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家生

　　1945年9月生于上海，有幸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这一天过生日。１９６９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１９７０年８月分配到沈阳市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教育组（后改为沈阳市教育局）从事文秘工作，偶尔为光明日报撰稿，没想到与光明日报结下不解之缘。１９７８年９月，迎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春风调入光明日报辽宁记者站工作，先后任记者、副站长、站长，１９９９年起享受副局级待遇，２０００年由主任记者晋为高级记者。在驻地记者岗位上勤奋笔耕近30年，通过２０００多篇各类新闻作品，记录了辽宁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的辉煌历程，讴歌了一批知识分子的先进典型。

　　在１９９５年３月举行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各个领域、各个地区都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在李鹏总理提到的英雄模范人物中，为首的就是在抗洪第一线以身殉职的好干部、原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

　　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３日，辽宁省西部及西北部暴雨成灾，流经锦州地区的大凌河水位陡涨。正在沈阳开会的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当晚赶回锦州，指挥全市抗洪抢险，不幸以身殉职。获悉这一情况后，我在第一时间赶赴锦州进行采访报道。与此同时，报社编委会决定由我和宋言荣、李丹组成报道组，宣传张鸣岐的事迹。我们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团结合作，抢时间，争速度，采写了一批有份量、有深度的报道，在中央新闻单位中率先全面报道了张鸣岐的事迹，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较好地完成了编委会交给我们的任务。那次难忘的报道战役，至今历历在目。

　　一

　　７月１３日晚，锦州市内两条主要河流河水猛涨，大凌河水流量超过大堤防洪能力近一倍。张鸣岐赶到汛情危急的凌海市，部署抗洪抢险工作，组织受洪水威胁的群众转移。他听说大凌河尤山子段大堤决口，立即驱车赶去，和凌海市委书记薛恒等人来到尤山子村一带察看。返回途中，洪水淹没了道路。在齐胸深的水中跋涉时，一阵大浪袭来，张鸣岐一行被洪水冲散、淹没。薛恒等８人被洪水冲出２公里多远，在下游被电线杆和树木挂住才幸免于难，后被闻讯赶来的解放军官兵救了上来。张鸣岐和凌海市委秘书张秀和、锦州市有线电视台记者杨晔被洪水冲得无影无踪。

　　我赶到锦州时，张鸣岐等３人还没有找到，但大家心里很清楚，他们肯定遇难了。７月１６日清晨，张鸣岐的遗体在距遇难处近千米的树林里被搜寻的干部、群众发现，杨晔和张秀和的遗体也相继被找到。得知这一消息后，我迅速给报社发回一篇报道《心系群众安危，生死置之度外，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等殉职抗洪第一线》。第二天，光明日报在一版副头条位置刊登了这篇报道，并配发了两张张鸣岐在抗洪第一线的照片。当时，我们手中没有张鸣岐的照片，新华社也没有播发，总编室编辑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相关新闻画面中用视频采集技术采集了这两张照片，产生了强烈的视觉效果。这样突出的版面安排，当时在中央媒体中首屈一指，表明了报社编委会领导对宣传张鸣岐的高度重视。就在这天，编委会决定组织报道组，开展后续报道。当时任总编辑的徐光春同志指示，要不惜版面、不惜篇幅宣传张鸣岐同志的事迹。随即，宋言荣从大连、李丹从北京赶到锦州与我会合，大规模宣传人民的好干部张鸣岐事迹的报道战役正式开始。

　　二

　　７月１８日，是锦州人民送别自己的好书记张鸣岐的日子。这天上午，大雨滂沱，从市区到殡仪馆的数公里马路上，几千名干部群众自发冒雨为张鸣岐送行。他们手持白花和挽联、挽幛，默默地伫立在瓢泼大雨中。许多挽联、挽幛被雨淋得模糊难辨，但有一幅挽幛的大字仍赫然醒目：“天哀人恸，锦城无人不垂泪；鸣岐献身，闾凌山水有悲声。”这样的场面，在我们的记者生涯中是第一次看到，此时，我们的心情和锦州人民一样，为失去一位人民的好干部而悲痛。告别仪式结束后，我们噙着热泪写了《锦州干部群众冒雨送别张鸣岐》的报道。第二天，光明日报仍在一版副头条位置刊发。

　　当时，由于一些敏感的原因，当地宣传部不能为我们提供必要的采访条件和通讯设备，幸好锦州铁路分局宣传部为我们提供采访车辆，辽宁日报锦州记者站站长刘子阳帮我们解决了向光明日报传稿的难题。１８日晚上，刘子阳把我们采写的《锦州干部群众冒雨送别张鸣岐》一稿传到光明日报编辑部后，来到我们住处，对我说：“你们老总让你们明天晚上发回一篇全面介绍张鸣岐事迹的通讯，４０００字。”我以为刘子阳跟我们开玩笑，他却认真地说：“不信，你就打电话问老总。”我当即就给徐光春总编辑打电话询问此事，我对他说，我们也打算全面报道张鸣岐的事迹，但还要到沈阳了解他在辽宁省政府和沈阳市任职期间的情况，明天就发稿有困难。徐光春总编辑斩钉截铁地说：你们明天必须把稿子发回来，如果你们落在新华社后面，即使稿子写得再好，也不能用了。接着他又说：你们要换一种思维方式，不要老是自上而下了解情况，要自下而上获取材料。总编辑的一席话使我们的思路豁然开朗，在锦州采访的这些日子里，我们接触了许多干部、群众，他们都深情地向我们谈起张鸣岐来锦州以后深入实际、关心群众的事，虽然只有一天时间，如果我们把采访的重点转向他们，可以获取很多生动感人的素材。当晚，我们研究了采写方案，锦州市委、市政府机关几位熟识的领导干部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重要的线索，并帮我们联系采访对象；锦州日报的同行们给我们送来张鸣岐到锦州以来的《锦州日报》合订本。第二天，我们三人分头采访、召开座谈会，然后一鼓作气写稿。７月１９日晚上８点，锦州市委要召开一个情况通报会，刘子阳告诉我们，他要参加这个会议，让我们早点把稿子交给他传给光明日报。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晚上７点以前完稿。我们每人执笔写一部分，然后合成。这不亚于一场争分夺秒的战斗，我们奋笔疾书，终于在晚上７点以前将一篇４０００字的通讯《人民的好干部张鸣岐》传到报社。应该说，这篇稿子是比较粗糙的，能看出三人分头撰写的痕迹，但是经过编委会领导和总编室、记者部的编辑精心修改，第二天在一版头条位置见报的稿子使我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通篇浑然一体，如同出自一人之手。这是中央新闻单位中率先全面报道张鸣岐事迹的长篇通讯，当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摘播。当时在锦州采访的同行们听到广播对我们说，光明日报行动真快！

　　三

　　从７月１７日报道张鸣岐等殉职抗洪第一线，到８月１６日报道中共辽宁省委命名张鸣岐为“党的优秀领导干部”，一个月时间里。光明日报共刊发我们采写的有关张鸣岐的报道、文章７篇，其中发表在一版头条位置２篇，一版副头条３篇，一版其他显著位置２篇，真可谓“不惜版面，不惜篇幅”。就内容而言，除了报道张鸣岐的事迹，还有锦州抗洪英雄群体的报道。在锦州遭遇建国以来未遇的特大洪水袭击的时候，锦州的新闻工作者与市委领导、解放军官兵、人民群众一起冲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用鲜血甚至生命记录了这生死攸关的瞬间。我们在报道张鸣岐事迹的同时，也聚焦在抗洪第一线的新闻工作者，７月２２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的通讯《用生命记录瞬间——记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的锦州市新闻工作者》，和《人民的好干部张鸣岐》相呼应，共同谱写了锦州干部群众可歌可泣的抗洪曲。

　　这些报道发表后，我们总感到还有些缺憾，如果能发表一篇张鸣岐亲人的回忆文章，会更有感染力，更有教育意义。在锦州那几天，我们曾想采访张鸣岐的夫人王桂香，但是，看到她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实在不忍心向她提出采访的要求，只好等她和亲属回沈阳后再相机行事。辽宁省教委一位副主任曾是张鸣岐的邻居，他向我们提供了王桂香的住宅电话号码。回到沈阳后，我们给王桂香打了电话，转达光明日报编委会领导对张鸣岐书记的悼念和对其亲属的慰问，简要介绍了这几天光明日报宣传报道张鸣岐事迹的情况，并提出要把报纸送到她家中。王桂香答应了。在去王桂香家中之前，我们买了花篮，考虑了登门拜访的细节，比如，如果家中设灵堂，就将花篮摆放在张鸣岐遗像前，然后默哀；如果不设灵堂，就在进门时将花篮送交王桂香。女同志之间容易沟通，我们商定此次采访由李丹唱主角。当我们把这几天的光明日报送给王桂香时，她深情地翻阅起来，看到７月１７日报道张鸣岐等殉职抗洪第一线的那张报纸，王桂香久久凝视着张鸣岐的照片，对我们说，这张照片拍得太好了，是谁拍的？我们告诉她，是总编室编辑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画面中用视频采集技术采集的。她听了连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此时，我们向王桂香提出，希望能以她的名义发表一篇回忆张鸣岐的文章，根据她口述的内容，由我们整理，她欣然同意。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不时有人来她家慰问，我们的采访多次被打断，客人一走，我们就接着谈，采访持续了近两个小时。７月２５日，王桂香的回忆文章《写在鸣岐远行的时刻》在光明日报刊登，至此，光明日报对张鸣岐的宣传报道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官僚主义导致重大失误　数百万元买来苦果自吞

沈阳市中心医院盲目引进CT机3年不能使用

　　沈阳市中心医院1985年从美国引进的一台WBS型全身CT扫描机，因调试安装失败，至今不能使用。3年来，该院为盲目引进的这台设备支付的各项开支前后已达300多万元人民币，损失重大，发入深思。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84年，沈阳市中心医院向上级提出了引进一台CT扫描机的申请。物资和外贸部门考虑到沈阳地区已有了3台CT扫描机，基本上可以满足需要，不同意再引进。中心医院则以3台CT设备都是部队或中央、省属医疗单位的，不能满足沈阳市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为由力争．然而外贸部门不开绿灯，中心医院也无可奈何。于是，他们便采取了“变通”的办法，绕过当地外贸部门去买。中心医院一位医师的老同学在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放射诊断中心任职，通过他牵线搭桥，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同意协助引进CT扫描机，代为承办审批和订货手续。1985年4月27日，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会同天津对外贸易总公司进口部与美国一家公司的临时代理商签订了订货合同。当年11月设备运到沈阳，而外商对安装调试工作一再拖延，直到1986年10月才派来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到沈阳中心医院安装CT扫描机。在调试过程中，烧毁了4块集成电路插板和一条信号电缆，设备无法投入运行。调试失败后，外商虽表示同意退货，却拒不执行协议，不办理退货手续，最后竟不辞而别，下落不明。

　　自那时以来，沈阳市中心医院和沈阳市卫生局的有关人员为这台引进设备的索赔问题到处奔波，至今毫无进展。重大的经济损失使这家经费本来就不充裕的医院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他们吞下了盲目引进酿成的苦果。

　　沈阳市卫生局负责同志认为，在CT扫描机引进工作中，中心医院负有重要责任。他们对WBS型CT扫描机论证不充分，对于请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协助引进或委办代办的形式、程序等事宜也没有明确的书面协议。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会同天津外贸与外商签订的合同，中心医院既未参与也没有提出异议，从而自动放弃了引进这一大型设备的主动权。当中心医院负责人在天津得知合同已签订并拿到英文合同副本之后，对合同内容未认真研究，更没有提出对美方的制约条件。订货后，中心医院曾考察了重庆某医院的一台同型号CT扫描机，发现该机长期不能正常使用，却未能采取积极措施主动与天津外贸等有关部门联系，以中止货款的发出，失去了避免损失的最后机会。

　　沈阳市卫生局负责同志也承认，作为中心医院的主管部门，他们对CT扫描机的引进工作也存在着指导不力、疏于管理的问题。同时，他们指出，天津对外贸易总公司进口部在这次引进工作中也有重大失误。外贸部门在不了解美方厂家规模、经济状况的条件下，与外商签订了订货合同。合同在外汇支付项目中没有明确双方的业务银行，没有银行保函，违背了国家有关引进技术设备时货款应与合同执行情况紧密挂钩的规定。此外，合同中没有按常规注明有关考核验收及保证索赔条款，对于该设备调试时间、次数，考核验收的内容及标准，特别是对美方在考核验收中的责任、考核不合理的处理办法、补救措施、费用的负担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在价格、技术文件的交付等方面也都存在许多明显的纰漏，结果失去了对美方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力和经济制约力。

　　天津对外贸易总公司的有关同志承认外贸部门在这次引进中确有失误，需要总结教训，但表示，外贸部门也有苦衷。比如，外汇额度不能跨年度使用，如果采取分期付款的办法，未付出部分的外汇额度到年底就作废了，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他们认为，体制上的弊端，某些政策和制度的不完善，也是造成失误的客观顾因。

　　看来，有关各方对这次引进工作中的失误是认帐的。但是，花了51万美元买来这个教训，“学费”也太昂贵了。人们希望某些领导干部能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少—点官僚主义，多一点科学性，千万不能再犯盲目引进的错误。

　　（原载光明日报1988年9月7日一版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