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雄

　　男，1942年7月生，退休前任光明日报江西记者站站长，享受副局级待遇，高级记者。

　　1966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年考取江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后调省委宣传部，并由省委组织部和省委宣传部推荐调光明日报社工作，1984年7月任记者站副站长，1988年4月任记者站站长。在光明日报江西记者站工作以来，每年深入基层采访时间达三、四个月，跑了江西省95%以上的县、市、区，先后在光明日报发表宣传江西的稿件1800余篇，百余万字，得到了历任省委书记的好评。时任省委书记的吴官正同志1997年1月16日在一份材料上批示说：“绍雄同志，过去的一年您成绩很大，您的文风、党性都好。”有一批作品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肯定，并分别获得了全国、光明日报社和江西省的表彰奖励，其中《家长来信，省长揪心》一作品载入了《中国优秀编辑记者获奖作品选》。还与同仁于1984年创办了文学期刊《中国微型小说选刊》，并曾兼任该刊副主编。

　　1978年9月底，我怀揣党组织介绍信和行政介绍信来到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报到。省委宣传部部长寇育彬同志对我说：“光明日报社的林国栋同志来江西说，根据中央文件精神，要建记者站，我和组织部的负责同志同意你调光明日报。你先在宣传部写作组的办公室办公吧。看来你的研究生入学通知书只能放在抽屉里了。”

　　光明日报社正式调我为记者的函很快就到了，可那时我还在写作组的办公室睡地铺，我得先找个窝。离省委很近的地方有个光明旅社，还有光明照相馆、光明餐厅。我住进了光明旅社，睡通铺，每天六块钱。吃饭就在光明餐厅吃盒饭。一位朋友笑着对我说：“光明日报的记者住光明旅社，真光明呐！”我一笑了之。

　　白手建站，既困难又艰苦。经省委秘书长王泽民同志批准，在省委俱乐部的二楼给了一间房子，作为记者站的办公室。但办公室空空如也，总不能趴在地上写稿子。我在办公厅行政处软磨硬磨，终于同意借给一张五斗办公桌和一把木椅子。我如获至宝，可是从仓库里到我的办公室有一百多米，这两件东西怎么搬过去？那时我还年轻，二话没说，往桌子底下一钻，弓起背，顶起桌子，手持椅子，走一段停一下，走了一百多米，还要背上二楼，我凭着一股劲搬到了。光明日报江西记者站就这样开张了，既没有举行挂牌仪式，也没有敲锣打鼓。我要让人们在光明日报上看到反映江西省的稿件来感受记者站的建立。

　　我在读大学时，经常到图书馆去看光明日报。我是学中文的，对光明日报的文史专刊和文艺副刊，尤其是《东风》，特别爱看。光明日报上一些精彩的文章，我还摘抄下来，有的做了卡片。我对光明日报崇拜有加。万万没有想到，我现在竟然成了光明日报的一员！我想，光明日报在各地建记者站，起初难免有些困难，但这是一张中央大报，历史悠久，水平高，影响大，我坚信：光明在前！

　　后来，编辑部派张安惠同志来江西看望并鼓励我，同时再物色一名记者。第二年，省对台办的雷良钧同志调进了记者站。这样，记者站有了两个人，雷良钧同志对省直机关又比较熟，记者站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了。那时记者站既没有汽车，也没有传真机，更没有电脑，我们靠骑自行车去采访，有急稿就冒着风雨到邮电局去发电报。虽然苦一点，但干得挺欢。

　　1980年2月初，江西省召开科技大会，省委书记江渭清就开发人才问题在大会上讲了话。那时，人才问题在全国许多地方还没有引起重视。我及时发了一稿，1980年2月9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头条刊出，主题是《开发智力资源注重人才培养》，副题是《江渭清同志在江西省科技会议上就开发人才问题提出十二条措施》。当天早上六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摘播了光明日报的这条新闻，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光明日报》今天报道，江西省采取各种措施，开发人才，充分利用现有的智力资源。……”一石击起千层浪，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的秘书给我打来电话，感谢光明日报，感谢记者站。省委办公厅的领导同志知道我还住在光明旅社，便要行政处想办法给我安排了一间住房。

　　我终于搬出了光明旅社。自从进了光明日报社以后，我就想，只要兢兢业业工作，做一个真正的“光明人”，一定会光明在前！

　　现在，光明旅社没有了，光明餐厅也没有了，所在地早已盖起了新楼。但当年为我拍下工作照的光明照相馆还在，它印下了一段难忘的历史，我至今看到那“光明”二字，还倍感亲切。

　　流年似水，建站至今，一转眼已30年了。为光明日报江西记者站的建设作了很大贡献的第一任站长雷良钧同志早已离休，第二任站长的我也已退休，年轻的现任站长胡晓军同志正在为光明日报、为记者站创造新的业绩。光明日报在江西的发行量，建站前只有二三百份，建站后迅速增长，现在已达七千多份，而且南昌新增了光明日报的印点，过去要3天后才能看到光明日报，现在当天就可以看到了。如今，行有汽车，住有楼房，写发稿件只需点鼠标，记者站记者已进入一个大显身手的黄金时期。各记者站采发稿件的程序大都是相似的，而各记者站建站的过程却各有各的辛酸苦辣。建站30年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记忆，我们在辛酸苦辣中锻炼了创业精神，正是这种创业精神，让我们为光明日报的大厦忘我地添砖加瓦。

本报独家披露引起轰动

江西千年古村流坑

中国古代文明缩影

　　本报《文化周刊》8月28日《千年古村说流坑》一文，独家披露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保留千年历史原貌的消息后，在国内外引起轰动，专家学者及旅游者纷至沓来，访古寻今，考察中国古代文明遗存的真实面貌及其发展变化。我国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一行近日到流坑村实地考察后认为：流坑村丰富的历史文化，独特的民居建筑，珍稀的文献古物，在全国罕见，有极其重要的文史价值，建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记者日前参加了江西省政协组织的一次考察活动。近20名专家教授进入流坑古村后惊呼：流坑村不愧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缩影。

　　流坑村始建于五代开平初，全村皆姓董，尊西汉大儒董仲舒为先祖，千年不散，现有800多户、4000余人口，历史上出过44名进士，200多名举人，产生著作38种。两宋之间，上至宰相、尚书，下至主簿、教谕，竟出了一二百人。该村依山傍水，有明清古建筑309栋，其中有近百座祠堂，数十座大小书院，还有玉皇阁、魁星阁、三宫殿等神社建筑，以及状元楼、五桂坊、魁元坊、步蟾坊等30座纪念、表功性楼房。名人墨客所题写的各种门额、牌匾、楹联、题词琳琅满目，现已保存的古代书法精品就达430多幅，许多名人如王安石、朱熹、曾巩、梅圣俞、吴澄等曾为流坑董氏撰文赠诗。因此，文天祥称流坑村为“文明之会”。

　　考察中，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梅亦龙说，流坑村历代重视教育、重视村建规划、重视对外交流，值得很好地研究。江西省社科院名誉院长、历史学家姚公骞说，该村距县城几十公里，交通不便，却有如此精美的明清建筑、绘画雕刻、书法艺术。最使人惊异的是那一部家谱，印刷之精，刻制之美，高于康乾本，是我看到的家谱中最好的一部。姚公骞还说，保护流坑村的文物刻不容缓，所有匾额、浮雕、照壁、书法都必须造册登记、拍照、建档。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俞兆鹏说，流坑村对社会史、文化艺术史、民风民俗的研究都很有价值。当务之急是要防止文物流失，要设立管理机构，要有乡规民约，村里的建筑、文物都要登记编号，还要绘制村地图。省文化厅副厅长曾险峰提出，要开发利用流坑村古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文物分散在千家万户，保护难度较大。必须对各家各户进行全面考查，全面规划，重点保护，特别要注意防火。

　　历史学家周銮书已是四进流坑村了，他带领5名专家学者详细考察了流坑村，写了一本25万字的书，得出了三句话：流坑是江西古代文明的典型；流坑是中国近古文明的缩影；流坑有重要的保护、观光、研究和开发的价值。

　　乐安县委副书记、县长邱欣森告诉记者，到流坑村来参观考察的人日渐增多，远的来自美、英、日、挪威等国家。县委县政府已将流坑村的保护和开发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严禁破坏和倒卖文物，严禁拆改古建筑，保护好村前村后和河道旁的古樟树。乐安县将从流坑开始，迈开文化兴县的步伐。

　　（原载光明日报1996年11月19日一版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