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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辉
1954年出生在杭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7年因父亲被错划为右派而全家回祖籍临海农村定居。小学5年即遇文革，遂辍学务农，做木匠，四海为家。1980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后到光明日报浙江记者站从事新闻工作。199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1998年获范长江新闻奖提名奖，2006年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先后有30多篇作品获省部级以上奖。现为光明日报浙江记者站站长，高级记者。
2006年3月8日中午，忽接本报副总编辑翟惠生的电话，让我和严红枫火速赶到海南采访本报驻海南记者樊云芳。
2月5日，光明日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樊云芳老师讲述自己患癌症后人生感悟的自述性文章《生命之歌》，稿件刊出，反响强烈，许多人流着眼泪给编辑部打来电话，询问樊老师的情况，向她表达敬意和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也为此文感动，分别作出批示，号召全国新闻工作者向樊云芳学习。
很快，中宣部把樊云芳列为中国新闻界的先进人物典型，决定进行大规模的宣传。由于樊老师病后身体不适宜大规模的接受采访和宣传报道的压力，经报社要求，中宣部同意由光明日报给各媒体提供一个基础稿件，各媒体按自己的要求改写再进行报道。
采写这个基础稿件的任务落到了我和严红枫的头上。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因为被采访者是我们的同事和师长，同时她又是个写人物典型的高手，她曾写过许多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典型名篇，要写好这样一个典型，比写普通的人物典型要难得多。
万没想到，这个困难以我们不曾预料的形式出现了：当我们赶到海南，准备采访她时，她却拒绝采访，她不愿意当典型，她对我国人物典型报道中存在的拔高和非人性化等现象很反感，担心平面化的图解人物使人物失真，担心拔高后会使自己在同行中被孤立起来。
人性化的东西能跨越时空，超越国界，能温暖我们的生命。成功的人物通讯往往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但在我国，人性、人道曾一度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受到批判。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中，人物典型报道的人性化还非常欠缺。
樊老师和她丈夫丁炳昌于我都是亦师亦友，我进入光明日报时，樊老师已是大红大紫，在中国新闻界非常出名。在她面前，我如小丘之仰望泰岳，读她的新闻作品，常感馨香远溢，备受教益。
一件小事使我走近了大师。1985年春，我忽接樊老师来信，她在信中就我的一则小稿的导语向我“求教”，诚惶诚恐中，我被深深感动。一个名满全国的大师，竟向一个新闻队伍中的新兵“求教”，大师那江海不辞涓流，泰岳不弃簸土的胸襟使我感动不已。
从此，我渐渐走近了大师。
198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４０周年大庆，我在樊老师麾下采访逾月；1991年，三峡工程采访，丁、樊夫妇亲征，我做他们的助手，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个整版；湖北清江模式，西沙群岛采访，一次次合作，一次次亲聆教诲，聆珠玉，坐春风，得益非浅。我们的师生情谊也与日俱增。
但这次，她竟成了我的采访对象，而她竟拒绝我的采访！
能否按照她的要求，用人性化的手法表述？我们问她。她摇头说：“不可能。”根据要求，我们必须在稿件中突出她对事业的追求，突出她的职业道德，突出她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党性原则，突出她忘我工作以至病倒，还要把她的事迹与“八荣八耻”结合起来写。她认为，这样写，她必将成为政治宣传的样板，她不愿意。
樊老师196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穆青的经典新闻作品《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使她立志当一个记者。大学毕业后，她和丁老师一起被分配到山西雁北，她的新闻工作就从那片黄土地上发轫。当了10多年的通讯员，1978年，她被调到光明日报。从此她开始了真正的记者生涯。1981年，她的长篇人物通讯《追求》引起轰动，她一举成名。此后，她接连发表了一篇篇经典的新闻作品：《飞天凌空》被收进大学新闻教科书；《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促进了国家人才流动政策的出台；她的“中性报道”开创了中国新闻写作上的新方法；在新闻理论上，她提出了“全息摄影”的概念，这一概念被载入中国新闻大事记中。1991年，她登上了中国首届范长江新闻奖的领奖台，从穆青手中接过了奖杯，实现了名记者的梦想。
就在她的事业达到辉煌巔峰时，1992年，她得了癌症。此后4年，她与命运抗争，与死神抗争，终于康复并于1996年重归记者队伍，成为一名普通记者。她调整心态，淡泊名利，甘当一名普通记者，默默地在新闻第一线继续战斗。
我很认同她关于人物典型报道的观点。但按职业要求，我必须完成报社交给的任务，写出符合要求的光芒四射的樊云芳来。可是作为学生，我又不忍违背老师的意愿，我处在两难中。
连续3天，我们反复做她工作，希望她接受采访，她坚持己见。最后我们只好向她摊牌：你不同意采访，我们只好回去，让其他记者来写。由我们写，我们还可以尊重你的意见，别的记者能这样尊重你吗？她反复考虑后承认，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一定要写，那么我们是最理想的人选。至此，她才勉强同意接受采访。
接下来我们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写出既符合报社和中宣部要求，又能得到樊老师认同的人物通讯来，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
按照传统的写法，我们要写樊老师的追求，标题都是现成的：《追求》。20多年前，她因为人物通讯《追求》一举成名。她的人生历程又何尚不是执着的追求呢？对新闻事业的苦苦追求，对完美的新闻作品的苦苦追求，对理想的苦苦追求，为了这个追求，她废寝忘食，公而忘私，不顾家，不顾丈夫，不顾儿子，忘我工作，直到病倒，她追求的历程绚烂而辉煌。这样写，既是中宣部和报社的要求，也符合樊老师的实际。若如此，我不用采访就能写出来。
我已写过樊老师多篇人物通讯。她1991年获范长江新闻奖，应《中国记者》约稿，我写过《樊站长风采录》；我还在《人物》、《家庭》等杂志写过她，《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文集》中介绍她的稿件就是我写的。
但是，樊老师坚决反对用传统的方法来写她，她坚持淡化过去，少写成绩，写她病后平淡的生活。她说，《生命之歌》没有写光辉业绩，只是写她自己与疾病抗争的过程，写对生命的感悟，没有豪言壮语，不也同样引起读者强烈共鸣吗？为什么典型人物非得写得光芒四射呢？正面典型不能成为程式化的一种模式，这样写会使读者厌恶的。人物典型只有突出人物典型身上人性的东西才能打动人，只有用人道主义的原则来支配人物典型报道，才能写出产生持久影响的好作品。
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这次采访实际上成了我们对人物典型写作的研讨。
我开始按照她的要求准备材料。
在采访了省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以及中央新闻单位驻海南的同行后，我们为一个现象震惊了。这些熟悉樊老师的官员、同行以及樊老师的朋友对她的人品和敬业精神是众口一词，由衷的赞赏和敬佩。但对她的辉煌的过去，她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获得的崇高的荣誉，甚至她曾经得过癌症的经历一概不知。当我们向他们介绍她的过去时，他们被深深震动了。“我们和她这么熟悉，没想到她还有这样辉煌的过去！她可从来没跟我们说起过啊！”
这是怎样淡泊的情怀啊！
有两个细节深深打动了我们。1997年，海南省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樊老师前去采访。工作人员见来了位“奶奶级”记者，又是不带“长”的，就将她撇在一边，轮到安排她时已没房间了，会务组的人把她领进一个房间加铺，这个房间已安排了两位年轻女记者，她看到的是两张年轻而愠怒的脸。
昔日的大牌记者哪里受过如此的轻慢？到哪里不是众星捧月般地迎接她。一种受轻辱的感觉使她真想掉头就走。
但她很快克制住了。
晚上，她跟丈夫通电话时无意间透露了这一小小的细节。电话那头沉默了，半晌，丈夫说：“主持会议的韩副省长你不是很熟吗？找他一下，换个房吧！”
“算了，小事一桩。水平高低应不在睡什么床吧。”此时的她早已是心静如水。
冷遇的结果是，她的通讯登在了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上。丈夫边翻报纸边笑眯眯地调侃：“受了委屈，心态能这么宁静，还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站长我要好好嘉奖你啊！”
2001年秋，樊老师到海南驻军某支队采访，见来了一位没有任何职务的奶奶记者，支队所有的领导包括宣传科长都一律“没空”，接待她的是一个年轻干事。冷落是那样的明显。中午，他们在路边小店吃了一碗面，下午继续采访。10天后，2000多字的通讯《人才辈出的一片沃土》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出。看到报纸，支队领导大惊，一打听，被他们轻慢的竟是这么一位大牌记者，于是赶忙登门道歉。
一位了解她过去的友人大惑不解。“你是货真价实的大牌记者，只要把自己的荣誉头衔亮出来——那怕名片上露一露，你可以减少多少麻烦，谁还敢怠慢你？”
她一笑了之。
我们对樊老师算是比较了解的，但对她在海南的表现却不清楚，特别是她几乎隐姓埋名，甘愿做一个普通记者，不图名利，不计得失，认真履行记者的职责，她克服个人病后生活上的种种困难，深入基层采访，坚持不到现场采访不写稿，我们比她年轻都很难做到。因为海南不了解她的过去，在采访中经常受到冷遇，但她甘受委屈，不因受了冷遇而影响情绪，这样的淡泊心境，生活态度和人生态度殊为难得。
至此，我们已逐渐明白该怎么写了：写樊老师忘我执着追求事业的精神，更要写她得了癌症，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后的淡然超然的人生态度，这是她的人生境界的升华。稿件的基调找到了：平实，朴素，人性化。传统的人物典型都是一个人从平凡走向辉煌，而樊老师则是从辉煌回归平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然物外，这是一种更高境界的辉煌。思路一经理顺，标题自然出来了：《从辉煌到平淡》。顺着这个思路，稿子写得很顺畅。
中宣部最后决定由新华社发通稿，我们的稿子经新华社记者吕诺补充采访，压缩改写，以《灿烂星空中，有我发出的光亮》为题刊发，各大媒体都采用了。光明日报最后也采用了新华社的稿子。我们的原稿则在《人物》杂志上刊用了。
稿子发出后，各方反应不错，都认为比较人性化。樊老师给我发来短信：“稿件能以现在这样平实与温馨的面目展示给读者，真让我大喜过望。我想，如果我们的新闻报道，特别是典型宣传都能这样采写那么读者面肯定会扩大，产生的效果也会好得多。”
从辉煌到平淡
——记首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樊云芳
一
到海南已经第4天了，我们没想到，樊云芳仍然固执地不肯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汉不提当年勇，过去的就过去了。光明日报有那么多优秀的中青年记者，还是把焦点对准他们吧。”樊云芳一脸真诚。
2月5日，光明日报的“人物版”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樊云芳的《生命之歌》。文章生动地记录了她13年前患癌症后的心路历程，叙述了她与死神的黑色对话，对亲情、友情的深刻感悟，对生命的尊重及对重返生活的渴望。文章深深地感动了千万个读者，许多人为之流下眼泪。一些读者自己看了还复印后寄给亲友看，一些读者打来电话，询问樊云芳的过去和近况，向她表达敬意和问候。
受报社指派，我们去采访她。接到任务，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樊云芳是我们熟悉并尊敬的同事和老师，采写她当然非常愿意；但我们担心的是，她愿意接受采访吗？
2月23日，光明日报社做出决定，号召全报社同志向她学习，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她的发言却很低调：
“《生命之歌》写的是我一点心灵的感悟，现在表彰我，我感到惴惴不安，甚至战战兢兢。因为从我目前的实际工作情况看，无论从体力、精神，从发稿的数量和质量，我都比不上一个普通记者，换言之，我已经不是一个合格的、称职的记者。”
所以，现在碰钉子，也在意料之中。好在我们已经收集了不少介绍她过去事迹的报刊资料，还有她自己写的新闻作品集《我就是我》、采访扎记《记者梦》、新闻理论专著《新闻文体大趋势》，从中，我们追寻着她的足迹。
樊云芳，1945年出生于上海，1962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在系里以“一支笔、一张嘴”著称。但这个哲学系的高才生，却一直做着记者梦。“这个梦萌生于一篇振聋发馈的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她在《记者梦》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要是我今后能当一名记者，并写出一篇象《焦裕禄》这样震撼人心的报道来，这一生也就不算虚度了。”
但“文革”的狂澜无情地击碎了她的梦。大学毕业，她和未婚夫丁炳昌被发配到“胡天八月即飞雪”的雁北。
“上苍的安排偏偏是这样的出奇：正是在这块荒漠的土地上，我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
在浑源县，丁炳昌进了县委报道组，樊云芳进了文化馆。业余写稿成了小俩口最大的乐趣。
她的处女作《大坝颂》，发表在《雁北报》上。1万多字的通讯，见报时只剩下300字。就这么个“豆腐块”，她激动地像读名著一样读了10多遍。
颠簸的乡间土路上，身怀六甲的樊云芳，坐在装满化肥的高高的马车上下乡采访，令沿途的农妇大惊失色。
黑咕隆咚的矿井，她沿着镶嵌在井壁上的钢筋，爬到100多米深的井下，吓得采访对象直冒冷汗，声称樊云芳是他见过的胆子最大的女人。
白天工作，晚上趴在土炕上写稿。她的稿件开始频频见报，她的新闻生涯就在西北的黄土地上发轫。
1978年的一天，樊云芳突然接到通知，省委宣传部推荐她到光明日报山西记者站工作。手拎话筒，她几疑自己身在梦中。
那一年，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横空出世。一位副总编的叙述给年轻的她上了震撼心灵的第一课：为登这篇文章，当时的总编辑杨西光承受着巨大压力，甚至作好了进监狱的准备。文章见报那天，他吩咐任何人不得进入他的办公室，他也不接任何电话。那位副总编几次轻轻地推开门，只看见杨西光直挺挺坐在窗前一动不动的背影——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平静地等待着一切可能降临的不幸。
“我为这一幕流下了激动的眼泪，那个直挺挺一动不动的背影从此篆刻在我的心底。能成为光明日报的一员我感到无上荣光，我发誓，永远不玷污光明日报记者这个神圣的称号。”樊云芳在笔记中如此记载。
一年后樊云芳开始斩露头角。她与人合作的揭露高干子弟高考舞弊的稿子，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由她组织的一组因“不学大寨”被打成“反革命”的“山西农民来信”，被配上评论《放下反大寨的棍子》后发表，在全国引起震动。
1980年11月，樊云芳结识了栾弗——这个于解放前夕从台北回到大陆、一生追求国富民强的知识分子，此时已病重住院，樊云芳在病房里和他作了20多次访谈，夫妇俩先后已写了3稿。但慧眼识珠的记者部主任卢云，要求把这个具时代意义的典型，写得精益求精。“再重写一次，写好了，给你一个整版。”
此时的樊云芳已身心俱疲，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谁能把稿改出来，就署谁的名。”她决定放弃。但卢云鼓励她：“记者一生中碰上重大典型的机会不多，轻言放弃，将遗恨终生。”卢云还请来报告文学作家理由，理由提出了关键性的意见：稿件最大的缺陷是缺乏人情味，如将人物还原为活生生的普通人，就成功了。樊云芳茅塞顿开。
历时3个月，4易其稿，14000字的长篇通讯完成。1981年3月26日，《追求》在光明日报与山西日报上同时刊出，马上轰动全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电台、《新华文摘》迅速转载和转播，《追求》还被改编成电视剧、广播剧、话剧、连环画，被评为1981年全国好新闻，被选入20多本书中。自此，这篇新闻通讯的“范文”，被选入大学新闻系的教材。
樊云芳非新闻科班出身，这既是“劣势”也是“优势”：写作较少框框。她用散文的形式写新闻，文笔优美流畅，如《飞天凌空》；她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移植到新闻中，使人耳目一新，如《杨善卿十年坚持办露天英语班》；她的人物新闻写人的优点也写缺点，写出了立体感；她的消息往往用很短的文字写出现场感，写出特写一样的细腻生动。而当时的总编辑杜导正，极鼓励各种创新，几次亲自跑到总编室下“命令”：“不要轻易改动樊云芳的稿件，让她形成自己的风格！”天时地利人和，樊云芳连续4年获全国好新闻奖，20多篇作品获省部级好新闻奖。新闻作品集《我就是我》出版后，被销售一空。
从1987年起，樊云芳的写作风格开始转变，文笔的优美、结构的精巧退至第二位，她开始注重对新闻事件广度和深度的挖掘、以及对它全息摄影式的立体报道。代表作是《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与丁炳昌、张祖璜合作)。《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不做法官，不当裁判，只叙述事情的原委，不对各方的做法作评论，只对事件做全景式的透视。稿件刊出在全国引起轰动，光明日报收到1600多封读者来信，报面上辟出专版，进行了1个多月的公开讨论，这一报道推动了我国人才流动政策的出台。
1987年—1988年间，樊云芳深入研究了改革开放10年中国各大报最有影响的400多篇新闻报道，在总结其规律后，提出了中国新闻要突破某些“禁区”和摆脱平面报道的模式，走向“全息摄影”的概念，并撰写了一批论文发表在《中国记者》、《新闻战线》、《新闻记者》、《新闻三昧》等刊物上，引起了新闻界重视。
1989年,樊云芳的理论著作《新闻文体大趋势》和新闻札记《记者梦》同时出版。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位教授撰文，称《新闻文体大趋势》是“中国新闻改革10年最大的理论收获之一”。《记者的多维思考》（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在热点上》等书，均以《新闻文体大趋势》的第一章作序言。
业绩给樊云芳带来荣誉：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85年全国党代会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首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樊云芳，成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名记者。
二
“什么？樊云芳当过全国党代会代表？”
“樊大姐是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
“老樊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
“樊云芳10多年前就已经是厅局级干部？”
在海南，当把采访的目标对准樊云芳的熟人时，我们吃惊了，这些平时与她交往很多、甚至很深的人竟都很少了解她的过去，听说后一个个面露惊诧之色。
海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松林对我们说：“我与樊大姐已经很熟了，但要不是你们介绍，我还真不知道她有过那些经历。但就凭樊大姐在海南的为人处世，已足以让我对她非常敬重。”
他回忆起自己在海口市委当副书记时与书记一起夜访特困户，当晚下着雨，黑呼呼的小巷里积着脏水。随行的年轻记者有的已不见了，而樊大姐却挽着裤腿，不顾全身湿透坚持到最后。她都这么大年纪了啊！后来她的一篇现场感很强的消息，登在了《光明日报》头版头条。
海口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符仕俊对我们说：“说实话，现在的记者良莠不齐，我接待过许多记者，他们夫妇俩是真正属于高境界的。”
樊云芳1992年患癌症，经手术、化疗，1996年重返记者队伍，到海南记者站工作。头几年，她的名片上只印了“光明日报记者”几个字，既无头衔，也无职称。那么面对这位不带长的“奶奶”记者，世俗的眼光又是怎么看的呢？
1997年春天，樊云芳受丁站长指派去参加省里的农村工作会议，与会者有百人之多，到县里参观时，因为她不带“长”，会务人员临时把她“塞”进已有2个年轻“长”占据的房里睡“加床”。一丝尴尬，一丝不快，一丝受轻辱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樊云芳真想掉头就走。
晚上，她跟丁炳昌通电话。得知了这个情况，电话那头沉默了，半晌，丈夫提了个建议：“韩副省长不是在会上吗？你找他一下，换个房。”但樊云芳此时已很平静：“算了，小事一件。水平高低应该不在睡什么床吧。”
其实晚饭后，韩副省长看到她，特意走过来问候：“樊大姐，你也来了？住宿安排好了吗？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她连连摇头：“很好，一切都很好！”
报道登在了显著版面。丁炳昌翻开报纸笑眯眯地：“水平高低在其次，心境平和、大度了，我佩服。”樊还给他一个：“呸！”
2001年秋天，樊云芳到海南驻军某支队采访，支队所有的领导包括宣传科长都一律“没空”，接待她的是一个年轻干事。连司机都生气了：“算了，别采访了，我们回吧！”
不是没有一点感触。10多年前，作为名记者的她应邀到广州军区采访，军区政委与参谋长亲自接待，下部队时，各级宣传主官全程陪同，而今天但她只是笑了笑，心平气和地打开笔记本。
中午，在路边小店一人吃了一碗面条，下午继续采访。
10天后，2000多字的通讯《人才辈出的一片沃土》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出。看到报纸，支队领导大惊，一打听，被他们轻慢的竟是这么一位大牌记者，连说：“怠慢了，怠慢了！”
低调，平和，宽容，大度，为满头花白的樊云芳在海南的同行中，也在光明日报的年轻记者中，赢得了尊敬。
而樊云芳对此有自己的看法：“20年前我能成为名记者，是光明日报提供了舞台，是改革大潮提供了机会，是编辑部上上下下付出了默默的奉献，也是全家人为我作出了牺牲。今天我病了，我老了，光环和机遇落到了更优秀的年轻人头上，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公平？”
三
“樊大姐这个人啊，我跟她已经是多年的好朋友了，但她什么也不说。要不是看了《生命之歌》，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她竟得过癌症！”3月15日，海南省邮政局办公室副主任、海南邮电报总编辑张少中接受我们采访时说。
1992年冬，光明日报全国记者会最后一天，樊云芳突然4次大便血，深夜，她被救护车送到海军总医院，冷酷的结论很快摆在了她的面前：直肠癌中期。
一个小小的肿瘤顿使一个勃发的生命悬于生死之间，一个走上中国新闻界最高领奖台不到一年、正处于事业高峰的幸运儿，转瞬间被命运残酷地抛到了人生的谷底。
13年后，樊云芳在《生命之歌》里对那个黑色的星期天作了这样的自述：
“明天就要被推进手术室——直肠癌全切除手术。去有时，‘归’无期，谁也不能保证我还能活着走出这个医院。47岁——正当年富力强的年龄，但也许从此后再不能睁开眼睛，再不能站起来，我怎能不深深留恋眼前的每一片落叶，每一丝清风！
“我多么渴望在动手术之前再过一过普通人的生活：我想再去理个发，即使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也要留下平昔满意的形象，有尊严地走；我想再逛一个大商场，在橱窗前悠悠闲闲地观赏那些美丽的商品，多年来繁忙的工作使我总是把这样的闲情逸致留给了下一次；我想到报社附近的陶然亭公园里那一株槐树下再坐一坐，那一片草地，那几株疏朗的灌木，那些欢欣雀跃、婉转啼鸣的鸟儿，曾多么地令我着迷；我也渴望随便进一家小餐馆，再品尝一次自己喜爱的鱼香肉丝，那股麻辣鲜美的香味，曾令我在异国他乡采访时梦牵魂绕……”
手术非常成功，但化疗却几乎要了樊云芳的命：持续的、喷发式的呕吐使她几乎休克；闻到食物的气味就呕吐，吃饭成了喝中药；牙齿松动，不能咀嚼；持续腹泻，白血球最低时曾降到1900，体重从110斤降到90斤，死神向她忽闪着黑色的翅膀。6个化疗疗程结束，樊云芳满头青丝脱落已尽，满脸枯黄和苍老取代了原先的精神奕奕。
手术前两天，时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的王晨来探望她，推心置腹地说：“我想，手术的成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我最担心的是，你能否及时调整心态，从极度紧张忙碌，突然转入极度空闲，从许多人围着你转，到不再有人找你，寂寞、孤独。许多人无法接受这种转换，倒下了，他们不是被疾病击倒，而是被自己不良的心态击倒。”
樊云芳久久地思索着这些话。4年后，“死而复生”的她重返记者队伍。但已时过近迁，物是人非。过去的一个熟人见了她连连叹息：“可惜啊，风采不再，风采不再了啊。”回报社开会，许多熟悉的老面孔不见了，一些曾向她请教过新闻写作的年轻人，如今已成了她的上司，当年的名记者已经风光不再，这是不争的事实。
她给自己重新定位：做一个快快乐乐的普通记者。她愿意在平凡而踏实的工作中，找回自己的尊严和价值。
“如果知道她得过癌症，我怎么也要阻止她那次玩命般的采访！”张少中对此顿足后悔。
那是2000年冬天，海南邮电报总编辑张少中，带着樊云芳从海口到三亚，沿途采访了一路。在通什，他们采访了乡邮员史宏珊，写了通讯《为了一双双期盼的眼睛》；在保亭县毛感乡，他们爬山涉水采访了黎族农村妇女黄春香，黄春香在丈夫因车祸殉职后，背起丈夫留下的邮袋，走上了丈夫没有走完的邮路——通讯《一个人的邮电所》就在现场写出了初稿；在三亚，采写了《天涯投递班的“三不放过”》。回海口的路上，临时又加了个采访点——文昌。
3天半时间，马不停蹄地采写了4篇稿件，均在光明日报发表。《方寸之间，风光无限——海南省文昌市用两枚邮票引资11亿》被中央电视台摘播，《一个人的邮电所》被邮政总局评了一等奖，还被选作一本书的开篇。
“那天在黄春香家，看到黄家大女儿考上五指山卫校，因筹不足学费躲在角落默默抹泪，樊大姐悄悄掏出500元压在桌子上。”张少中对这个细节记忆犹深。
作过大手术的樊云芳，下乡有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动辄腹泻，又是人造肛门，稍有不慎就会弄脏衣服被褥。每次下乡她都小心翼翼。几次下乡后她胆子大起来，报名乘军舰去西沙群岛采访。据舰长说，“你们太走运了，这是16年来这条航线上，我所经历的最风平浪静的一次航行。”是夜，海天清朗，星空灿烂，记者们激动得纷纷跑到了甲板上。仰望满天星斗，樊云芳心头溢满了幸福感：我就象这群星中的一颗，虽然不是大的、亮的。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也在其中，发着自己的光。无数的星星交相辉映，才组成了这壮丽灿烂的星空。
那次西沙之行，她与报社的另两位记者合写了3篇报道。为采写《白鲣鸟的天堂》，他们夜宿一个小岛的军营，一战士悄悄告诉同行的记者：樊云芳是第一个上岛采访并留宿的女记者。临别，战士们把珍藏的贝壳赠送给她。年轻的士兵并不知道，这位奶奶记者的牙齿连菜叶也嚼不烂，虽然肚子很饿嘴也很谗，但眼睁睁看着战士们精心准备的饭菜，却吃不上几口；为了不搞脏被褥，她一夜都未敢合眼，听着军营里此起彼伏的狗吠，听着窗外海浪拍岸的涛声，静静地等待着天明。
四
生病前，樊云芳有愧于两个儿子。她在《记者梦》里这样自述：
“有时候，我也愧对儿子怨艾的、甚至冷漠的眼神。记得那一年冬天，我还在山西，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上床睡觉之前，把一件毛衣团成一团，扔到我正在写作的桌子上。‘你干吗？’我生气地问。可儿子竟背过身去不理我。我扳过他的身子，只见他泪痕满面。
“他叙述了事情的原委：上午，老师叫他到黑板前做一道题目，可毛衣袖口上脱落的毛线一直从课桌下拖到黑板跟前，引起了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妈妈又出差了？’老师问。‘她在家，只管写文章，不管我。’同学们又笑了。‘回去找妈妈，让她今天就给你补好毛衣。告诉她，这是老师说的。’“我捧着毛衣，脸发烧了。深夜，我又查看了儿子的毛裤，膝盖上两个大洞就好象两只嘲笑的大眼睛，谴责我这个当母亲的没有尽到起码的责任。一股酸溜溜的东西涌上喉咙，我真想叫醒儿子向他忏悔自己的过失。”
患癌症后，手术，化疗，夫妇俩把两个儿子扔在了海南一年多。孤独，无助，弟兄俩相依为命。等丁、樊重返海南，发现小儿子的成绩单上一片“红灯”，而且两个儿子对父母只剩下了“恭敬”，没有了亲情，特别是小儿子，一见到樊的影子就一溜烟钻进自己房内，倒象是见到了“狼外婆”！
为此，大儿子与妈妈有过一次严肃的谈话。
“我从小没有母爱，你总是不在家，回来了见到我，只有一句话：‘考了多少分？’如果成绩不好，你就开始发火，指责我为什么不会举一反三，为什么做不好课堂笔记。骂了一通后，你又一阵风走了。
“我常常想，妈妈对她的读者那么好，肯为他们做各种事，为什么就不肯为我做一碗面条？是的，家里请了保姆，但你以为保姆能取代妈妈吗？生病时，我就盼你来摸摸我的额头，亲手给我做一碗面条，但我盼啊盼，盼了20年，就是盼不到。
“我只希望我的悲剧不要再在弟弟身上重演。我希望你能抽一点时间，手把手教会弟弟，如何举一反三，如何做课堂笔记。我们是你的儿子啊，难道我们这点要求过分吗？”
当夜，樊云芳蒙着头在被窝里哭了一夜，自责与悔恨的泪水浸透了枕头。而丁炳昌，靠着床架坐了一夜，犹如一尊雕塑。
快天明时，樊云芳起床，把自己正准备写的书稿资料捆进纸箱，腾出书柜放上小儿子初中至高中的全部课本、练习本，而丁炳昌呢，悄没声儿地走进厨房，亲手为儿子准备起早餐。
名记者樊云芳现在成了小儿子的语文辅导老师。她把高中6册语文课本中的每一篇文章，都讲解得如此生动有趣，引人入胜。每星期六上午，是母子俩作文比赛的时间，雷打不动，同样的题目，每人做2篇，然后由丁炳昌来判卷评分。别以为名记者每次都能夺魁，很多时候中学生也会有独到见解、精彩之言，令父母亲目瞪口呆。此时此刻，家里欢声笑语，其乐融融，连两条小狗也欢奔乱跳，咬着主人的裤腿撒娇。
1967年，小儿子考入武汉大学，攀上了他人生道路上第一个关键的“高度”。而大儿子则已把妈妈视为亲密的朋友和“顾问”。他在管理一个棕榈园，母子俩一谈开棕榈，就必定口若悬河，每每要等丁炳昌一声断喝才会住嘴。
“老鬼写了本书《我的母亲——杨沫》，你们看了吗？当年的我，几乎就跟她一样‘左’，一样自私。”樊云芳这样检讨自己：“我现在很想告诉我的读者和朋友们：当你在为自己钟爱的事业奋斗的时候，请不要忽略了你的家庭和亲人，因为你的亲人也是“人民”的一分子，而且是你首先应该尽到责任的一分子。象我以前那样，以工作为挡箭牌，把身为母亲的神圣责任推给别人，推给社会，既不是个好母亲，也算不上个好记者。”
终于可以“打发”我们这“两个难缠的家伙”走了，樊云芳斜跨个小迷彩包，登一双白色运动鞋，脖子上挂着U盘，手里转动着汽车钥匙——这次送机场是她亲自当司机。
化疗结束回到海南，还在养病，50岁的樊云芳就迫不及待地买来电脑，学会了打字。
10年后，华发满头的她又学会了开车。樊云芳实在“新潮”与快乐得不象一个得过癌症的人。
作为名记者的她曾写过许多典型，写他们如何从平淡走向人生的“辉煌”。而现在，她用自己的行动写出了另一种“典型”——如何从人生的“辉煌”走向平淡。
在“辉煌”过后，她是如此安于平淡。平淡的她依然在勤奋地快乐地工作着。过去的“辉煌”更折射出今天的平淡，而这种大彻大悟后的平淡，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境界，一种世俗无法企及的境界。
“这种平淡，实质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辉煌’！”一位新闻界同行如是评议，我们欣然同意。
（新华社2006年3月27日刊发记者吕诺和我们合作的通稿，原载各大媒体3月28日，此文为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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