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红枫

　　主任记者。1961年7月出生，1978年至1985年在杭州铁路分局衢州站工作，先后任货运员、安全员、工会干事、文化教员。1985年底考进衢州日报，先后任校对员、记者、编辑，新闻部、周末部主任；1992年调至浙江日报，先后任浙江日报驻丽水记者站站长，金华记者站站长；2000年底调至光明日报，现任光明日报驻宁波记者站站长。从事新闻工作24年，1990年被授予“衢州市劳动模范”、1991年获“浙江省新长征突击手”称号，同年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1991年应日本外务省邀请，参加中国青年记者代表团出访日本。在省市新闻单位工作期间，获省好新闻一等奖四篇，二等奖四篇，中国好新闻二等奖一篇。

　　一

　　自2006年11月16日上午9点10分母亲做胃镜发现患喷门癌，至今快一年过去了。

　　我的手机还一直保留着这么几条短信：

　　“红枫：不要急，我马上给你联系浙江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叶辉”

　　“红枫：已请徐有智老师（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和他爱人（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联系好浙江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胸外科柴瀅主任，你马上可以将你母亲送到杭州。叶辉”

　　“红枫：出发了吗？招待所（光明日报杭州办事处）我已帮你们备好了房间。不知你们晚上几点能到？我想等你们一下。叶辉”

　　“红枫：听叶辉说你母亲患癌症，需要帮你联系北京协和医院吗？有事尽管说。宋言荣”

　　“红枫：你母亲开刀日期定了吗？我上午去北京，有事情打我北京电话：67078004叶辉”

　　“红枫：你安心照顾你母亲吧！记者站的事、写稿的事就暂且搁一搁，照顾好老母是大事！有事尽管说。宋言荣”

　　……

　　我的耳边还一直回响着记者部夏桂廉、王建明、王远芳、温中育，浙江站潘剑凯、温州站陆健……等领导、同事们多次温馨的话语。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王建明副主任在电话里对我说：“红枫，我刚刚送走母亲，刚感受到过丧母之痛。在这个时候，你就多陪陪母亲吧。我是想陪都没有机会了。”

　　母亲的手术做了近5个小时。手术后，在重症监护室又昏迷了48小时。当家属获许可以进监护室探视时，母亲用既依赖、心疼、又不安的眼神，用微弱的声音，示意我用不着都守着她，影响工作。我把领导、同事们的问候、理解，贴着母亲的耳根告诉母亲时，母亲眼角渗出了泪水。自确知自己患癌症，11天来，这是母亲在子女面前第一次流泪。

　　母亲嘴角动了动，很想说什么，我让母亲不要说话，保持体力。

　　4天后，母亲从重症监护室出来，告诉我，当时她想说很多很多的话：“这次真多亏了你这么多的朋友，不然不可能这么快就能转到浙江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又这么快安排上手术，而且请到胸外科最好的柴主任主刀。”

　　二

　　母亲的幸福感、知足感是由衷的。

　　母亲在医院住院期间，多次说到年轻时听说的一件事。当时我老家浙江省衢县县委的一位领导生病，想送到省城医院救治，但多次联系未果，焦急不已时，获悉我母亲所在单位一位同事的哥哥在浙江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当领导，县委特意派专车接这位同事到杭州，住院的事才得以落实。

　　“现在我生病，竟然也能到浙江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治疗”母亲说：“这是多么不容易，要有多么大的福分啊！多少人、多少亲戚会很羡慕她！如再治不好，我还有什么好遗憾的！”

　　母亲说这些话，全无对癌症的恐惧，好象到杭州，到省城，到她年轻时代就肃然起敬的浙江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不是来治病的，是来例行体检的。母亲的达观、知足、无畏，这让我在极度紧张、难过、担心的同时，多少有些放松、安慰。

　　母亲兄妹8人。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个姐姐都是因患癌症去世的。因他们家在山区农村，治疗条件简陋，加之生活条件差，生病了，就硬撑着，胡乱抓个偏方、吃点草药，及至实在不行了，被子女抬出山，送到县城医院，却已是晚期，连开刀的机会大都已经没有了。

　　2006年11月13日，我从在宁波回家的路上，和以往一样打电话给父母，告诉要去看望他们。虽然这次接电话的是父亲，（以往每次电话都是母亲接的）我丝毫没有感觉有什么异样。及至我推进门，发现母亲躺在床上，脸色是那样的苍白，且人突然削瘦脱形，才紧张起来，揪心地问：“这是怎么了？”

　　父亲告诉我母亲在床上已躺了3天。我责怪父亲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为什么不送医院。父亲说：母亲不让告诉，怕我担心，影响工作。

　　第二天一早，母亲才同意随我们到衢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检查。

　　检查结果初步诊断是喷门癌，我们决定立即送母亲转院杭州。当时，我们怕老父担心，并没有把转院的真正原因告诉他。

　　但父亲说：看我们突然要给母亲转院，就感觉到问题严重了。我责怪父亲：“那么，爸爸，你怎么这么粗心，妈妈近一个月胸口都火烧一样的难受，你为什么没发现，不告诉我们啊？！

　　“我怎么知道你妈妈会得这种病？”父亲抹着泪说：“她以前也经常这样。人不舒服时，总是说睡几天就好的！”

　　记忆中，母亲很少生病，，即使生了病，也几乎都是事后告诉我们的，每次都是她自己到医院看看了事，常常是独自面对一切。

　　在连夜送母亲去杭州的路上，母亲断断续续的对我和弟弟说：“这个病我从来没得过，真是太厉害了！竟会让人一点力气都没有。这次我的教训太大了。”

　　母亲心疼地对我说：“红枫，你这次太辛苦了。什么事都靠你去联系，你太累了。常年在外，你自己要多保重！”

　　夜幕，高速公路。面对迎面驶来的汽车亮起的雪亮灯光，我赶紧把头侧过去，我怕我万感交集，禁不住流下的泪水会被灯光折射出晶莹的亮点，让母亲看到。

　　三

　　2006年11月24日早晨7点，我叫醒母亲，帮母亲梳理头发。8点，当我和哥哥、弟弟用棉被将母亲裹起来，抱上推车时，感到母亲是那么的瘦弱，轻飘。母亲，一个大山里的农家女孩，因为贫穷，13岁才读小学一年级，19岁才初中毕业。母亲历经磨难，才在城里扎下根。因为父亲当时在江西工作，我们兄弟3人几乎是靠母亲一人含辛茹苦抚养长大。

　　在手术室门口，母亲用她那双少年时为赚学费上山砍柴留下许多刀疤的手，握着我们兄弟的手，让我们放心。嘱咐我们保重！她是极为从容、平静、毫无悲戚之情地被推进手术室大门。在手术室大门合上的那一刹那，我没有恐惧、没有遗憾、没有焦虑，我竟也很平静，很欣慰。因为自11月16日转院到杭州，经过“身体能不能开刀”、“值不值得开刀”“怎样开刀更好”9天漫长的等待，母亲终于迎来了能开刀，值得开刀的答案。母亲这会儿是进入希望之门。

　　这个希望是寄托在对医学权威的信任上的。

　　当我把母亲的病况告诉叶辉，并表示想立即把母亲转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时，叶辉马上通过他的好友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徐有智联系上浙大附属二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柴王莹。当我向徐老师表示感激之情时，徐老师在电话中对我说：红枫，不用说谢，大家都已是好朋友了。现在是先给母亲治病要紧。徐老师还善解人意地说：我知道你一定想找一位医术高超的医师，柴医师的水平是非常高的，名气也很大。省里一些领导的手术也都是请他出山主刀的，你大可放心！陪母亲连夜赶到杭州的第二天，医院还没上班，我就来到浙二医院胸外科病区找到柴医师。

　　柴医师向我了解情况后立即帮我落实了住院事宜。

　　为表示对柴医师的敬重，当然更是出于为了挽救母亲，落个心里放心，我对柴医师说想请他吃个饭。

　　“不用了，用不着客气！”柴医师说：“你的心情我很理解！只要我收了你母亲这个病人，我就会一视同仁，尽好一个医生职责的。”

　　8点40分，看到柴主任带着助手进入手术室，我的心开始焦虑。从这刻起我开始害怕手机响，害怕说母亲胸腔、腹腔打开后，已无法手术；害怕昨天医生让我签字，说手术中有9大危险的事情，其中哪怕有一种不幸发生，我站在手术室门口，沿着东、南、西、北方向，默默地为母亲祈祷。

　　9点40分，叶辉给我发信息：“我在这里（办公室）静候你母亲手术成功的佳音！”

　　下午1点20分，柴主任叫我进手术室，端出一个盆子，拨指着盆子里血淋淋的胃、脾、胰尖和一节食管对我说：“这是你母亲的，全切除了。”

　　一股血腥味扑鼻而来，我不觉得腥，只想落泪，因为这是从母亲身上分离出来的，我舍不得，我心疼，哪怕是依附在胃底喷门上的癌块。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是我自从母亲身上分离出来，46年来从未有过的一种感受。

　　我问柴主任：“扩散了吗？”

　　柴主任回答：“现在不好说，要活体解剖，要看愈后。但手术是根除式的，应很成功。”

　　我把手术结束情况立即发信息告诉了叶辉。

　　叶辉回复：“这是一个大手术，如此多的脏器被切除，损伤肯定厉害。但愿没有转移，估计接下去要化疗。你问一下医生。张耀洲（原浙江大学生物研究所所长）研制的升白血球药瑞福康是否可用？如需要，我想办法提供。你也不要太难受，命运不可抗拒，做儿女的只要尽孝就是了，保重！”

　　四

　　2006年11月29日凌晨4点50分，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手术6天后终于通气了。

　　5点，母亲术后又第一次解了大便。

　　母亲手术后，在医院又住了20天。我和哥哥、弟弟轮流朝夕相陪在母亲身边。遇事有商有量，母亲很高兴。

　　一天深夜，我陪全无睡意的母亲聊天。母亲说：“这次红伟（我弟弟）看到光明日报这么关心、理解你；看到有那么多的朋友来问候、探望我，红伟很感动。过去红伟个性很强，通过这次我住院，你们天天在一起，他说过去虽然是弟弟，但还是太不了解你了。”

　　我也潸然泪下。我对母亲说：“如果我们兄弟3人的亲情，认识保重身体之重要，竟然要用你得癌症作为代价，那真是太残酷，成本太巨大了！”

　　母亲说：“不，值得的！我老了，已不能再帮你们兄弟三人做什么了！”

　　……

　　写到这里，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此刻，我心肝俱裂、泪水盈眶。

　　今年4月中旬，夏桂廉、徐冶、苗家生3位同志到浙西采风，在衢州期间，代表记者部、代表报社，专程到医院看望了我母亲。母亲非常高兴，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真不敢当！光明日报真好！光明日报的领导真好！”

　　夏公、徐主任、苗老师和我母亲分手时，均惊叹说：“你母亲心态这么好，真坚强啊！”

　　我想，夏公、徐主任、苗老师探望我母亲，或许还以为面对的将是一次伤感、压抑、凝重的场面。他们一定没有想到竟会是如此的轻松、愉快。

　　这是我母亲用坚强的意志特意营造的。这也是光明日报赋予我母亲的。

　　在我母亲这代人的心目中，光明日报是知识分子读的报纸，是档次、品味极高、极为神圣的一张中央大报。她工人出身的儿子，竟能成为《光明日报》的一员，这是她做梦都没有想到的。这足以让她感到无比的自豪、幸福，给她带来巨大的精神享受。

　　母亲还有她朴素的推理。她曾多次对我说：“我这次也真是大大沾了光明日报的光，如果你不进光明日报，你就不会有光明日报这些多好朋友；如果没有这些朋友，我这次就很难进省城的大医院开刀，而且请到了最好的医生……”

　　说这些话时，我看得出，母亲是由衷感到幸福！

　　我不知该用什么话来安慰母亲，母亲反而一次次的安慰我说：“她很欣慰、很知足、很幸福，所以让我们放心，她一定会走好这盘残局。

　　母亲啊，你总说你老了，不能再帮我们做什么了。其实，你如此坚强的性格、绵韧、深阔的母爱，一辈子，时时刻刻都在影响、呵护、帮助着你的孩子！

　　今天，母亲仍一边每天在和癌症作着抗争，一边仍在每天阅读着我给她订阅的《光明日报》。这份对光明日报的崇敬之心，这份对我的领导、我的同事、当然还有我许多朋友的感激之情，这份因儿子是光明日报大家庭一员所带给她的幸福感、自豪感也同时在伴随着她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每一秒……

寻找张华鑫

　　日前，中央电视台出版了2006年新年新诗会珍藏版。在32位主持人朗诵的每一首中国现代诗歌下面，全部选用了一位名叫张华鑫的画家的画作相衬。

　　张华鑫是谁?

　　许多收藏家闻风而动。

　　然而搜尽书库，找不到半点有关张华鑫的鸿燕雪痕。

　　只是新年新诗会珍藏版对张华鑫有这么一段介绍:

　　“张华鑫——一位被湮没的海派传承大家。和他同时代的师长与同学，都列入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中国画画家行列，作品被国家美术馆荣耀地收藏，只有他在沉默中探索,了无声息。”

临终梦语

　　子女们一直惊愕,父亲临终梦语,为什么说的竟是上海话?

　　生活里的父亲从没说过一句上海话。

　　老人这一生留下的谜团实在太多了:1936年毕业于“上海美专”，为什么一直回避忆及?外表平静文弱，为什么画的画却是那样炽烈?心平气静几十年，为什么临终前会突然老泪纵横，不能自已……

　　如今,阴阳两隔,谜底似乎随老人远逝的背影而去。

　　1995年9月11日，84岁的张华鑫病逝于浙江金华市中医院。这位一生都未曾放下过画笔,但直至去世，连金华市婺城区美术家协会会员都不是的画家悄悄地走了，一如他生前悄悄地活着。只有几位退休老职工赠送的花圈，让人温情地想起，老人生前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百货公司职工。

海派高手

　　张钟亮只要想到画了一辈子画的父亲，直到去世都没出过一本画册，心头就有一种沉重感。他想给父亲出本画册。

　　出画册，请谁题字?张钟亮想到了国画大师程十发，因为父亲跟程老是地道的校友。程十发是继顾坤伯、诸乐三、王个簃之后的“海派”艺术中又一位主将。

　　1998年12月1日，张钟亮前往上海，见到了程老的儿子程多多。程多多说，父亲很忙，谢绝会客。

　　张钟亮一边细说原委，一边展开父亲的一幅遗作。

　　“这画是你父亲画的?真是你父亲画的?”程多多颇为惊讶。

　　“我这就带你去见我父亲!”这时，程多多没半点推辞。

　　看完张华鑫的几幅遗作，程老说:“我与你父亲是‘海派’同门。论资历，你父亲还是我的学长。你父亲的画，功力、造诣已很深厚，不需任何包装，足可传世。”

　　了解到张华鑫生前是位百货公司职工，程十发唏嘘不已，感叹:历史上有多少艺术家，生前被人冷落。他为画册题了字:“六法更新”。落款:“华鑫老学长画册出版志庆戊寅冬程十发题”。听张钟亮说还想筹建父亲的艺术馆，程老又欣然题写了“张华鑫艺术馆”六个字。程老说，他只给三位艺术家的艺术馆题过馆名，第一位是黄宾虹，第二位是余任天，第三位就是张华鑫。

　　这天下午，原定半个小时的会面，整整延续了三个多小时。张钟亮第一次感觉到了父亲的分量。

　　其实，父亲的分量，张钟亮的大哥张钟毓早就感觉到了。

　　那是1985年，任政、乔木等几位上海籍著名书画家到金华进行文化交流。张钟毓闻讯赶去，想请几位书画大家帮父亲在上海读美专时留下来的一本册页补补白。

　　他把册页递到了任政手里。任政紧紧盯住册页封面“艺苑之花”四个字，失声道:“哎呀，这可是马老先生(马公愚，已故中国近代著名金石大师，1936年给册页封面题字)的手迹呀!”他不但立即给册页补白，而且问起张华鑫的情况来。

　　当张华鑫站在书画家们面前时，人们惊讶不已:如果不是亲眼看见册页上留有马公愚、李健、天梵、顾坤伯、吴茀之、陆抑非、王个簃、诸乐三等已故书画大师的真迹及题跋，怎能相信早在半个世纪前，眼前这个普通老人就与他们以兄长、贤弟相称，或合作，或互赠字画?

　　上海书画家们纷纷尊称张华鑫为先生，并一起挥毫。

　　这实在太出乎意料了。儿子还突然发现，父亲的作品和这本册页，竟犹如一张最好的名片，能顺利叩开名人们的家门。面对张钟毓的拜访，著名诗人艾青的家门敞开了，他用“传家宝”三个字，表达了对这位同乡的敬重;工笔画大师潘洁兹的家门敞开了，他在册页上认真誊抄了自己的两篇散文，“赠送华鑫尊兄”;著名书法家启功的家门，虽张贴着盖有北京师范大学公章，“谢绝一切来客”的启事，但也敞开了。老先生在册页上作诗一首，请“华鑫先生两正”……

《秋声》难改

　　然而，在人们的眼里，张华鑫仍然是位戴着深度眼镜，少言寡语的退休职工。

　　作为长子，张钟毓最早感受到了父亲那深藏在沉默里的无奈。一天，听说著名国画家陆抑非在杭州举办画展，张钟毓劝父亲去会会那位昔日的同窗好友。

　　父亲轻轻地叹了口气，不肯言语。伤感又一次在眼中掠过。

　　为什么?为什么一提“上海美专”，一提昔日的师长、同窗，父亲总是这样伤感?

　　想不明白的还有陆抑非先生。一天下午，当知道有位自称是张华鑫儿子的人来访时，先生喜出望外，立即把张钟毓请进家里。

　　“你真是张华鑫的儿子吗?”“你父亲好吗?”“他为什么不跟你一起来?”……陆先生急切地问了一连串问题。

　　如烟往事闪现眼前。

　　1936年5月，“上海美专”一毕业，张华鑫就回了金华。从此，陆抑非和张华鑫失去了联系。留校任教的陆抑非曾多次托人查询张的去向，但都石沉大海。

　　“我找你父亲难，可你父亲找我易。”陆先生连连摇头叹息:“这究竟是为什么?”

　　“陆伯伯，还记得这幅画吗?”张钟毓取出一幅画，展开问道。

　　“怎么不记得?”陆老眼睛一亮说，当年，他和华鑫常在一起切磋画艺，趁兴时常会画上几笔。丙子三月，他画了这幅《秋声》，因有一处败笔，未曾落款。

　　“想不到，这幅画你父亲还保存着。”陆老一边说，一边提出要把这幅画的败笔修饰一下。但端详了一阵后，他又连连摇头:算啦!相隔50年，墨色不一，难改喽!于是，陆老在画右上方的空白处题字:“秋声，此五十年前旧作写丁卯冬腊陆抑非识”。

　　没想到，对儿子私赴杭州拜访自己的同窗，在关切地询问了一番后，父亲还微露不悦:“学画和学做人一样，不可有俗气、躁气。更不可有虚荣，借名人以自重。”

　　“爸爸，我这是为你。”儿子委屈地说:“金华画坛，该有你一席之地!”

　　“我并无责怪你之意，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失去心中那片净土!”

　　张华鑫仍然没有与陆抑非联系。不久，张华鑫去世;张钟毓因车祸也不幸英年早逝。

　　只有这幅《秋声》还在。只有陆抑非先生那跨越半个世纪的补题还在。

　　从上海回来，张钟亮常常在这幅《秋声》前默想。为了父亲，为了大哥，张钟亮决定继续开始那中断了的寻找。

上海往事

　　历史并不绝情，它给张钟亮留下了难得的线索。

　　当年，送张华鑫到“上海美专”读书的那位老先生至今健在。他就是今年已96岁的老画家徐从河。

　　1927年，徐到金华跟著名画家蒋莲僧学画。17岁的张华鑫也常到裱画行听蒋讲课。张7岁学画，11岁被人索画，蒋当时多次夸赞张“未来画艺不可限量”!

　　1933年夏，在全国众多考生中，张华鑫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由刘海粟大师创导的“上海美专”国画系。欣慰不已的蒋莲僧特意嘱徐从河送张华鑫赴上海。

　　在上海美专，张华鑫立即得到了“海派”名家诸乐三的器重。1933年，诸乐三特意在张华鑫一幅画作上题字“一树藤开花烂漫”，称赞他师承“海派”创始人吴门(吴昌硕)，对苦铁设色之沉稳，题款之功力有传承。

　　3年后，国内美术界发生了一件盛事——《中国现代青年名画家》这本收录了当时齐白石等著名青年画家代表作的大型画册问世。尚读美专的张华鑫竟有四幅作品破例入选。

　　于是，当时美专的老师们纷纷鼓励张华鑫自己出本画册。上海著名书法家天梵还给画册封面取了名，题“墨池清兴”相赠。

　　“其实，华鑫贤弟很早就成名了。”徐从河慨然叹息:“他本该是个大画家。不知为何，上海回来，竟突然沉寂，并回避昔日好友。”

　　“应该说，在‘上海美专’读书，是你父亲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岁月!”徐从河的话令张华鑫的子女似有所悟。父亲临终梦语说的是上海话，或许正与此有关。另一个张华鑫寻找，使老人远逝的背影渐渐清晰起来。1936年夏，正值毕业之际，家信一封接一封催张华鑫回金华。原来，张家祖业“张骏发百货店”开得正红火，父兄催他回去做帮手。

　　对于深爱艺术的张华鑫来说，这真是莫大的痛苦。但是，作为孝子，加上性格使然，他不能，也不敢违背父兄之意。

　　一夜之间，已崭露头角的张华鑫被束缚在了“张骏发”那狭小的天地里。他从此变得沉默、伤感。半年后，因张华鑫实在不谙经商，家人终于同意他离开“张骏发”。可这时，张华鑫已无勇气再到上海。经同学介绍，他到景德镇当了一名美术教师。

　　一天，当地有位绅士慕张华鑫之画名，登门说:他很想有张自己的全身标准像。照过相，不满意，请人画过，也不中意。

　　张华鑫答应给这位绅士画像。

　　3天后，这位绅士发帖设宴。夜幕降临，亲朋好友欣然赴宴。进门，见“主人”早已伫立大厅屏风前迎客，众人便纷纷回礼作揖。及至走近一看，才知是画。大家不禁啧啧称奇:这位上海画师画得实在太逼真、太传神了。

　　绅士大喜过望，待张华鑫为上宾。张华鑫也开心地笑了。他终于又找回了自己的天地!

　　可是，命运是这样的乖蹇。好景不长，抗战爆发了。张华鑫又回到了“张骏发”，再也没有离开过。

　　但是，他始终没有放下画笔。没有机会出去写生，他就在柜台前仔细观察过往行人;没钱买几毛钱一张的宣纸，就收集做风筝的绵纸或用元书纸替代;买不起颜料，甚至去挖山壁之泥，调水稀释，用来着色。

　　当他只能在包装纸上、香烟纸上，记述他的人文理想时，他所画的梅兰竹菊，就让人读到了脱胎换骨的另一个张华鑫。

　　那是枯笔笔笔走气，湿笔笔笔走运的张华鑫。他画的梅总是向下深探，繁茂不败，只要有一点点空间，就会从天上、地上、石头缝里生长出来;而他的兰，再也没有中国文人画中文弱飘逸的形态，有的，是粗服乱发的山野离骚曲，天下第一香的野性与霸气。

　　就这样，张华鑫寂寞地画着，不倦地画着。

　　1984年夏，72岁的张华鑫坐在椅子上小憩，突然站不起来。自知瘫痪的他对妻子说:“我如果双手不会动，就不要治疗了;倘右手不会动，也不要治疗了。”在老人看来，倘若手不能挥毫，就意味着艺术生命的终结，那生命也可结束。

　　上天有德，张华鑫虽瘫痪了，但右手仍灵活如常，使他在晚年留下了许多精美的作品。

秋菊《傲霜》

　　与张华鑫相交20多年的诗词家陈直心先生曾问张:为什么如此喜爱中国画?

　　张华鑫说:“只有由笔墨演化成各种不同的独特创造，使之投射于画幅之中，我才能找到寄托，找到快乐，获得宁静!”

　　晚年，老人曾画过一幅《傲霜》图。图中那几枝饱经秋霜的菊花，把他自题的“西风三径近秋期，闲看山童理菊枝，浪蕊浮花都剪却，刚留几朵傲霜枝”这首诗的意境作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一次交谈中，张的老伴金淑荷插话道:如果老张去了法国或留在上海，绝不是现在这般模样!

　　透过镜片，张华鑫凝视着老伴的眼神是那样柔和。他对妻子说:“上苍对我虽不公，但也未必绝情。如果我去了法国，留在上海，我怎能娶到你，又怎能有六个孝顺的孩子?”

　　老人是宁静、淡泊的。他那柔和的眼神，让人看不到悲凉，看不到疑惑。

　　体验了那么多无奈的老人，果真已没有了痛苦吗?不，绝不是!压抑了半个世纪的痛苦终于在他逝世的前夕爆发了。

　　1993年12月的一天，金华某新闻单位一位干部造访老人，谈起了他那也颇为坎坷的人生之路。坐在轮椅上的张华鑫静静地听着，黯然久之。突然，硕大的泪珠从他眼里夺眶而出:“你的经历和我何其相似啊!”

　　老人说:如果人生不是那样曲折坎坷;如果民族不是那样多灾多难;如果生活、创作条件不是那样恶劣……他相信自己对艺术的追求能够达到一个高峰。

　　这么多年来，老人说他是依赖于清醒而孤寂的力量，支撑自己画下去的。如今，老之已至，来日无多，一切都晚了，他感到已不可能达到自己少年时代所定下的追求了。

　　想到当年老师的厚爱，想到昔日同窗们后来的辉煌，老人怎能没有失落和伤感?也正因如此，老人一直不愿触及过去。他无颜追寻尊敬的师长，无法面对昔日的同窗。

　　其实，张华鑫太苛责自己了。

无尽思念

　　20世纪末的最后一个黄昏，张华鑫的女儿燕君，儿子钟冠、钟祥、钟亮、钟康齐聚在钟亮家，一起整理着父亲的藏品和作品。

　　暮色四合的时候，突然，子女们静了下来。

　　34年前，也是这么一个黄昏，张家子女也是这样聚在一起，整理着父亲的藏品和作品。但那时，他们不是为了将其汇聚成册，而是因为惧怕抄家，“破四旧”。结果，许多在灾难、流离中都不曾割舍的字画被付之一炬。如果不是大哥钟毓实在喜欢那本册页，悄悄把它藏在蚊帐顶上，这本珍贵的“传家宝”也早已化为灰烬。

　　结束采访时，张华鑫的子女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奔波、寻访和收集，如今，他们已将父亲的画册筹备就绪，即将付梓;而筹办“张华鑫艺术馆”，又成了子女们心中的大事。

　　一个曾经湮没的传奇，将永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8月29日《人物》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