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冶

　　196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77年至1979年在云南省富民县勤劳公社当知青。1983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在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现为《光明日报》摄影美术部主任、高级记者。出版的作品有：《南方陆上丝绸路》、《神秘的金三角》、《壮丽三江》、《边走边看边拍——云南、贵州、西藏、青海摄影实用图典》、《诞生王国的福地》、《横断山的眼睛》等图文作品。策划并参与了《澜沧江》电视文化片、《绿色云南：18生物资源开发工程形象总体设计》、《多彩云南：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总体规划》的文本写作。

　　从1992年底至2002年底的10年间，我在光明日报云南记者站度过。这段时光我健康成长、好吃好在，十分令人难忘和留念。我进入报社的领路人、记者部老主任王茂修曾说，人生若还要有选择，一定会再当记者。我想我也如此，特别是当驻地记者。

　　驻地记者远离总部，单枪匹马，一切言行全靠自律和自觉，很能锻炼人的品质和行为，一个人代表着集体的形象。“管得了你的人不知你在干什么，知道你干什么的人管不了你。”有时候个人的行踪，父母和亲朋也只能通过看报纸上的电头和消息内容来确认。

　　云南记者站给了我一个满足兴趣爱好的很大空间，长期以来自己一边握笔写文章，一边拍照走四方，几十个采访本和上千个胶卷记录着走过的地方：就云南而言，128个县市基本上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就西南地区来说，我几乎走遍西藏、四川、贵州和广西；就邻国讲，几进中南半岛的5个国家。对此，报社在《驻地记者在基层》专栏连续刊登了我的系列图文稿件。

　　2000年的夏天，我和夏斐、刘鹏参加光明日报和水利部联合组织的“长江上游生态行”采访活动，历经7个省、市、自治区的62个县，驱车行程15000多公里。我们踏雪长江源头，冒着风雪穿越无人区，翻越海拔4500米以上的昆仑山、巴颜喀拉山、雀儿山等数十个山口，系统地对长江上游区的生态环境、水土保持和综合治理作了深入采访，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图文资料，发表的几十篇稿件，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有的还收进初中《地理》教材。一路下来，夏斐、刘鹏的敬业精神和吃苦耐劳的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在雪地无人区因陷车被困，我与夏斐徒步自救的经历终生难忘。

　　一个单位好不好在，除了事业上的追求，有良师有朋友是最为重要因素。1993年初夏，我回报社参加重点报道组，从记者站来的还有宋言荣和戴自更，我们同住七楼招待所的三人间。戴自更年龄最小，才情横溢，勤于思考，写稿快手，他与我和宋言荣的作息习惯不同，每天精力旺盛，半夜回来睡不着还要做俯卧撑。他对别人说，我旁边住了两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此后，我每年开全国记者会时，都与戴自更同居，就是在长江三峡开会坐大型客轮时也与他在一个舱内。缘分之故，10年后我们三人先后从记者站调回了报社。当时，重点报道组先出策划题目，集体论证可操作性，报社领导最后拍板定稿，宋言荣写的《知识升值了》、戴自更写的系列金融改革问题，以及我写的《社科界迎接挑战》，分别在头版头条刊发后都引起读者的广泛好评。

　　在记者站期间，我还得惠于兄弟站记者的关爱和帮助，以及对我家人的热情接待和安排。1998年南京会议之后，我、刘昆和朱伟光应邀到杭州，叶辉稿子写得有水平、有份量，是我学习的榜样，接待我们则更是用心，让我们充分领略了文化江浙的魅力，大有杀鸡用牛刀的势头，搞得我们诚惶诚恐，而潘剑凯在西湖边西冷印社半山上请吃的一碗藕粉也是令人回味。

　　1998年冬天，我去广西北海营盘镇拍摄《珍珠的故事》专题，因时间紧不到南宁，刘昆听说后专门驱车赶到北海看望，地主之谊真让人感动。

　　长江上游生态行圆满完成之后，水利部安排我们记者带家属到大连写稿、休息，其间宋言荣、苗家生给予了热心周全的安排，许多情景至今想来还历历在目。

　　2000年首届平遥摄影节之际，我随父母首次回山西临汾老家，杨荣对一路的吃住行做了精心细致的安排，并亲自陪同前往，让我年迈的父母十分满意，我也感到无上荣光。

　　“树长高了要掉叶子！”云南哈尼族山民曾对我如此说。的确，一棵树在太阳和清风中亮色彩、发声响，万千树叶在飘舞抽新，掉了叶子的树更加茂盛。我的云南记者站生活和工作，有如叶落树长，弹指一挥间，而那一片片铺地的树叶尤其值得珍藏。

山和山的爱

——照片后面的故事

　　初夏时节，我又一次到云南边寨采访，一位老人这样对我说：“男人是山，女人也是山，是山泉水把它们紧紧相连，山上才长出了树。”由此，我的镜头在山里寻找。的确，云南的山有高峻的，也有厚实的，山多高，水多高，每一座山都充满着生命的活力，每一座山都流淌着爱情的山泉。

　　山里人的爱就是普普通通的生活。当我为这些年长的夫妻拍摄合影时，他们幸福地微笑着，追忆起相爱的美好时光。

　　一

　　“快乐是最好的药！”和士秀这位乡土医生如是说。他今年73岁，老伴闵朝星71岁，是丽江县白沙镇的一对纳西族老人。在小镇西边，一处平房门面有汉文和纳西东巴文写的“玉龙雪山本草诊所”，两人的大半辈子便在这里度过。

　　拍了照，我参观后院的3亩药园，和士秀快人快语：“爬玉龙山三步就踏得几味药，这园里的100多种草药都是山中采的。”每天和先生切脉开方，老伴配药碾粉，默契的配合让慕名而来的人都满意而归。

　　和士秀和闵朝星是1941年结的婚。“生了娃娃以后，人又多识得几味药。”回顾半个世纪的生活，和士秀自豪地赞许老伴。在当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后，和士秀远去南京读过书，一口纳西味的英语就是当时学回来的。

　　现在，和士秀的英语派上用场了，每天英语讲得比纳西话还多。玉龙雪山本草诊所被写进了许多国家的旅游书中，外国人到丽江大多要来这里坐坐看看，有病无病也来感受一番。这里成了丽江的一个人文景点，这对纳西族老人给人的却不仅仅是一味药。

　　二

　　4月30日，我来到怒江大峡谷边的福贡县一块比村。在傈僳族老人秀德的家里，随着一杯一杯的杵酒下肚，情感得以交流。秀德今年70岁，老伴育玛珍62岁。老两口过去都在县商业部门工作，如今退休回到村寨生活。

　　谈起过来的日子，有艰辛也有苦难。但幸福的事总令人难忘。秀德和育玛珍的婚事是在1949年10月举行的，杀了一头肥猪，按傈僳族传统摆了上百个簸箕饭招待宾客。结婚前，秀德在山寨算见过世面的人，他每年几乎都要翻越高黎贡山去缅甸、印度，在伊洛瓦底江畔淘金子。结婚后，育玛珍在开明的公公支持下，到云南民族学院学习，当时学院发棉衣，她专门要了一套男式的，托人带给家中的秀德。1952年3月，育玛珍参加西南各民族参观团到了首都北京，受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在北京时，周总理还送给每人一床红毛毯、一套黑呢衣服和一双黄色皮鞋，红毛毯至今还保存着。

　　秀德家的前几代都是单传，到他开始形势大变：有4个儿子和2个姑娘，有的当了干部，有的成了医生，有嫁给汉族的，也有娶了纳西族的，儿女们又给老人生了6个孙子，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

　　三

　　约翰和昆秀英这对独龙族夫妻是在教堂认识的，相互间用翻译《圣经》的老傈僳文写过情书。讲起这段往事，老两口情不自禁地握着手，亲密地坐在条凳上，让我从各种角度按动快门。看着这般情景，让人想到一首独龙族民歌：“我们在树林里唱过的歌，被虫子写在树叶上了；要想反悔哟，阿妹去问问那写字的虫子。我们在江边发过的誓，被沙虫刻在石头上了；要想反悔哟，阿哥去问问那刻字的沙虫。”

　　约翰今年65岁，昆秀英58岁，1955年在全国独龙族唯一的聚居区独龙江结婚，后来大多时间生活在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县城丹打。50年代初，他曾到缅甸学过日汪文，回来后根据独龙话与日汪话的语音差别，对日汪文作了增删，用来拼写独龙话。在云南省民语委的帮助指导下，1983年8月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独龙语拼音方案诞生了，这成了我国目前最晚的文字。

　　问及目前推广普及的情况，约翰无奈地说：“当初试行教学时，来的人特别多，教室里专门换了大灯泡。可现在灯泡越来越小，人也越来越少。”由于经费困难，独龙文的推广工作几乎停顿下来了。围在火塘边，我们吃着洋芋交谈。昆秀英在一旁介绍，约翰不出去教人识字，每天就忙着2亩地上的洋芋、包谷和青稞。过了一会，约翰用母语打断了她的话，昆秀英笑了，原来老两口说这个记者还真能吃洋芋。

　　四

　　雨水太多，冲断了公路。我们进前新村只得从巍宝山绕道步行，趁着太阳落山之前跟着背柴放羊的山民来到村里。依着村民的指点，我们找到了南诏的开国领袖细奴逻种地和居住过的地方，也就是些埂子、墙脚土坯和山地。

　　“细奴逻是我们的老祖宗！”吹完老祖宗的故事，再讲起半个世纪前举办的婚事，字城忠和字文兴这对彝族老夫妻的眼睛这才发亮了，那是他俩一辈子最风光的事。“杀了三头大肥猪，全村子的人都来了。吃了70多桌！”字城忠抽着草烟回忆说。字文兴从厨房走了出来，她一边解下小围裙，一边舞了个动作说：“那天喝酒吃饭以后，村里人是打歌打到太阳出！”

　　字城忠为独子，家里供他到学堂读书。“我的学历是第八册！”听他讲了两遍才知“第八册”即小学4年级。字文兴自很小的时候父母便去世了，一直就在字城忠家生活，两人青梅竹马，玩山打柴，形影不离，只是字姑娘从没得进过学堂。结婚时，字文兴从婆婆手中接过的玉耳坠、银手镯至今仍戴于耳垂和手腕。68岁的字城忠老人牙齿几乎全掉了，小他一岁的老伴却满口好牙，她认为这是早去的父母给的保佑。

　　结婚没多久，字城忠告别新婚妻子，加入到修筑滇藏公路的队伍，一干就是9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回家时仅得了24元，如数交给老父亲后，家里用10元钱买了一头黄牛。过了几年，字城忠又去修南涧到耿马的公路，由解放军领着干，每月的工钱为12元，干了7个月回家时带了一套行李，买了一匹骡子、一匹马和一头母牛。字城忠的两次修路经历，使他有机会到过丽江和耿马，从此就再没有离开过家乡。现在出门最远就是到县城，2块钱坐一趟中巴车，4块钱打个来回，逛街天无非去图个热闹，顺手买点肉来吃。

　　凭着“第八册”的学历，字城忠在人民公社期间当了7年的会计，曾管过3000多人。尽管每个工计10分工分，最多得三角三分钱，但要做9个帐本，每晚都要干到深夜。字文兴则是村里的妇女队长，什么重活累活都要带头去干。夫妻俩还是村里的老党员，事事要起模范作用。除了做好公家的事，两口子还拉扯大了3个儿子和2个姑娘。1962年用100多元盖的土墙小平房，老俩口一直住到现在。今年农闲时节，大儿子盖新瓦房，花去了3万多元，光下石脚就3000多。“过上好日子不容易啊！”字城忠深有感触地说。

　　字家的收入还是依着传统的种养殖业，水田种粮，山地栽烟，养猪喂鸡，日子也过得去，仅有的一匹骡子多用来驮柴和拉包谷。字城忠一直没有喝酒的习惯，他说喝酒头昏爱误事。但他抽烟，草烟五六元一斤，能吃一个月，纸烟五六元一包，抽一天就完了。他说到底是抽不起更好的烟。

　　一个小山村出得一代君王，他的伟名霸业令子民们讲了一代又一代，可现实平淡操劳的生活似乎又与老祖宗没有太多的必然联系，每个人一辈子最幸福的事数得出来没有多少，摆宴的婚事当属第一。

　　（原载光明日报1995年7月21日2版《驻地记者在基层》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