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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秋丽
光明日报山东记者站站长，曾就读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1995年10月10日调入光明日报社，采写消息、通讯、调查报告多种体裁的重要稿件1000余篇，代表作有《科技让农业更有含金量——山东提高农业科技含量之一、之二、之三》、《改革放权权为民用——山东“政府提速”启示录之一、之二、之三》、《创城三题——山东精神文明建设巡礼》、《镕铸城市文化之魂——山东淄博文化建设纪实》、《山东：唱响构建和谐社会“三部曲”》、《学分制改革利弊观》等，获省部级奖励30余项。
何谓“三味”？词典释曰：“三味”，佛教用语。意思是使心神平静，杂念止息，是佛教的重要修行方法之一。借指事物的诀要：如“深得其中三味”。
记者部决定出版《激情岁月》一书，我以“驻站三味”为题，来说说此事。我深知，自己并未掌握当记者之“诀要”，只是在光明日报社山东记者站干了十几年，酸、甜、苦、辣、咸都有些“体味”罢了。
“下煤井”之悟：生活乃新闻之源
事情已经过去8年了，现在回想起来，仍犹如昨日。
那是1999年“五一”前夕，我正愁于找不到好的新闻线索。一天，从山东省委得知，兖州矿业集团不仅是全国煤炭系统的排头兵企业，而且党建工作很有特色，被中组部树为国企党建典型。正巧，在济南又遇见了兖州矿业集团的党委书记刘玉彬，听他介绍了许多兖矿的情况后，决定到那里去看看。
第二天，我和老范来到华东地区最大的矿井——兖矿集团东滩煤矿。矿长高兴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说，1997年我们煤矿综采队以原煤单产410万吨夺得全国冠军，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去年又用国产设备刷新了全国综采队最高纪录。
他们的事迹，令我们非常感动。但奇迹是如何创造出来的？我们想探个究竟，便提出下煤井，去看看矿工的真实工作情况。高矿长先是惊讶，后是为难，他说考虑到我们的安全，还是不下吧。由于我们一再坚持，他还是同意了。当我们全副“武装”，头戴红色安全帽，身穿橘红矿工服，不禁相视而笑。宣传干事李亚南把我们带到井口，乘坐电梯直达800米深的井底。接着，又换坐小煤车，横行2400多米后，改为在暗暗的巷道中步行，大约走了一公里，便来到灯光明亮、煤流滚滚的工作面。只见巨大的水采掘煤机隆隆轰响，矿工们挥汗如雨，奋力劳作，有的煤灰蒙面，只露出两只眼睛。其艰苦程度，是我们在地面上怎么也想不到的。
在这地球深处，我们看到和听到许多动人的故事。李干事把综采队队长贾民介绍给我们，贾队长30多岁，已在采煤一线摸爬滚打了17个年头，领着工友们创造了骄人的业绩，并取得了4项发明专利。他谈的要重视职工思想工作的意见，特别令我们感兴趣。贾民说，越是条件艰苦，越是需要关心职工，越是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越是要稳住艰苦一线的职工情绪。受他的启发，我们联想到当时国企正在改制，萌发了采写一篇改制中如何抓好党建工作报道的想法。
我们从井下上来后，便接连召开几个座谈会，探讨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这方面，兖矿集团经验丰富，效果显著。他们认为，企业改制，决不能改掉党的政治优势，制定了20多个规范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提出“点亮党员盏盏灯”的口号，在兖矿18000多名党员的胸中，燃起为企业兴旺而奋斗的火焰。
生活中的素材是丰富的，我们便采写了《活力之源——山东兖州矿业集团党建工作纪实》和《亚洲综采“王牌军”》两个长篇通讯，起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兖矿作为国企党建典型，在人民大会堂介绍了经验。
“跑油田”之识：记者宜学会深思
胜利油田，在我国的能源建设中举足轻重。作为驻山东的记者，我一直将它视为报道重点。
1998年冬的一天，黄河三角洲一带气温很低，天空不停地飘着雪花。我来到胜利油田管理局大楼，在宣传部长杜中武的引导下，采访了当时胜利油田的发展情况。
我根据占有的材料，写成了一篇通讯。但反复审视，发现所写报道存在着工作多、经验少，事例多、理念少，有广度、无深度的毛病。而且偏重于写经济，与光明日报的特色不太吻合。如何使报道加重分量、增强理性？我陷入了深思。
俗话说：“水相击而生浪，石相击而生火，心灵相击而生灵光。”文章写矛盾、写冲突才宜深刻。我便又多次深入进行采访，发现那一年对胜利油田来说，还真的不平凡。年初生产经营就遇到极大困难，油田每天压产近万吨；进入5月，全油田先后关停油井2000多口，原油压产累计达18多万吨；货款回收困难，资金收支矛盾突出，原油外销累计欠款竟达40多亿元。
形势严峻，怎么办？油田党委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分析新形势，迎接新挑战。油田局、处两级成立了学习中心组，重点精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经济理论学习纲要，对处、科级干部进行系统培训，并注重联系实际，提出了改革和发展的新思路。上半年实现扭亏，7月份开始赢利，入冬后，多项主要生产指标都得到较好完成。油田党委书记王作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油田的改革和发展每深化和前进一步，都闪烁着邓小平理论的光芒。”
于是，我决定好好报道一下胜利油田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改革和发展的情况。但是，又遇到了一个难题：政治性报道，容易硬邦邦地讲道理，缺乏可读性。我便在深入采访的同时，也学习了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并进行思考。事情常常就是这样，朝深处想想，往往就有收获。我试着从“一业与多业”、“眼前与长远”、“第一抓第一”（第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等几个方面，理出几个关系，用活生生的事实加以说明，写出了《真理的光芒——胜利油田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改革发展纪实》这篇通讯，1998年12月9日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刊发了。
“访画王”之思：要对得起自己的职业
2007年5月30日下午，披着落日的余辉，我走进享誉中外的山东潍坊市寒亭区杨家埠村，采访“中国年画之王”杨洛书老先生。
杨洛书家是一处青砖灰瓦、古色古香、极具胶东特色的四合院。他已80岁，面目清癯，但精神矍铄。杨老把我让进屋内，只见墙壁上挂满各色各样的年画和印有中外文字的证书和奖状，我置身于民间艺术的殿堂，倾听这位老艺人讲述他那带有传奇色彩的艺术人生。
交谈中，杨老伸出他的手让我们看，我实在惊叹不已，这是怎样一双手啊！右手的五个手指中有三个不能伸直，常年定格在握刀的状态，指节肿胀，鼓着一个个大包。如果不握刻刀，这只手就是一只废手！可是，一旦握上刻刀，便成了天底下最完美的手，随着刻刀飞舞，万象俱生，展现出艺术的魅力。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他对年画的那份深情。他视画如命，几十年刀耕不辍，创造了“刀头具眼、指节灵通”的刻版术，刻刀、立刀、挖刀、打刀、圆刀，锯、刨、铲、刷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仅一部《西游记》年画，他就刻版440块，累计雕刻三、四千个人物、近5000字的蝇头小楷。
品行是一个人的内在，名誉是一个人的外貌。当我离开杨家埠村，看到杨老的身影渐渐远去，我感到，杨老先生给我的最深印象，是他对生活的达观，对民间艺术的挚爱。采访也是学习，我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自己，记者站是报社的派出机构，是报社在当地的窗口，我应该按报社的要求忠于职守，像自己采访过的一个个人物那样，努力当个好记者。
杨洛书“年画就是我的命”
2007年6月9日，中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国家文化部公布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这其中，就有来自山东潍坊的八旬老人杨洛书。此前的6月3日，他刚刚获得“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命名。作为久负盛名的中国“木版年画王”，老人的生命和年画紧紧连在一起，翻开他的回忆，我们看到的，全是关于年画的故事……
年画就是我的命啊
1927年12月24日，杨洛书出生在我国三大年画之乡之一——山东杨家埠的年画世家“同顺德”画店，系始祖杨伯达的第十九代传人。“我出生时，还是年画畅销，画业兴隆。没想到第二年，就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土匪把我‘绑票’，父母倾其所有，用3600块现大洋将我赎回，由此家境跌落。当时有人曾送我一句话，今天因‘画’遭灾，日后因‘画’而盛，命中有画啊。”
果然，杨洛书耳濡目染，从小就迷上了年画艺术。他说:“年画是我的立身之本、立命之本啊!”他七岁开始摸刻刀，十四五岁时就跟父亲杨盛德学印年画，十七岁正式进作坊，从此几十年刀耕不辍。杨老伸出手让我们看，这是怎样一双手啊!右手的五个手指中有三个不能伸直，常年定格在握刀的状态，指节肿胀，鼓着一个个大包，一按，又酸又痛。他说，如果不握刻刀，那只手就是一只废手!可是一旦握上刻刀，这只手又成了天底下最完美的手，刻刀在他手上灵动飞舞，展现出艺术的魅力。
由于常年伏案刀刻，杨洛书的躯体已严重变形，左右肩膀一高一低，前胸像小山包一样高高凸起。他还患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和胃病，现在170米的身子累得仅剩下40公斤重。
杨洛书是幸福的，因为他不仅从事了自己终生挚爱的年画艺术，而且有一个相濡以沫的老伴。杨洛书与老伴刘兰英年轻时一见钟情，几十年一直情投意合。老伴身材高大，健壮勤快，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家里田里拾掇得停停当当，腾出时间让杨老专心作画。她不仅是杨洛书的“贤内助”，更是他艺术上的好帮手。杨老的许多作品都是由老伴描绘画样，他再刻版印制。老伴还经常给他的作品提意见，使画作更加完美。
让杨老最难过的是，8年前刘兰英突患脑溢血，从此瘫痪在床，完全靠人伺候。为了照顾老伴，杨洛书将工作室搬到了老伴的病床前。后来，老伴脑溢血复发，虽经抢救活了下来，但已完全成了植物人。杨洛书边照顾老伴，边见缝插针创作年画，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杨洛书“舍身护年画”的故事更是动人。“文革”期间“破四旧”，村子里不少画版被毁坏。他冒着危险把150余块明清时代的画版用塑料纸细心包好，埋在猪圈里，再在上面盖了厚厚的粪土。现在，他珍藏着明清以来的1000多块画版，几乎囊括了杨家埠现存的所有年画样版。
年画的魂是真、新、巧
交谈中，杨老指着墙上的一幅《金玉满堂》年画让我们欣赏:一个胖娃娃，身处莲花中，眉开眼笑，活灵活现。他说，这种构图生动而夸张，刀法粗犷而浑朴，本意就是求一个“真”字。“真、新、巧，就是年画的‘魂’。”他还介绍说，杨家埠、杨柳青、桃花坞三地的年画，有共同点，但同中有异:杨柳青精致富丽，桃花坞潇洒生动，而杨家埠华而不滞，活而不简，具有独特、成熟的艺术韵味。
杨老从小喜欢《西游记》，因此他在雕刻《西游记》88套年画中打破了杨家埠木版年画以单一人物造型为主的传统模式，着重反映唐僧师徒取经途中的磨难故事，每个画面都有五至八个人物，以山川、河流、风云、草木作背景，并配以20字至50字的说明。就这样，刻版440块，累计雕刻了三四千个人物、近5000字的蝇头小楷，杨洛书终于完成了《西游记》的雕刻。
为了求真、求新、求巧，杨洛书经过几十年的伏案磨练，创造了“刀头具眼、指节灵通”的刻版术，并逐渐形成了造型夸张、构图饱满、想象自由、色彩鲜艳、古拙质朴的雕刻风格。他将年画制作工艺分作“四程”:一是朽稿画样，二是雕刻木版，三是手工印刷，四是烘货点胭。杨老细细道来:“朽稿画样又叫起稿、画稿，经过立意、选材、构图、描绘几个过程，再用毛边纸画一个线稿，以便落版雕刻，这叫画样。雕刻木版主要工具是刻刀、立刀、挖刀、打刀、圆刀，还有锯、刨、铲、刷子等。所用的版材必须是棠梨子木和梨木。刻版得先刻线版，刻出复印几张，做雕刻色版的底样，分色后再刻色版，这叫台子版。”
杨家埠年画的刀味十足，线条简练挺拔，绝不失真。在杨老雕刻的《梁山好汉》中，关胜那密长胡须、烁烁眼神，令人叹为观止。至于传统年画《四美图》中绣花女服饰上的线条，更是细如游丝，令人叫绝。在颜色的运用上，杨家埠年画十分讲究，多用大红、桃红、黄、蓝、绿、紫、黑等鲜明的颜色，其中又以红为基本色调。
“手工印刷要用案子、把子、尚子这些家什，有红、黄、绿、玫瑰精、品紫、烟子几种颜料，用油光纸、单胶纸、宣纸、毛边纸，我这里基本上一直用的是宣纸，求的是那种味道。印画有夹纸、印线版、印色版、裁割和晾画几道工序。印画也有口诀:‘干巴巴，密乎乎，四外不沾是好的。’”杨老继续介绍说，“最后就是烘货点胭了。要用色盘、画笔、裱版、挣子、糊刷、排笔。画种不同要求也不同，粗货只烘脸，细货要上挣子，画脸、画衣服背景、下墙、剪边、装天地杆儿。”
杨老笑着告诉了我们一个“秘密”:就连杨家埠年画的命名都是很有讲究的，不吉利的字眼儿绝不出现。比如《庆顶珠》其实就是《打渔杀家》，《七子八婿》其实就是《打金枝》。
作为百年老店“同顺德”的传人，杨洛书拥有10余个鲜为人知的中国之最，他刻制的我国唯一一套木刻《历代帝王全图》，印出的宣纸就达1尺之厚。而杨家埠现在使用的年画画版三分之二出自杨洛书之手。他没有别的奢望，只希望在有生之年，将杨家埠年画史上所有画版全部刻齐，那将是一大笔丰厚的文化财富。
让后人知道中国有个杨家埠年画
随着各种艺术形式的出现，年画这门古老艺术，也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春江水暖鸭先知，杨洛书以一位民间艺术家的敏锐头脑、犀利目光，最早觉察到这种变化，也最早探索着突破的途径。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出现“挂历热”，杨洛书便于1982年首创了第一批“木版年画挂历”，畅销省内外，引起不小的轰动，这是他面向市场，改革年画所走出的坚实一步。
在杨家埠我们发现，村里十字路口处有一块牌子:“杨洛书年画由此向南”，在这里，还没有人如此醒目地挑起自己的名号。我们还看到，有两家画店和风筝店门口都有一块醒目的广告牌“杨洛书年画”，上面特别注明“百年老店”。不难看出，他有强烈的现代经济意识和品牌意识，善于扩大影响面，为的是更好地传承木版年画。
据杨老讲，他接待过无数外宾，其中就有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1992年4月第9届潍坊国际风筝会期间，国家领导人李瑞环在当时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的陪同下来杨家埠村视察，特地观看了杨洛书的年画刻版表演。1996年12月，他还把年画木版搬上了中央电视台的《综艺大观》。
杨洛书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刻完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系列版画，给先人一个交代，让后人有个念想，使更多的人知道中国有个杨家埠版画。”为此，八旬老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梁山好汉”一直是木版年画的传统题材，但宋江、武松等几个人物造型居多。多年来，杨老一直渴望将“梁山一百单八将”全部雕刻出来，为此，他做了长期的准备工作。1995年，杨老和儿子一起专门到梁山遗址进行了5天的实地考察，搜集了一大堆材料，结果累得到家就病倒了。稍有好转，他便开始了“一百单八将”的创作，数易其稿，最后终于敲定全部样稿。1996年，他耗资25000元，购买了一卡车棠梨子木，开始了《水浒》“梁山好汉全图”的刻制。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每刻一幅年画，一般需要刻5块画版、一块线版以及套红、黄、绿、紫的4块色版，仅“梁山一百单八将”就要刻540块版。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制作，《水浒》“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在香港回归前夕结集问世，成为迎接香港回归的一份厚礼。
后来，杨洛书还带着新作出访日本。他和儿子在“中国杨家埠年画展”上进行了刻版、印制年画表演，结果大受欢迎，不但带去的样品被抢购一空，还被当地媒体誉为“中国年画王”。在日本画馆，他看到了杨家埠早期的一些年画，便拍摄下来带回家乡，他要重新制版，把它们再现出来。后来几年，他连续制作了《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故事画版，在晚年完成了自己由“画匠”到“大师”的攀登过程。2000年，他又开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先河，为自己的作品注册了“同顺德”、“同顺堂”商标，使作品版权有了法律保护。
1993年，杨老将自己珍藏几十年的一块刻于500余年前的方贡笺木年画画版连同50块明清画版，无偿捐献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归国家博物馆)。经专家考证，这块刻于弘治二年(1489年)的年画画版，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质年画画版之一，可谓无价之宝。
杨老不但到国内国际去宣传杨家埠年画，还收了一个“洋徒弟”——日本姑娘内山直子。直子原本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留学，后来，为了学刻年画，竟转学到山东大学，一边上课，一边跑到潍坊学年画。直子聪明而勤奋，杨老见她是块好料，就精心教她。村里有人问:“你收了个日本徒弟，赚了不少钱吧?”杨老理直气壮地说:“俺没收直子一分钱，俺图的是什么就是让外国人了解咱杨家埠年画，了解咱杨家埠人。”
2002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来到杨家埠村，亲自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发的《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荣誉证书颁发给杨洛书。老人激动地说:“这是俺们民间艺人的最高荣誉，全国一共才17位呢!这也是俺杨家埠村、俺杨家埠木版年画的最高荣誉，俺这一辈子也知足啦!”
（原载光明日报2007年6月13日《人物》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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