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莉华

　　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1933年9月1日生于天津。1950年天津市南开女中初中毕业，被保送到天津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兼任校学生会副主席、校新闻社“社长”。1952年底，经天津市教育局集中培训后，推荐到天津日报工作。历任记者、政教部副主任。1978年，从天津日报社调光明日报社，任光明日报天津记者站站长，职称为主任记者。1989年9月退休。

　　我是新闻绿野中一棵普通而幸运的小草。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与新闻结缘，至今已54四载。从生活叶片上的筋脉，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在岗还是退休以后，我的新闻情结至深至真。漫漫征程，是党的阳光引领我前行，是幸运之神伴我顺利度过各个生活拐点。其中，在《光明日报》天津记者站那10年，给我的新闻生涯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

结缘光明促我爬坡攀高

　　我能和《光明日报》结缘，真像“天上掉馅饼”那样的意外和幸运。我从小喜爱写作。在天津师范学校上学时，就被推荐为校新闻社“社长”。1952年，党把我送进《天津日报》，我知足感恩，敬业爱岗，只想在这儿当一辈子记者，从无“跳槽”的奢望。这平静的生活在1978年秋，被一个“决定”打破了。

　　一天，报社管人事工作的领导直截了当地通知我：《光明日报》要在天津建记者站，跟《天津日报》要一名记者当站长，报社决定让你去！一向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分配的我，顾不得细想就习惯地回答：行！服从领导安排。整个过程只几分钟，我就“嫁”到了《光明日报》。

　　可冷静下来细琢磨，这事并不那么简单。《光明日报》是全国著名大报，能和她结缘，当然是一大幸事。我能行吗？论年龄，那年我正45岁，已接近加盟光明团队的年龄上限。说能力，我只是个老实肯干的资深记者，并非业务尖子。再看周围，同龄的女记者都悄悄从一线后移，准备自己的“退路”，而我却要去一个陌生的新单位，与一批风华正茂的年轻记者比拼“跑新闻”，左思右想，真是哪儿都不占优势。

　　去《光明日报》的承诺已经出口，不能改变。压力迫着自我“解扣”。几经思考，豁然悟到：机遇与挑战并存。加盟《光明日报》团队，必然也是难得的机遇与严峻的挑战并存。自己面临的责任就是“爬坡攀高”。怀着这朴素的追求，我开始了对《光明》的痴情。

痴情光明让我能量大幅提升

　　“不到《光明》，真不知道新闻舞台有这么大！真想不到《光明》团队中能人有这么多！”我深知，要融入其中，必须冷静应对，坚持在自信中挑战自我。我仔细分析了主客观条件，清醒地看到，眼前有两个“高栏”必须跨越。一个是从长期跑教育记者转型为跑地区的全方位记者。另一个是从地方媒体记者转型为中央媒体记者。

　　方向明确了，我铆足实劲，下足细功夫，翻开了痴情《光明》的新一页。

　　如今回忆起这段良好的开局，眼前都会闪现出那一幕幕难忘的情景：

　　长期以来，总编辑在我眼中总是仰视般地尊敬。可是到《光明日报》以后，每次回报社开记者会，总编辑都到场听各地记者谈情况，说线索，和记者直接对话。这种新氛围让我增强了自信。一次，我汇报了天津化工研究院改革用人机制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情况，立马得到总编辑的肯定。没想到，几天后，总编辑竟专程从北京赶来，和我一起深入到这个单位采访，帮我找准主题。稿件写成后，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这次“传帮带”式的采访，使我更加明确了自己跨越两个“高栏”的“动作要领”：给《光明日报》写稿，成功在于选择。要学会选择报道对象，选择报道角度，乃至选择结构安排和材料筛选。

　　记者部领导和编辑们为记者修饰稿件所表现出的那种默默奉献精神，更令我感动。我在《天津日报》当记者时，有个保存自己原稿的习惯。我原稿是怎么写的，领导和编辑是怎么改的，拿出来一看，清清楚楚。到《光明日报》以后，保存修改稿的条件不具备了，我就把见报稿和自己写的原稿对照学习。从导语的提炼中，从文字的修改中，明确自己提高的方向，日积月累，获益匪浅。应该说，我的工作成绩中有他们的心血和功劳。干中学，学中干。我很快就跨过两个“高栏”，把痴情《光明》变为实际成果。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提出工业调整改革方针。在一次天津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部门向各媒体提供了天津经济发展的情况。有观点、有数据、有实例，只要精炼一下就能发稿。可是我想，这个新闻资源的机会是均等的，据此发稿，岂不大同小异？《光明日报》是面向知识分子的中央媒体，应该突出宣传“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新观念。当天，我毅然决然地退出这场“同质竞争”，深入下去进行二次采访。当我带着这个想法找到天津市统计局综合处的朋友商谈时，他们被我痴情《光明》的精神感动，特别赞同我的想法。可当时规定的统计数据中，并没有对生产增长中技术进步因素比重的考核。要找出这个数据，就要重新设计项目统计。那时，统计手段不像今天电脑手段这样先进。每个数据都是用手摇计算器“摇”出来的。市统计局综合处的同志硬是用一周时间，从浩繁的数字中，“摇”出了我关心的答案：天津工业生产依靠技术进步因素增加的产值比是53%。这个数据一出来，他们高兴得忘了辛苦。我也兴奋地赶回记者站，立即写出一篇具有光明特色的经济新闻，送到报社。1981年9月6日，稿件在一版显著位置见报。率先向全国传播了一个导向性信息：老工业城市在经济发展中，要重视依靠技术进步，正确处理内涵与外延的关系。

　　感动自己才能感动报社。从1980年到1988年，我写的新闻有36篇被选中发在一版头条。其中，1982年最多，有7篇。报社领导及时肯定我的努力。1982年采写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于淑珍获‘心灵美的文艺工作者’光荣称号》一稿，被全国好新闻评选委员会评为1982年度受表扬的好消息，并获得奖状。1983年，经报社提名，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又授予我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颁发了证书和奖状，并光荣地参加了全国妇代会。

新闻情结使我退休后再次转型

　　到点退休，本是必然。但我在这个生活重大拐点上，却遇上了意外。

　　1983年，我参加全国妇代会时，知道有关部门即将出台一项政策：有高级职称的女同志，如工作需要，可延长到60岁退休。痴情《光明》的我，一心想的是如何等着分享这政策惠泽。可万万没有想到，我五十五岁生日刚过，报社一位领导突然动员我退休。尽管我内心很不情愿，但受“服从组织安排”的惯性思维驱使，勉强表示了同意。领导走了，我内心那种被“甩”的失落感越来越强烈。难道我的新闻情结就这样嘎然被绞断了？！难道《光明》已经不需要我了？！

　　正在沮丧、迷茫的时候，接到记者部副主任张慕勋的一封短信。他掏心地劝我：“每个人最后都要回家的，无非是早几天、晚几天罢了！”言简意骇。我的心一下子敞亮了许多。是啊！境由心生，化解在己。有些事，想不开时，拿起来确实重若千斤。一旦思想豁达，放下来就只有几两。有些事，情绪躁动起来如遇天倾之难；一旦冷静相对，发现却是庸人自扰。那些日子，记者部里许多好朋友，特别是一起进报社的女同事，也通过不同方式抚慰我，渐渐地，我的心情平静下来。

　　正当我感到无所事事的时候，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听说我退休赋闲，热情地对我说，中宣部要求各地建立新闻阅评小组，你来当阅评员罢！

　　我知道，从写新闻的记者，变为评新闻的阅评员，这又是一种业务转型的新挑战。但我欣然接受。因为这个机遇和挑战，能使我斩断了的新闻情结又紧紧地系上。这个新“岗位”大大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我饥饥渴渴地研究新闻理论，关注新闻发展，了解媒体趋向。很快地，一篇篇阅评报告送到天津市委宣传部，不时得到领导好评。让我感动愉悦的是，当阅评员两年后，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还特别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我这个老报人“政治责任感强，经验丰富，阅评报告很有见地。”寥寥数语，给退休的我带来莫大欢乐。我的又一次“转型”被认可了！我的社会价值又体现出来了！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是，退休后，热恋的新闻情结不断升温。世纪之交的3年间，两位天津市新闻界老领导推荐我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办的报纸。别看这只是一份向青少年进行素质教育的小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策划、组稿、拼版到发行，样样都有。我在这个环境中，又从“写稿人”转型为“办报人”,大大加深了对办报要坚持正确导向的理解。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小报办得很受中小学生欢迎，发行量从几万增加到十几万。同时，还编辑出版了两本素质教育的书。

　　长年当记者的人，就像穿了双“红舞鞋”一样，永远停不下来。我退休后，仍笔耕不辍，把生活中的感悟、友情的回忆、休闲的美好，一一抒发出来。像过去在岗时给《光明日报》送稿一样，投给天津的《老年时报》和《新闻人》。几年累积下来，也有数万言了。有些好朋友问我：怎么越老越积极？我笑着向他们透露：新闻情结、文字情缘，能丰富我的精神生活，给我带来无限快乐！

场外永远为光明呐喊助威

　　掐指数来，离开记者站已一十八载。时光飞逝，温情留香。我是“光明人”的观念，已深深植入心间，我的心脉始终随着《光明日报》的发展进步而搏动。近几年，看到报社新领导为报社注入创新思维、人文管理、尊重人才等新的成功元素，充分调动了《光明》团队的积极性。看到记者部里那些我熟悉的老同志，与时俱进，已成为支撑报道创新的“顶梁柱”。那些英姿勃发的后来者，也不断写出惊人之作，成为报道改革的“急先锋”。报社新领导更是高屋建瓴，运筹帷幄，集中大家智慧，在报上公开提出了把《光明日报》办得让知识分子喜闻乐见，成为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新目标。面对这深刻的变革，我心中的痴情又一次涌动喷发。2005年9月，我情不自禁地给报社写了篇谈报有感：《走进创新实践〈光明〉前程无限——场外为〈走进大家〉专栏叫好》。没想到，9月中旬刚寄出，9月23日报社编委会就加了按语在《部室情况交流》上刊登，热情地肯定了我关心《光明》的举动。按语中说，我写的对《走进大家》专栏感受，“点评到位，意见中肯，语重心长，字里行间浸透着一位老同志对报社、对报纸的关心和热爱，读后令人感动，令人深思。”9月23日，《光明日报》新闻研究部编的《新闻研究》，又全文转载了编委会的按语和我的评报意见。不久，记者部主任宋言荣受报社领导委托，特意给我写来亲笔信，转达报社主要领导对我的鼓励。所有这一切，对我这个年过古稀仍痴情《光明》的老新闻人来说，无疑是一份最高的奖赏。一“喜”之下，四个月中又连续给报社写了四篇读报感受。其中，两篇登在《新闻研究》上，两篇登在记者部的《记者站情况交流》上。

　　54年的新闻情结，闪耀着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七彩斑斓。我最快乐的事，就是用知足的眼光、感恩的心情，去梳理她，去品味她，从中寻找生活的真善美，享受和谐带来的幸福。

　　“清风掠双鬓，青春又回头。”我愿在有生之年，继续在场外为《光明》的锦绣前程呐喊助威。

　　2007年6月于天津

　　光明日报编委会按语：现将王莉华同志的文章印发给大家，供参阅。王莉华同志系本报天津记者站原站长，已退休多年。近日，她给报社领导写来长信，介绍她读了本报《走近大家》专栏的感想，点评到位，意见中肯，语重心长，字里行间浸透着一位老同志对报社、对报纸的关心和挚爱，读后令人感动，令人深思。此前，离休干部杨智翰同志也曾来说，对办好报纸提出建议。我们对王莉华、杨智翰及其他离退休老同志对报社的关心深表敬意！最近，编委会在国内记者工作会议上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先进文化、和谐文化，是我们的总题目、总任务、总目标。围绕这个总题目、总任务、总目标，我们要谋大局，办大报，坚持正确导向，坚持科学定位，突出光明特色，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贡献。办好光明日报，建设和谐文化，是我们的中心工作，也是包括老同志在内的全社同志心之所系。希望大家都像王莉华、杨智翰等老同志那样，进一步弘扬热爱集体、热爱报社的光荣传统，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聪明才智，共同为办好光明日报出谋划策，为创建和谐报社贡献力量。

　　光明日报编委会

　　2005年9月23日

走进创新实践光明前程无限

——场外为《走近大家》专栏叫好

　　本报从2005年8月10日起，推出《走近大家》专栏。截至9月14日，36天里共发稿11次。其中刊登在1版的有7次（3次发头条位置，4次因上面发中央重要新闻，专栏放在1版下方，仍相当醒目），有3次因1版有中央重要新闻，专栏安排在2版头条位置，另有1次发在教师节专版上。总的看，这次创新实践是成功的，大大提高了本报的影响力和亲和力。

　　一、《走近大家》体现了本报作为中央主流媒体在新闻宣传中，积极引导舆论的功能

　　目前，媒体有个误区，就是过分炒作娱乐界的“星”，导致部分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只知歌星、影星、球星……形成盲目的追星热，助长了“一夜成名”的投机心理。在这关键时刻，本报《走近大家》专栏出台，并在《开栏的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曾经并正在经历一个大家辈出的年代。大家，汇成了一条灿烂的星河。”“走进大家，就是走进一个精湛的才艺天地；就是走进一个浩然的精神世界；就是走进一部微缩的历史；就是走近一个平凡中蕴涵着伟大的人生。”按照这个准确的定位，随后发表的11位“大家”，都运用生动的故事、感人的情节，展示他们的心胸之大、心灵之美。中央领导同志曾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整合和引领多样的思想文化，倡导积极的，支持有益的，改造落后的，抵制腐朽的。”本报历来在这方面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如今除了发表有针对性的理论文章之外，又拓展视野、拓展内容，采用以新闻特写为主体的系列先进人物报道，生动地展示他们追求知识、科技兴国的先进事迹，这就增强了本报在舆论阵地的守卫功能和辐射作用。会使更多的知识界读者意识到，尽管舆论众说纷纭、五花八门，重要问题上还要看《光明日报》怎么说！

　　二、《走近大家》适应当今快节奏社会对新闻报道短而精的需求

　　专栏中11篇新闻特写均为“千字文”，最长的3篇有1500-1600字。我掐表阅读，用时2分钟左右。最短的2篇都在千字以内，阅读一遍，只用一分半钟左右。加上阅读配合新闻特写的“大家生平介绍”，总共花4～5分钟，就可以享受一次“大家”的风范。这种短而精的新闻特写，在快节奏工作与生活的今天，有竞争优势。记得读者对稿件长短有个不成文的说法：到我们这儿，最长的稿子可能最短，因为没那么多时间看，只浏览一下标题就完了。最短的稿子可能最长，因为花上3～5分钟就能一气读完，从头看到尾！目前不少报刊长稿盛行，甚至发展到一块版只发一篇稿，结果报纸增厚，信息量却大大减少，读者深为不满。本报采取“整拆零”的方法，介绍祖国上空灿烂群星，正符合读者这种求短求精的心理，必然大受欢迎。

　　三、《走近大家》视野开阔，立题鲜明，文风清新，编排精巧，是版面视窗的亮点

　　如今，媒体竞争激烈，特别是电视、网络、手机“飞入寻常百姓家”之后，作为平面媒体的报刊，必须发扬自己的优势，与之竞争。《走近大家》的创新突践，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宝贵的探索。

小角度写出大人物

　　通常宣传大人物多用长篇报告文学形式。本报这次宣传“大家”，用新闻眼寻找小角度，以小见大，透过现象反映本质。比如，《王大珩和他自制的放大镜》，记者从王大珩那个挂在脖上的自制碗状放大镜开笔，让放大镜成为这篇新闻特写的红线，既反映了这位90高龄的“大家”一生从事光学研究的杰出贡献，又巧妙地表述了他的人生观：“如果我不为国家做些事，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更动人的是，记者在稿件结尾处，写到与他挥手告别时，仍看到他“脸上荡漾着笑容，那个碗状放大镜在胸前晃来晃去”。寥寥几笔，大人物的平凡伟大跃然纸上。

用细节弘扬大主题

　　细节决定成败。这11篇新闻特写成功之处在于用平民视觉捕捉能反映大主题的细节，使大主题的内容平和亲切，生动具体。比如，《王昆——八路老兵歌不停》，就选用两个“细节”深刻反映了这位从延安来到北京的老八路，那种环境变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作风不变的高尚精神境界。一个“细节”是王昆这位80岁的著名艺术家，仍忙于四处演出，不幸腿部动脉栓塞。住院治疗时，起初安排她住一天1800元的带套间病房，她嫌贵，坚决不住，偏要换到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病房，才安心住下。另一个“细节”是输液时，要求护理人员把吊瓶中的药液全部用完，以免浪费。她为什么要这么“扣门”？文中用王昆自己的话说：“国家的钱更要省着花”！一语中的，感人至深。

真情直白精彩纷呈

　　11篇新闻特写，篇篇充满真情直白，有许多令人难忘的精彩之笔。比如，《华君武的“苦恼”》，如实记下了这位历经沧桑的老漫画家自己写的一个“备忘”：“当前传媒，广播电视说话太快，报纸刊物用字太小，老年社会已经来到，不顾老人的生活习惯实在不好。”41个字，把媒体应照顾老人需求这件事说得幽默风趣，发人深思。又如，《甘惜分——老树添绿笑黄昏》，写出了一位老新闻学者对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期望：“知识不老化、思维不僵化、文风不套化”。短短三句话，把当前提高媒体人员素质的要害，刻画得入木三分。

　　最后，找到两点瑕疵：霍懋征一稿中，最后一段“时间邃道”，应为“时间隧道”。11篇“生平介绍中”，每位“大家”都有出生年份，惟独钱伟长没有。而且在新闻特写中也没有交代他老人家今年已93岁高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