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陈续

　　1963年出生在淮河之滨的安徽凤台。1984年大学毕业，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和电大的老师，1989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在淮南日报社11年，做记者、部主任、副总编辑。2000年6月调入光明日报社，在安徽记者站任记者、站长。十七、八年的新闻生涯，总共写下了两、三千篇稿件，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0多个，获中国新闻奖一次。

　　光明日报恢复设立地方记者站，眼看着就到30年了。30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一名初中毕业生，参加了刚刚恢复的中考，正翘首等待录取结果。因此，对于恢复建站，不可能亲身经历，就是连一点感慨也无从谈起。

　　2000年6月，我有幸调入光明日报社工作，迄今已经8个年头。但是，对于30年而言，8个年头尚不足三分之一。因此，也不敢说自己见证了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之所以拿起笔，写下这篇纪念文字，主要是因为我们安徽记者站的一段机缘：在恢复设站30年里，安徽站历任了3位站长，一位是胡羊同志，第二位是薛昌词同志，第三位便是在下了。巧合的是我们3个人之间的年龄差距都是15岁，而胡羊长我正好是30年。也就是说，30年前，胡羊进入刚刚恢复设立的安徽站工作时，与我现在的年龄一样。

　　说起胡羊，那是位能够称作“大记者”的老人。在安徽，无论是我这个同门晚辈，还是其他媒体的站长、记者，一律统称为“胡老”。胡老还真是老资格，1949年2月参加革命，曾随大军南下，在部队文工团里工作。报社老一点的同志都还记得胡老在报社联欢时最拿手的节目是“兄妹开荒”，就是那时的功底。共和国建立后，胡老在安徽青年报社工作，“文革”时下放当了农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回到省直单位。1978年，恰逢光明日报恢复设立地方记者站，胡老放弃了到一家地方报社任副总编的机会，进入安徽站做起了驻站记者。

　　胡老当年做记者的风采，我无缘领略，因为，等到我进入安徽站工作，他已经离休7年，离岗5年了。但是，时至今日，在采访中遇到一些老领导、老同志，还会跟我聊起对胡老的深刻印象。“他写的关于少年班的通讯，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我们！”中国科大的老教师告诉我，那是当时权威媒体刊发的份量最重的一篇稿件。胡老自己曾回忆：“那是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第一篇稿子。”2001年，我到合肥联合大学（现更名为合肥学院）采访，这是一所因改革而诞生的学校。1980年合肥联合大学依靠在肥高校的教育资源正式面向社会招生，为在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情况下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需求走出了一条新路，走读、后勤社会化、聘任制……今天高校改革的一个个新名词，合肥联合大学在当年就开始了探索和实践。在采访中，我发现了合肥联合大学精心保存一份1980年的光明日报，上面有一条胡老写的报道学校的消息，短短300字，并不起眼。学校的同志告诉我，可别小看这篇稿子，那个时候，对于联合大学这样的新生事物非议种种，光明日报的肯定真是及时的支持啊！

　　“如果说我在安徽还有一点影响，那就是一直在用手里的一枝笔宣传安徽的改革进程。”在聊天时，每每说起往事，最让胡老难忘的是安徽改革中的一次次思想交锋。安徽是“大包干”的发源地，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沿，也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的先行者，这一切正是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为世人瞩目的光明日报所关注的热点和重点。作为光明日报的驻站记者，胡老一直用新闻报道坚定地支持改革、支持改革者。在光明日报的记者岗位上整整17年，胡老获得过报社、安徽省委的许多表彰和奖励，让他最看重的却是授奖单位行政级别最低的一个：“大包干”故乡——安徽滁州地区授予他和薛昌词同志为“知音记者”。也许，正是由于对改革报道的成绩，1984年到1987年，报社还任命他同时兼任光明日报广东站站长、深圳站站长。现在，许多报社的老同志还戏称胡老为“胡三站”。

　　安徽记者站的第二任站长是薛昌词，1983年调进记者站工作，2000年回报社出任记者部主任，现在是报社编委并兼任机关党委书记。他是属于“与共和国同龄”的那代人，当过农民，当过教员，当过干部，也在地方报纸工作过，直到恢复高考以后，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我与他相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我还在淮南日报当记者。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有机会陪同中央新闻单位的同志进行一些采访。印象最深的是，他在采访过程中展现的博学、智慧和亲和力。所以，这么多年来，我都是称呼他薛老师。

　　薛老师与我谈起胡老，总怀着敬仰的心情。他说，胡老是难得的良师益友，为人大度、正直，有包容的胸怀，善于理解人，善于团结人。胡老聪明睿智，思想与时俱进，富有时代性，他从内心深处拥护改革开放，赞扬我们国家从多灾多难中走上一条光明的道路，他为改革呐喊中可以看见胡老是怎样的一个人。薛老师非常惋惜胡老因年岁没有充分展示他的聪明才智。

　　薛老师在记者站岗位上工作了20个年头（2000年到2002年担任记者部主任期间，还兼任安徽站站长），是在皖中央新闻单位记者中名副其实的“大腕”。用胡老的话说：“昌词一到记者站就出手不凡。”胡老所说的“出手不凡”，指的是1983年由安徽记者站牵头召开的“全国改革家会议”，薛老师刚到记者站工作就负责这次会议的报道，刊发的新闻稿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能是由于前后任和直接的上下级关系，除了曾经对我的稿件提出一些点评和修改意见外，薛老师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自己的作品。我是在工作过程，逐步体会到他的影响力的。到许多地方采访，经常会有人询问他的状况，那种关心能够让我深切感受到不是在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牵挂。

　　还有一个例子能够反映薛老师在安徽的影响力：他去北京以后，只能到节假日才回安徽，一年就那么几次，一次就那么几天。每一次回来一露面，就再也不得安生，不是邀请去单位看看，就是登门拜访。这些人，有省里已经卸任或正在任上的领导，有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有市委书记……都是记者站工作面对的重要对象。这样一来，给我这个后任带来两个好处：一是把他良好的人脉变成支持记者站工作的“资源”；再一个就是他的高朋满座，让我至今还保持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纪录——8个年头，记者站没有请这位领导吃一顿饭。

　　有这样两个前任，我这个安徽记者站第三代“领导”可真是处在动力与压力同在的环境里。这动力嘛，就是安徽记者站一直在省委、省委宣传部等各个部门有很高的地位，说白了就是人家拿你光明日报记者算回事。这样就给我这个新兵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无论是采访，是发行，还是记者站正常运转的“油盐酱醋茶”，说起是光明日报，还真是借了不少两位前任的“光”。说压力吗，也真是够大的，报社那里有前任“镇”着，安徽这边有前任的前任“守”着，被人监督的日子不好过。从淮南日报副总编岗位刚调到记者站，一方面是过去累惨了，二是记者站工作也真是弹性很大，就有一些懈怠。薛老师那里离的远还好蒙混过关，胡老这里可不干了。他要是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我的稿子，只要一见面，就会说：“你最近很忙吧？”态度不温不火，但让你闻声知意，好不尴尬。好在老人很会做工作，要是有篇稿件发的位置好，他也及时鼓励：“你前天那篇头条不错！”这些年稿件多了，头版和其他版面头条也多起来了，谈到采访和写作，胡老会带着一些“狡黠”笑着说：“我老了！早就不会写稿子了。”

　　跟驻皖的新闻单位同行聊天，我经常这样表达自己的工作环境：“不敢学坏”与“不能学坏”。正是在这样动力与压力同在的环境里，在两位前任的扶持下，我慢慢担起延续安徽记者站光荣的担子：在已经成立15年的中央新闻单位驻皖记者站联合会里，我被选为常务副会长，胡老是创始人之一，现在是荣誉会长，薛老师曾经担任过轮值会长和秘书长；在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的宣传安徽好新闻评选中，安徽站连年获得一等奖；30年来，安徽省委、省委宣传部对驻皖新闻单位记者的历次表彰，安徽站都榜上有名……

　　30年里“三代人”，除了记者站事业的延续，工作之外也洋溢着浓浓的温馨。平时，薛老师有事打电话，总会询问胡老的健康、生活起居情况；节假日回到合肥，总会抽时间看望胡老。而胡老，只要是跟我聊天，总少不了昌词长、昌词短的说上一番。有这样的榜样，让我这个马大哈也逐渐变得细心起来：过一段日子，就要和胡老见一面或者通一次电话；只要回报社开会或者报社有什么新的变化，就赶快向胡老通报；逢年过节，也要到胡老家里，送一个果篮、一束鲜花，意思意思。2002年，胡老69周岁，按照安徽的风俗，乘着薛老师回安徽出差的机会，记者站给胡老祝贺70大寿。那天晚上，我们邀请了与胡老同龄人、老朋友和兄弟记者站的代表，济济一堂，共祝胡老健康长寿。当点亮生日蛋糕上的蜡烛，“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响起的时候，胡老的笑容里写满甜蜜，房间里洋溢着欢乐、幸福和欣慰。

　　记者站是报社在各地的“窗口”，驻站记者是报社的形象大使。我们安徽站30年里的“三代人”，为了自己的使命在不懈努力，用胡老对报社领导说过的一句话，叫做“总算是不辱使命”。而在工作、生活中，远离报社这个“大本营”的我们互相关心，其乐融融。写到这里，我突发奇想：再过30年，我的年岁不是今天的胡老一样大吗？那时的光明日报事业应该更加繁荣，安徽记者站的事业也应该更好！

　　（1978年光明日报安徽记者站成立时，与胡羊一起进站的还有两位同志，工作时间不长即调离。作者与两位新闻事业的前辈素未谋面，无缘相识，故在文中没有提及。）

父母外出打工，呆在家里的孩子如何健康成长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亟待解决

　　春节过后，各地民工又离家别子踏上外出打工的征程，带走的是新一年的希望和憧憬，留下的是故土家园和一家老小。“留守儿童”，一个伴随着民工潮而生的现象，摆在农村教育面前的难题又凸现出来。

　　据有关资料显示，像安徽、河南、四川这样的劳务输出大省，每年在外打工的民工都在400万人左右，全国常年在外的“打工仔”、“打工妹”有数千万人之多。按照保守的估计，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形成的由母亲一人抚养的“单亲家庭”、由祖父母或亲戚代为抚养的孩子，在各地农村不会少于千万。这支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队伍中的很多孩子，因为家庭生活和教育的缺陷，无法享受同龄孩子的“花季”、“雨季”，生理和心理的成长都面临着问题。

辍学失学现象严重

　　在民工集中的许多地区，学龄儿童实际辍学、失学比例居高不下，其中多数是因为家中没有劳力“早当家”、无人管教、放任自流或成绩太差升学无望的孩子。

　　皖北地区一位小学校长这样对记者说：“上面考核时，我们的适龄儿童入学率都很高，实际上中间辍学、失学的现象也很严重。每学期开学，老师们都要到学生家做工作，但他们的父母不在，面对老爷爷老奶奶，你能有啥高招？”

德育智育发展滞后

　　皖西山区一农村初中曾经进行过调查，全校学生中德育智育均比较差的学生群体中，60％以上是家庭主要成员在外务工的孩子。

　　长丰县杜集乡东黄小学名叫王陶（化名）的学生，刚入学时，成绩和表现都很优秀，父母外出打工后，跟祖父祖母一起生活，不到一年不仅成绩直线下降，而且成了班里的“淘气王”。爷爷奶奶虽然很着急，但却无可奈何。

心理生理发育失衡

　　由于长期的家庭缺陷，“留守儿童”无法享受正常的亲情关爱，对于心理和身体成长都留下一些后遗症。

　　肥西县刘高镇在东莞务工7年的农民李生德，今年春节经济宽裕了，可心情变坏了，原因是不仅他上高一的大儿子成绩下降，而且上初二的小儿子，成绩不见长脾气却见长了。记者在利辛县曾看到过一个名叫王新桥的民工子女，已经14岁了，个子比同龄人矮半头，说起话来结结巴巴，问起父母情况，他眼中流露出的是怨恨，语气生硬地说：“跑到上海去了！”他的亲戚告诉记者，新桥的父母在外打工已有十年了，孩子小时候还很想他们，长大后一提就是一肚子气。

　　毋庸置疑，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一个城市和农村双需双赢的大趋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留守儿童”的队伍不仅不会缩小，而且必将进一步扩大。怎样使“留守儿童”受到正常、健全、完善的教育，让他们和同龄人一样健康快乐的成长，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现实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已经为更多的社会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乃至全社会所关注。出路在于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和健全。

　　有关专家指出，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根本的出路在于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和健全，比如说随着条件的改善，在经济发达、民工集中的地区，实行民工“市民待遇”，让夫妻双方均有相对稳定工作的民工，享有子女就地入学、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从当前来看，破解“留守儿童”教育的难题，应该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加强宣传贯彻《义务教育法》的力度。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既是一项权利也是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各级政府尤其是乡镇应该严格依法办事，以有效的措施督促民工及其委托的子女监护人从守法的高度，正确处理外出务工致富与教育子女的关系，把“留守儿童”的辍学率降低到最低限度。第二是要建立农村教育相应的保障机制。外出民工集中地区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农村中小学，应该建立起符合本地情况的相关制度，给“留守儿童”更多的关心和温暖，进行更加耐心和细致的教育，对“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承担起比正常学生更多的教育责任。第三是加快专门学校建设。在务工民工集中地区，应该立足于社会稳定的大局，鼓励、扶持专门对民工子女进行义务教育的社会办学，适当降低办学条件的“门槛”，并切切实实给予必要的政策、资金倾斜。

　　（原载光明日报2002年4月9日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