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东京宣布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翌日参加了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Quad）领导人面对面峰会。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了对华政策演讲，系统宣示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为深入分析美国拜登政府模块化反华联盟的实质和影响，研判中美关系走势，大连理工大学东北亚国际发展和合作研究中心联袂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于5月27日举办线上主题工作坊，来自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暨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辽宁大学、华侨大学和大连民族大学等全国各地近20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拜登政府对华模块化联盟战略和当前中美关系”展开深入研讨。

　　拜登政府模块化反华联盟的实质

　　美国战略界认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在许多方面比冷战时期的美苏战略竞争更加复杂和困难。联盟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借以倍增力量、遏制挑战者、约束盟友、控制伙伴、保持全球优势地位的重要工具。自拜登上任以来，拜登政府不仅迅速修复了原有联盟关系，而且不断尝试构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模块化联盟。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柱教授指出，联盟战略在战后美国对外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被美国政府视为美国最大的财富和力量的源泉。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指导原则下，美国的联盟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创伤，联盟伙伴的离心力和自主性在升高。同时，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对华竞争面临的是全新的格局，拜登政府试图更新美国的联盟战略，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在难以再通过传统的联盟体系遏制中国的情况下，拜登政府以问题和领域为导向，针对中国分别组织了地缘政治与安全、科技、经济和意识形态四个联盟模块，新的联盟体系呈现出多层次、复合型的特征。由于联盟内部缺乏对共同威胁的统一认知，盟友之间在很多方面也缺乏共同的利益，再加上联盟结构过于复杂，增加了联盟操作的难度。不可否认，拜登政府的联盟战略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应该针对美国的不同联盟提出不同的应对之策，最为关键的是要以我为主、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搞好周边外交。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余南平教授指出，从美国战略设计变化的角度看，当前拜登的外交团队在战略谋划和执行力上并不示弱，采用联盟模块化策略取代了以往美国习惯的大多边、集成化战略。模块化的结构性生态组合的整体架构和内核是由美国设计的，里面的各类应用软件只要符合美国的标准接口就可以进行灵活的组合；在模块化设计中，美国并不要求所有国家都必须进行政治站队，进而减少了盟友的“选边困境”。而从价值链和供应链的结构来讲，这将是一个很有效的“塑造中国周围环境”的做法，其将竞争前推至中国周边市场，既可以强化美国与印太区域市场的联系，又可以松绑区域国家与中国的紧密度。模块化联盟再组合，如果配合以适当的工具使用，逻辑上是可以形成一定的生态和系统性优势。客观地看，经济博弈美国并非不擅长，对美国来讲就是一个买方市场杠杆运用和经济让利的问题。未来，围绕印太区域的经济竞争和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不可忽视围绕产业链和供应链重塑的新竞争。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杨成教授指出，美国组建模块化联盟，本质上不是展现了美国的一种进攻态势，而是显示出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防守阶段，在俄欧冲突的情况之下可能力不从心。在中美战略竞争进入持久战的状态之下，要充分认识其他国家在中美博弈中的关键作用和独特角色，不能跟随美国不断加强和构建各种联盟的议程设置，而是要积极争取更多第三方力量的支持，特别是要增强与欧盟的关系，构建更加稳固的国际关系网络。价值观联盟强化了其他模块的联盟，关于民主、人权等问题的价值判断已经嵌入到相关技术和规范标准之中，要高度重视美国组建的价值观联盟在模块化联盟中的作用。要在保持原则坚定性的同时，坚持策略的灵活性，要保持斗争精神，更要注重斗争艺术，避免双边关系的恶化升级。

　　“印太经济框架”的对华影响

　　为推进对华遏制战略，美国政府试图建立一个能够覆盖印太地区的经济架构，在供应链体系、高精尖领域、基础设施等方面加强合作，控制数字经济时代地区科技与贸易的主导权，从而有效遏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与会专家认为，“印太经济框架”就是美国对华开展经济竞争的新工具。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梁亚斌教授指出，美国将中国重新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意味着放弃了通过接触来改变中国的主张，今后的对华政策将以管控和防范为主。一方面通过管控尽力避免两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继续推动两国实质性脱钩。俄乌冲突表明理性决策并不一定靠得住，中美之间不一定不会发生战争。美对华持续的脱钩政策事实上在不断增加两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美国毫无疑问将进一步强化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合作，以构建更加可信的军事威慑。与过去经贸协议以更高层次的市场开放和更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为吸引力不同，“印太经济框架”以重建供给链和渲染意识形态对抗作为撬动全球经贸格局的杠杆。一方面，致力于构建排挤中国的国际供给链，推动二战后第四次产业大转移，削弱中国通过国际贸易创造财富和实现技术进步的能力。另一方面，以意识形态为由，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与威权主义国家做生意不道德的社会认知，并将中国污蔑为所谓的“威权主义国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为对华发动贸易战、科技战和金融战进行辩护，进而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贸脱钩。两方面来看，前者让中国“流更多的血”，后者损害中国的“造血能力”。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许悦雷指出，“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拜登政府为与亚洲国家建立新的经济合作关系而进行的尝试。美国之所以提出“印太经济框架”，主要是因为美国关注到中国已申请加入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从策略上看，美国正试图以“东西线共进”的方式强化同盟及伙伴体系遏制中国。西线主要以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为牵引。东线以“印太经济框架”为引领。“印太经济框架”聚焦于经济规则，以供应链为核心内容，或许代表了一种超越传统贸易协议的新合作方式。“印太经济框架”采用可供选择的模块式操作，美国与其它成员国之间会形成“订单式”的经济合作框架。这可能会以小模块、小步骤的方式蚕食相关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值得警惕。

　　大连理工大学东北亚国际发展和合作研究中心张育侨讲师指出，近年来，美日两国高科技政策协调进程加快，共同推动的“全政府”“全社会”对华科技竞争模式正日益细化，跨机构协调也将更加完善，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策略更趋成熟。2022年1月21日，拜登和岸田文雄同意确立经济版“2+2”会谈机制，以在供应链和技术开发方面加强合作，并在印太框架下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达成共识，其中包括适当的规则制定和标准制定，以确保在某些高优先级技术领域（包括5G电信、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竞争环境，并以合理的透明度最大限度地提高系统兼容性。美日还将与其他国家合作，为技术转让（当其公司在海外投资或接受外国投资时）和数据交易制定共同规则，包括努力协调技术保护和外国直接投资审查程序。为此，我国需要加快摸排技术研发、技术人员交流、先进产业等相关领域的风险，对日美两国下阶段对我国展开的新攻势早做准备。

　　应对美国反华联盟战略围堵的策略

　　美国组建模块化反华联盟的战略挤压和推进“印太经济框架”的经济围堵，妄想通过构建排他性、对抗性的逆全球化“小圈子”达到战略企图，充分暴露了美国为实现自身战略利益的霸权心态。中国不仅要用外交智慧化解外交难题，还要以更宏阔的战略思维应对战略挑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査道炯教授指出，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扩大对外开放，处理好中美欧经贸关系，继续优化营商环境，避免自我封闭，推动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使国内的制度环境与国际接轨，构建和完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增强全方位伙伴关系，把积极维护和强化中欧关系，作为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杠杆；要把优化我国科研体制机制作为应对美国的科技封锁的根本对策，积极实施人才战略，不断推进科技自立自强；要以理性务实的态度，抓住机会加强对话，增信释疑，确保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要拓展和深化第二轨道外交，为学者对外交流提供各种便利，增强中美两国学者的信任和理解。

　　大连理工大学东北亚国际发展和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倪建平教授指出，应该看到，拜登政府打造的反华联盟体系面临美国国内和国际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不仅使美国反华联盟战略的发展充满了变数，也为中国应对美国反华联盟战略提供了纵横捭阖的空间。首先，中国必须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更深入地融入区域国际经济体系，通过制定高技术标准来推动构建周边地区的“数字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次，应着力突破欧美国家的“数字威权主义”话语体系的围堵，既要对西方价值观话语中的偏见、歧视和种族中心主义进行犀利的揭示，也要建构兼容并包、求同存异、传递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的具体而微的叙事话语。最后，要抓紧从第三国引进或培养高科技人才，减缓美国联盟体系对我国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冲击。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项目主任李明江教授认为，要深刻分析近年来美国跟欧盟关系迅速缓和、跨大西洋联盟不断强化的外部推动因素，高度警惕美国模块化联盟对中国带来的可能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生产链供应链的冲击。为了应对严峻的外部挑战，中国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主动参与、推动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上海欧美同学会留美分会副会长、安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海晓律师认为，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严峻挑战，我们应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以做好自己的事情为中心，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当前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目前外商仍具有继续在上海投资和经营的强烈意愿，要及时总结疫情防控的经验教训，通过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特别是基层治理能力，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赵庆寺教授总结指出，拜登政府正在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多层次、模块化联盟体系，不仅提出“印太经济框架”来具体实施“小院高墙”围堵策略，而且还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划线推行集团政治和阵营化对抗，全面加强对中国的“综合威慑”。拜登政府通过操纵国际舆论的叙事策略，蓄意制造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等话语，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并把对华战略上升到大战略的高度进行布局，这意味着中美战略博弈已经进入常态化阶段。面对中美竞争态势的新变化，为应对美国的全面战略竞争和综合威慑，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做好战略统筹，以超越中美关系的广阔视野寻找更多“中间地带”，把制度优势和发展优势转化为塑造和引领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优势。

　　本次在线工作坊是大连理工大学东北亚国际发展和合作研究中心继去年7月联合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三家高校发起成立国内首家“媒体外交研究联盟”之后，积极探索构建国际问题跨区域协作交流机制的新尝试。与会专家纷纷表示，在今后抗疫常态化环境下，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更加灵活多样的研讨方式，通过工作坊构建常态化跨地区学术合作交流机制，提高对国际热点问题追踪和研究的质量，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贡献更多智慧和成果。（供稿：赵庆寺、倪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