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学典（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兼《文史哲》杂志主编）

　　“没有问题意识”或“问题意识缺乏”，可能是我们历史学专业的同学答辩时遇到最多的批评。问题意识的有无或明确与否，也是本人作为期刊编辑衡量一篇论文水准的一个重要尺度。无论是导师指导学生，还是编辑审阅论文，本人都认为“问题意识”的有无及其质量高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

　　所谓问题意识，一定是点而不是面、不是线，不是过程，不是整体。它一定会落在某一个点上，不是落在一个面上，不是落在一个过程上，不是落在一个整体上。甚至可以说，它一定落在本质上，而不是落在现象上。

　　“问题意识”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你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或对现实需要的回应，再进一步说，你要追溯某一现实问题的来源和渊源。那些最重要的、攸关学术全局的问题全部是时代出题、学者作文。有无问题意识的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政治头脑，是不是在思考涉及我们民族、国家、人民命运的问题。

　　要设法使自己成为“问题中人”

　　提出问题的能力是一个学者最重要的能力之一，而所有的“问题”均源于思考。要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没有思考的读书可以看作无效读书。因为问题意识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思考习惯的养成也必须来自长期的训练，一定要设法使自己成为“问题中人”，到了这一步，你离一个成功学人的距离可能就近了。

　　我自己在读大学期间就思考了很多问题，直到现在我研究的不少问题仍来源于大学期间的思考。比如，那时我看到过一组数字：1949年，我们共产党几百万人中，有95%出身于农民，接近70%的人不认识字。我由此想到，这样一个由农民组成、没有文化的党，怎么能够保持工人阶级的性质、马克思主义性质。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后来写成一篇大学毕业论文：《旧式农民战争遗产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探讨了在井冈山那一带活动、上山打游击的毛泽东，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了旧式农民战争的那些遗产、那些做法，比如李自成的做法。随着对这个问题思考的不断加深、系统化、体系化，我脑子里形成了很多关于农民战争问题、农民问题的看法，甚至我对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论战的看法、对剥削阶级的看法，都和这些问题相关。所以不但要有问题意识，对这个问题本身还有一个不断系统化、框架化的过程，我相信大家只要愿意思考，就一定会有收获。

　　有人问我，假设一辈子没有问题意识，只整理材料，是否也可以做得很好。我觉得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有成就感的学者，而且在学界保持一定的影响力，那没有问题意识便一切免谈。有一次在校学术委员会的一个会议上，一位学者在发言时提出了一种看法，他说在他所在的材料学领域，普通学者在整理材料，一流学者在解决问题。这种划分或许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它的确道出了学者之间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有理由认为，问题意识的有无决定一个学者成就的大小。

　　“问题意识”的有无还决定一个时代学界的状况

　　“问题意识”的有无不但决定一个学者成就的大小，还决定一个时代学界的状况。2004年我发表过一篇文章：《放逐“现实”回避“问题”：90年代学风的致命伤》。年龄跟我相仿的人都清楚，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确实全部都是“问题中人”，全部生活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之中。到了90年代以后，问题忽然没有了，大家慢慢都变成了“课题中人”了。我用了一句毛泽东诗词来形容这种转变——“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忽然之间，问题全部消失了，旧问题无法再继续讨论，新问题没有被提出，大家只好一盘散沙各自为战。要问近30年来的学术进步在哪里，很难估量。它不像古史辨运动、社会史论战、“五朵金花”的学术史意义那样容易概括。而据我的观察，近几十年史学界的一大问题，就是学术研究的碎片化、实证化、汉学化，很难归纳它的进步在哪里。

　　这不是说近几十年我们没有进步，进步在于学术界出版的著作越来越多，研究者也越来越多，一些具体问题也研究得越来越深入。但是在知识增长的过程当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那个知识链条在哪里？如果一环扣一环，那么这一环很难概括。其中一个最大原因就是没有论战、没有问题，问题缺席是学风的致命伤。当然最近我看情况可能有所好转，但仍然没有根本好转，因为学界没有论战，没有问题，这就不能聚集学者来共同讨论时代的核心问题。所以，春秋战国年间的变化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透彻地清理，就是因为它通过古史分期问题集中了全国的学者来讨论，有问题才能越辩越明。“知出乎争”，没有争没有辩，就不会有学术的进步和知识增长。这对培养下一代年轻人，危害尤其大，他们在没有问题意识的环境中成长，当然很难有问题意识，更不利于养成怀疑和批判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