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进

　　福建省古田县人，1967年1月12日出生。1983年以全县第一名的高分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获工程学士学位，同时于1986年校内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同时兼学第二学位，获文学学士学位，于1989年大学毕业后，分配至光明日报社记者部。经报社统一安排至首都钢铁公司基层锻炼一年后，于1991年初调至光明日报福建记者站工作。1994年获中级职称，1995年被任命为福建记者站副站长，1999年被任命为福建记者站站长，2001年获主任记者职称。

　　乐观的人会这样问自己：我的人生舞台将演绎怎样的精彩呢？

　　悲观的人会这样问自己：我的命运之神将引领我走向何方呢？

　　我则常在静思时问自己：如何敢梦想自己会当上记者？如何敢妄想自己能成为一个光明人？

　　是乐观向上的性格使然？或是大胆的人生规划的结果？感叹于命运的神奇时，亦庆幸于生于长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从22岁稚嫩青春起航，到今日步入不惑之年，转眼18载，在阳光般青春之做伴中，走过了此生自我证明的光明之行。

停泊于万千机缘间

　　进入初中起，我就有了一个梦想：考上大学。于是在初中高中5年时间里，就有了所有的半期考与期末考总分排名永远名列年段第一的不败记录。但那时作文是我的最怕，语文成绩也因此成了短板。在高考估分（1983年高考出成绩前先报志愿）时，因为缺乏自信，就按及格来给语文估分，后来语文的实际成绩也正好是及格。但因为我的数理化成绩如此之好，我依然自信可以在全国最优秀的高校里自由选择。在中国科大、北大、清华的心里排名里，因为极其偶然地听到别人说的一句话：“清华大学好出国”，便阴差阳错地跨入了清华园。

　　在化工系学习时，便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谋得校科协主办的《科协报》主编一职。锻炼自己成为了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动力。大二那年校庆日与回校学长们座谈时，听到学长们说起我所学的无机非金属专业分配单位不太理想，于是便记得了这一信息。在清华大学极为罕见的一次老师迟到时，课堂里开始了自由交谈，于是从同学那获知清华中文系复办与校内招生的消息。匆匆去报考，被录取后又难于取舍，在自己的迟疑中，档案已然被转入了中文系。

　　1988年我获得了清华大学第一届“一二·九奖学金”。作为班学习委员，我又兼当起了新闻课的课代表。当时清华中文系主要面向科技类出版社，但亦会派出几名学生到新闻单位实习，于是我便成为其中的幸运儿。1989年初，我与同宿舍的董山峰同学一起来到光明日报科技部实习，跟着刘飒老师，并抓住机会，经考试留在了光明日报工作。

　　偶然走进清华园，偶然转入中文系，偶然间又留在了光明日报社。心疼于抛弃了自己擅长的数理化，却冒险于自己最怕的文字工作，便会问自己：到底是何种机缘让自己的脚步停泊于光明日报？到底是怎样的召唤让自己的人生归宿于光明日报？

成长于关心信任中

　　第一次见到《光明日报》，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的报栏上。大一时初秋的一个傍晚，天色已暗，借到自己喜爱的图书后便在走廓的报栏前驻足。耀眼的日光灯下，一眼就看在洒脱而充满美感的“光明日报”4个大字上，干干净净的版面、清新大方的风格，这是我此生第一次与《光明日报》相遇时的感觉。

　　真正了解《光明日报》还是到那里实习后，知道了其辉煌的历史，认识了其崇高的地位，感知了其在中国思想文化教育界、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

　　初来报社，自己是何其的稚嫩与不成熟，而报社及报社的领导与老师们却宽容以待，耐心教导。记得姚锡华总编的第一次谈话，记得张小秋老师要求我们正确面对“六四”的嘱咐，记得金涛老师对我编辑稿件的第一次表扬，记得庄建老师对我写的稿件的细细修改，记得凌翔老师一次次深夜的教诲与关心，记得与易运文老师同住时他对撰写社论的日夜投入。当然还记得我生病时报社给予我的救治与帮助，那宛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般的感受，至今埋在心底，此生感激不忘。

　　加上首钢基层锻炼的一年，我在报社记者部的时间不过只一年半。但正是这一年半的时间，让自己完全融化在光明日报社的血液里，《光明日报》也因此成为自己的不二选择与事业的全部。

价值于光明舞台上

　　1991年4月，我正式到福建记者站报到，开始了长达16年的记者站工作。记者站虽然远离报社，工作独立性强，但党的新闻事业给了我舞台，《光明日报》给了我舞台。如何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展示自己，就看自己的责任心，就看自己的事业心了。

　　1993年，我到福建建瓯市采写了《一次性输液器实行专营刻不容缓》的报道。这篇版面位置并不突出的报道，据说曾被江泽民总书记在一次与政协委员的座谈会上讲话时引用。虽然报社给予了表扬，但我并不自满。我知道并不是这篇报道有多好，而是因为它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才会受到总书记的重视。这只能说明总书记重视看《光明日报》，说明《光明日报》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我一直认为，自己的成长离不开报社的培养，自己价值的体现离不开报社提供的舞台。多年来，我接连参加了报社重点报道组、“三个代表”在基层及西部大开发采访团等活动，并四次被抽调参加报社的全国两会报道组。在这些集中报道活动中，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同行或同组的新闻前辈们的指导，得到老编辑们的帮助。庄建、夏欣、杨荣、陆彩荣等老师们正是在这些大型采访活动中给予了我许许多多无私而大量的帮助。

　　作为报社发展的生命线，发行工作给了记者站极大的压力，同样也给了我们极大的锻炼机会。正是在发行的压力与推动下，我们每年大量奔跑于基层，与基层的同志交朋友，这使我们免于成为一名只会爬格子的记者，而成长为像徐光春总编当时所要求的“一名合格的全能记者”。经过十多年来艰苦的努力，本报在福建省的发行量终于在中办文件的春风中，跃上了新台阶，2007年达到了20年来的新高度。

　　眼下我们正忙于搬新家：在福建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本报福建记者站即将搬入装饰一新的办公室，办公条件将有极大的改善。而几年来，我们为海峡两岸的宣传鼓与呼，也得到了福建省的充分肯定。去年福建省委省政府还授予了本人“防抗台风抗洪抢险救灾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无须感叹于青春的短暂，此生光明相伴，何怨何悔？

　　全国2000家一次性输液器厂中只有200家有生产许可证，无证企业年产量逾一亿套，合格率为零。

一次性输液器专营刻不容缓

　　一次性输液器的质量问题早已见诸报端，如今市场情况依然混乱。福建省建瓯医疗器械厂厂长周学俊近日感慨地告诉记者，高质量的一次性输液器由于生产成本高，在价格上竞争不过假冒伪劣产品，导致劣质产品泛滥成灾，严重危害人民健康。他认为国家必须尽快对其实行专营，使医疗器械的打假活动有根本进展。

　　市场情况令人触目惊心。最近亳州市技术监督局检查了全市城乡医院、药材公司等32个单位，结果被检的35000套一次性输液器无一合格。这些产品全部没有药液过滤器，并有半数以上连长度都不够。据国家技术监督局等部门联合调查，目前全国约有2000家一次性输液器生产厂家，其中只有200家经国家审核合格而领取了生产许可证。无证企业年产量估计逾一亿套，其合格率为零。一些有证企业的产品合格率也很低。

　　高额利润和高额回扣是假冒伪劣品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一次性输液器技术成本占总成本的三分之一以上，许多企业想方设法压低技术成本，产品以高额回扣来推销。按国家规定，一次性输液器有28个理化、生化指标，主要指标中，大多数医院只能检查无菌、无热源，无法检查无毒及微粒数，这就给劣质品以可乘之机。更可悲的是，某些医疗单位有关人员为谋私利有意购买劣质产品。

　　交叉感染已经对人民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危害，使用一次性医疗器械是防止交叉感染的有效手段。周学俊厂长说，许多人对自己的亲人看病啥钱都舍得花，如果讲清使用一次性输液器的重要性，其市场前景广阔。现在我们呼吁对其实行专营，目的是保护这一新产品的声誉，也是给劣质品以迎头痛击。目前一次性输液器市场异常混乱，人命关天，实行专营已刻不容缓。

　　（原载光明日报1993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