说过了。”

　　应当说，朋友和读者对我这篇报道的真诚的评价和长久的记忆，是对我写作这篇报道的最大的鼓励和安慰。

　　庆幸的是，我报道中写的东西完全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今天回过头来看这篇报道，我的心中仍然会涌起当年写稿的那种激情和冲动。我很庆幸自己当年顶住了许多压力，采写了这篇报道。一个记者在其一生的记者生涯中，很少能遇到这样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被我遇上并抓住了。我很感谢，我很感谢报社领导的支持，如果当年没有他们那样大刀阔斧的支持，用那么大的版面那样突出的位置刊登出来，而是只准登个不超过两千字的短文，那我这篇报道的影响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我很感谢那些接受我采访的朋友和同志，是他们的智慧和思考启发了我，才能让我写出至今看来也不会感到脸红和过时的文字和观点来。当时在评论部工作的李景瑞同志，专门写了一篇《深圳的新启示——读‘全国在发展，深圳怎么办’有感》的读后感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头版的评论专栏内。文章认为这篇报道给了人们多方面的启示。

　　启示来自于思考，思考是一个记者的最重要的素质。记者要敢于坚持自己的思考和原则，不要人云亦云，如果这篇报道没有记者自己的思考而仅仅是记录，那就肯定不能产生这样大的影响。也就不能带给读者任何启示。这就是我写作《怎么办》的体会。

全国在发展，深圳怎么办

　　深圳，作为我国起步最早的经济特区，曾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达１２年之久。天时、地利、人和，使深圳成为我国改革的“试验场”，对外开放的“窗口”，被誉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

　　然而，当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发表重要谈话，激起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浪潮在中国大地上全方位展开时，一个巨大的问号划过了每一位深圳人的头脑：深圳还能保持特区的地位和作用吗？深圳下一步该怎么走？

　　深圳人为何会在荣耀的顶峰感到巨大的危机？

　　曾几何时，深圳的“排头兵”地位似乎无可辩驳了。曾有人做过统计，深圳的“中国第一”、“世界之最”达１８３个之多。深圳人也由此招来内地人羡慕的目光。深圳户口不知不觉间珍贵起来。全国各地来求职的人，踏破了深圳各个部门、大小企业的门坎。

　　深圳人在一片叫好声中也曾感到过挑战：海南大特区的建立，对深圳人心理上造成第一次冲击；珠江三角洲“四小虎”的腾飞，使深圳人当时对自身优势的过高估价，尚不足以使自己产生危机感：海南没有深圳的投资环境；珠江三角洲缺乏深圳的改革政策优势；浦东七通一平尚未完成，据说２０年也赶不上深圳。冲击波过后，深圳人感到虚惊一场。

　　顶峰往往就是跌落的开始。当深圳人还陶醉在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巨大喜悦中时，中国全方位开放形成的挑战和压力，已悄然袭来。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日，上海市长黄菊在香港透露：上海目前有５０００个地盘在施工，有近３００条马路在整修，“上海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刚从浦东考察归来的人称，浦东人说１０年赶上深圳是过分谦虚了，如果按１９９２年的发展速度，浦东５年可以赶上深圳。从政策上看，浦东除有经济特区所有的优惠政策外，在五个方面享有更优惠政策，其中包括允许外国企业兴办超级市场等第三产业；允许外资企业投资及经营市政设施；允许上海自行发行股票和债券等。上海人以不无自豪的口吻说：“８０年代看广东，９０年代看浦东。”

　　一位好心朋友提醒深圳人：以后介绍情况，不要再拿年产值３００亿引为骄傲了，苏州市今年已完成产值１２００亿；也不要拿１９８４年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时称道过的渔民村的小康生活引为自豪了，苏州一家并不拔尖的农户，盖起了５层洋楼，并安装了美国进口电梯。

　　据报载，联合国有意向吉林珲春投入３００亿美元，建造“北国的深圳”。３００亿美元是什么概念？深圳特区１０年，基本建设投入还不足３００亿人民币！

　　这些，不能不使深圳人惊愕不已，叹为观止。

　　危机感来自外界的压力和挑战，更来自自身的种种忧患。

　　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曾给深圳人带来无上的荣耀。“深圳速度”的含义，不只是指１９８３年深圳人在建当时全国第一高楼——国贸大厦时创造的“三天一层楼”的速度，也不仅指各项经济指标以５０％的年均速度递增，更主要的是指深圳人创造了办事效率高、条条框框少、工作和生活节奏快的崭新风格。蛇口街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８年前犹如惊雷，震醒了沉睡的雄狮，令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这些，是否已成了昨日黄花？

　　曾经，申报企业１０天内不答复就视为允准。而今天，一个企业从申报到批准开工，少说半年，多则一两年甚至更长。深圳一家集团公司的负责人对记者说，一个房地产项目，从报建到开工（不包括报建前的资料准备工作），至少要盖３８个章，也就是说要过３８道关。如果每道关需时６天，那就是要半年多。更有甚者，某港商申办一企业，准备了两套充足的资料，上报半年多杳无音讯，一打听，是因为两位办事人员调离，资料无从查找。港商痛惜“大半年的心血精力白费了”。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资金的引进，不会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你这里留不住，人家自然要跑到别处去。特区房地产公司，在广州、武汉、惠州的投资审批，最长的不超过半个月；在武汉购地４０万平方米，一天内６个市委常委作了批示，一星期就办好了手续。两位从湖北来深圳申办公司的厂长，在深圳呆了一两个月仍毫无进展，后听朋友说在海口申办企业只需一个星期，掉头就买了赴海口的飞机票。

　　繁文缛节、办事效率低等“软件”方面的问题，交通堵塞、通讯受阻、断水停电等“硬件”方面的问题，都使“深圳速度”声名受损。

　　据说，深圳在下班的高峰期，有的路段汽车时速仅仅８公里。我们在这次采访中，就有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经历。下午６时采访完毕，乘车回家，短短几公里路程，足足走了３个小时。在两个关键的交通路口，南来北往的车辆挤成一团，蠕动的车辆发出震耳欲聋的鸣叫，而竟然见不到一个交通警来维持秩序、疏通阻塞。９点钟回到家，水龙头流不出一滴水，没法洗澡。气愤之极，拿起电话，准备向市长电话诉一诉苦，拨了半小时拨不通，只好放下电话生闷气。

　　深圳的一些有识之士不无担忧地指出：如果不在“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着手改善投资环境，不光外商的投资会转往内地，恐怕连深圳的一些企业也要往内地发展了。

　　“垦荒牛”曾是深圳精神的象征。今天，却被不少人淡忘了。

　　来到深圳市委大院的人，最先注意到的是那座昂扬向上的古铜色雕塑——“垦荒牛”。“垦荒牛”精神即深圳精神，深圳人正是以“开拓、创新、团结、奉献”的精神完成了一桩桩历史伟业。

　　特区初创时期，敢来深圳闯荡的人，确有一股令人钦佩的无私精神。“老深圳”常常会告诉你，当年这里是一片烂泥滩，那里是一排铁皮屋。

　　一位“老深圳”说：“刚来深圳时根本没想到过有几万块存款，也没想过会花几百块钱去唱一回卡拉ＯＫ。想的只是要尽快把特区建起来，但到底建成个什么样子，心里一点也没谱。”

　　如今，深圳以连外国人也感到惊奇的速度建成了：到处都是晶莹耀眼的钢化玻璃结构的摩天大厦，随处可见装饰豪华的卡拉ＯＫ歌舞厅，满街跑的是“奔驰”、“皇冠”，城市建起了，存在决定意识，一些人的思想也随着高楼的增多而发生着嬗变。

　　一位经济学者非常尖锐地指出，现在一些深圳人身上得了“富贵病”、“娇宠病”和“官场病”。

　　一位来深圳８年的４５岁的企业经理，不无感慨地自我解剖：现在口袋里钱有几个了，房子也买了，装修得也像个样子了，孩子们安排妥贴了，脑子里想的就再不是如何去开拓创新，而是考虑如何保养好身体了。当年刚来特区那股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机关办事效率为何低？许多有识之士一语破的：关键是某些干部思想作风不正。权力和利益的关系过于密切，是滋生不正之风的土壤。

　　记者采访的一些企业负责人反映，有的机关层层设卡，企业办事每过一道卡，都要请吃请喝，甚至送物送红包。深圳的一些企业为此而专门设有“公关科”，有些企业干脆花巨资收购一间歌舞厅，以方便用来拉关系。

　　在最近召开的深圳市委一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政府机关“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成了与会代表议论最多的话题。

　　有人说：８月９日深圳市发售股票过程中出现的营私舞弊现象，是深圳市一些干部思想作风不正的一次比较集中的暴露。

　　权利牵涉到利益。于是，机构与机构间，为了谁拥有哪个审批权而争论；干部与干部间，为了谁该拥有哪个肥差而闹不和。为了大家都能得一点利，有时就干脆让一个部门可以拍板的事，让几个部门来讨论决定。

　　“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多少英雄豪杰这样喟然长叹。守着锦绣家园要创出一番新业绩，更是难上加难。在深圳，就有人曾这样说过：深圳前１０年是创造利益的过程，现在则进入分配利益的过程了。正是这种对物质利益的强烈追求，使深圳这座英雄主义的城市，出现了文石兴、高森祥这样的败类，也使深圳人对能否保持“排头兵”的地位产生了疑问。

　　“垦荒牛”精神，曾激励无数热血男女为创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而顽强拼搏。深圳要保持“排头兵”地位，“垦荒牛”精神就一定不能丢。

　　有人说：内地“特区化”了，深圳却在“内地化”。深圳要摆脱这种“异化”，必须进入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圈。

　　深圳不是一座自天而降的伊甸园，她诞生于古老中国大地的一隅，一道铁丝网并不能割断她与传统体制和习惯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圳最大的特征是移民比例极大。９０％以上的人来自内地，他们都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走过来的。特区初创时期，人们凭着从事一种前所未有的事业的热情，确可以作出许多惊世骇俗之举。

　　但是，当深圳成了国人心目中的一座极富魅力的“冒险乐园”，形形色色的人潮水般涌进这座年轻城市时，随着人口膨胀和机构的庞杂，特区初创时的那种热情和单纯就被淹没了。代之而起的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驾轻就熟的那套办法：研究、请示、开会、行政级别、层层审批……

　　已经下放的权力，有些已经或正在被收回；已经精简的机构，有些已经或正在重构；已经摒弃的不合理规定，有些已经或正在被重新采用。

　　而与此同时，内地的各个省市自治区，在特区经济发展的示范效应下，却大胆改革开放，加快了迈向“特区化”的步伐。一些省市吸引外资的政策之优惠，办事效率之快，使深圳人看了也自叹弗如。

　　深圳人开始冷静地思考自己的差距，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目标。一位研究经济发展战略的学者说，深圳前１０年发展快，主要靠两条：一是政策优势，二是级差地租优势。

　　政策优势现在没有了，而靠级差地租收益，则是一种低水平的发展经济方式，还没有脱离目光短浅的小生产者的范畴。一进入现代化国际大生产的的循环圈，小生产者的眼光和能力就显得很不适应了。

　　一些经济学者指出，当社会前进到９０年代，全球经济已进入一体化的时候，深圳基本上还处于一种封闭性的城市经济状态。深圳的股票市场与政治、经济的风云变幻基本脱节，甚至连北京的政治气候的变化也不能直接对深圳的股市价格产生波动，这一点连深圳人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深圳要真正建成一座多功能的开放的国际性城市，就必须把身上的“土气”和“小生产者意识”彻底洗涮掉，敢于到现代化的国际大生产市场上去经风雨见世面，开拓竞争。

　　问题的症结只有一个：就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怎么摆？

　　应当承认，建设特区是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伟大创举，是一项艰难复杂的系统工程。制约它发展的因素很多，要想不出问题也难。但是，我们必须找到问题的症结。许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到，深圳在建设特区政府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都与一个基本问题有关，即：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如何处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是主体，还是企业是主体？是政府为企业服务，还是企业只是政府的附属？

　　特区创办初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取消行业主管部门等，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但这些都只是表层的动作，人事权、审批权仍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

　　由于政府权力没下放，职能没转变，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就大大打了折扣。深圳一家内联企业的经理，为扩大企业经营范围，前后折腾半年多，直至惊动市长、副市长签了意见，事情才有了眉目。

　　一些企业经理说，政府对我们实行的是行政管理，什么处级企业、局级企业。企业的总经理、总工程师都要由市政府任命。一些“老总”们就经常往市里跑，而很少往市场跑。

　　权力与利益关系过分密切，机关官僚主义作风和不正之风就得以滋生。深圳这些年来，廉政建设、惩治腐败花了很大的气力，但政府工作人员对企业“卡、压、拿、要”屡禁不止，致使企业怨言纷纷。原因何在？就是因为过分集中的权力，成了滋生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的温床。实践证明，建立在道德、良知等基础上的软约束，在强烈的物质诱惑面前是软弱无力的。根本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拆掉这张温床。

　　深圳人越来越认识到，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和突破口。在刚刚结束的深圳市委一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从上到下都在呼吁：机构已到了非精简不可的时候了，权力已到了非下放不可的时候了，职能已到了非转变不可的时候了。

　　但是，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我们已叫了几年。权力放下去，又收回来。一位干部分析说，权力所以放不下去，原因有四：一是不肯放；二是不知道怎么放，放哪些；三是对企业不放心，放了怕乱；四是管人家管习惯了，放了权不知干什么。因而出现机构越简越多的怪现象。深圳党政机关以前一幢办公楼就够了，现在有４幢楼还不够。新当选的厉有为市长说，我们的一些干部是“微观权力不愿放，宠观管理不会管”，的确说到了症结处。

　　深圳的各界人士，从市委书记、市长到企业经理、一般干部，都在思考如何解决政府管理结构中的弊端，提出了种种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对策。

　　对策之一：断了香火再拆庙。针对权力放了又收，机构简了又增的顽症，市委书记李灏最近开了一剂猛药：先放权，后精简机构；先转变职能，后裁员定编。先把权放下去，断了香火，庙不拆也得拆，和尚不走也得走。

　　对策之二：建立中介组织，实现政府对企业的有效监督和宏观调控。权力放下去了，政府对企业的监督和宏观调控，需要依靠一定的社会中介组织来实现。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许多宏观调控，监督和服务功能，正是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一系列权威性、规范化的社会中介组织来实施的。市府已经表示，引进国外中介组织，兴办分支机构，以推动深圳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

　　对策之三：尽快形成一整套市场运行规则。政府的权力放下去了，维持市场和社会的运行，只能靠规则。目前在某些部门的管理中随意性太大，政策透明度不够，人为的因素太多。但制定一整套规则，谈何容易。深圳费了一番周折争到了立法权，规划在１９９２年７月至１９９５年６月间立８６项法规，但至今还没有一项出台。

　　紧迫感向深圳人袭来，深圳人已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

　　危则思变，深圳的危机孕育着巨大的转机。

　　党的十四大后，全国都在换脑筋，解放思想。对深圳人来说，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客观地认识自身和外界，有了危机感，标志着深圳人思想获得了一次新的解放。

　　面对来自各地的挑战，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向全市数百名干部说：“在新一轮的改革浪潮中，深圳与内地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这对深圳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我们要把这种挑战看作是一次机遇，把压力转化为动力，继续发扬敢闯精神，大胆探索，勇于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列。”向世人宣布了深圳继续当好“探路尖兵”的信心和决心。

　　党的十四大后，深圳已经或正在酝酿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新举措。市长厉有为说，现在全国改革形势发展很快，有些地区比深圳搞得更活。我们怎么办？我们仍然要吃“改革饭”。他表示深圳必须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彻底决裂，机关要切实转变作风、简政放权。今后，除外贸进出口、金融、房地产等外，其他申报项目和经营范围可直接到工商局登记注册。对企业最关心的企业自主权和人事权，厉有为明确表示：今后，要把国营企业变成有限责任公司，让企业真正负起责任，取消行政级别，真正转入以效益和规模为评价标准的轨道；企业的领导班子，由董事会提名任命经理，经理提名副经理。深圳于近日发动一个为改革提合理化建议活动，正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地推进。

　　深圳人感到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人们发现，以市场调节为主搞了那么多年，现在对市场经济还是那么陌生。我们传统的经济学知识，说来说去，是从概念到概念，不过是：“概念经济学”，而搞市场经济，最迫切的是需要我们有点“量”的知识，懂点计量经济学。深圳的企业经理大声疾呼：深圳需要掀起一个“管理热”、“科技热”。深圳人迫切需要用实用的科技和知识，武装自己，使自己成为在国际市场的海洋中永不沉没的航船。

　　深圳新近推出了一个关于赶超“四小龙”的若干重大策略——《跨世纪的抉择》，清醒地指出：在９０年代以及未来的新世纪，深圳能否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变，把深圳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多功能经济中心之一，实现从初步现代化迈向国际化的进程，进而继续充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排头兵”，是深圳面临的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深圳人也清醒地认识到，时不我待，机不可失。世界经济格局正在重组，国际资本也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寻找最佳投资场所。几十亿、上百亿的国际资本已在中国大陆周围的金融市场聚集，正在选择中国的投资场所，预计这种局面将持续两年左右。深圳能否在最关键的近几年在改革开放、改善投资环境方面迈出更大步伐，在吸收国际资本方面开创局面，是关系到“排头兵”地位的另一个重大挑战。

　　在挑战面前，深圳人也冷静地考虑到了自己还拥有别人无法取代的优势：深圳的级差政策优势丢掉了，但级差地租优势还存在；深圳毗邻香港，实质上就是毗邻一个国际大市场。深圳成为国际市场带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桥梁作用是别人无法取代的；深圳的经济总量仍不算大，但消费旺、投资热之势长盛不衰，她的活力其他地方还比不上；深圳按国际惯例打了几年“篮球”，培养了一批懂国际惯例的干部，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还有一定优势；深圳人的市场价值取向形成比较早，内地人要确立这种观念还必须有一个较长过程；深圳的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等在要素市场发育比较成熟，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先行了一步；深圳拥有立法权，在制定市场经济法规方面可快步前进。深圳利用好这些优势，在改变内部运转机制方面的弊端又有“壮士断臂”的决心，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开放新举措，深圳保持“排头兵”的地位还是大有希望的。

　　深圳人坦然迎接八面来风，决心向历史交出满意的答卷

　　深圳的“排头兵”地位受到挑战，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看，也是件大好事。这说明中国前进了。中国不能只有一个深圳，不能总让深圳“独领风骚”。“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深圳本来就有“试验场”的作用，就有辐射和带动内地经济发展的作用。现在内地的省市真正带动起来了，甚至走在了深圳前头，这是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因为深圳不是深圳人的深圳，而是中国人的深圳。

　　深圳人看到了落后，但决不甘心于落后；

　　深圳人感到了挑战，但他们正以唯物主义的态度沉着冷静地创造新的机遇迎接挑战。

　　深圳人希望中国能出现两个、三个，甚至八个、十个“深圳”。但深圳人最大的愿望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座列车上，她能永远成为推动前进的“火车头”。

　　（原载光明日报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４日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