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东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校长[副院长]、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当前人们的预期转弱特别是企业家预期转弱，确实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从字面上理解，“预期转弱”是指人们对经济前景不如从前看好，普遍缺乏信心。可从两个角度观察：一是从消费者角度看。若消费者预感到自己未来的收入会下降，从现在起就可能缩减消费，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另一个是从企业家角度看。若企业家认为未来投资的风险在加大，会收缩投资，导致投资需求不足。

　　需要追问的是，人们的预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经济学历来重视研究“预期”，不过20世纪70年代前，经济学者关注的是“适应性预期”。所谓适应性预期，即人们根据以往经验，对未来的变化作试错性推测。比如历史上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年份，失业率往往较低。根据这一经验，若当年经济增长加快，人们便会预期失业率下降。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卢卡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否定适应性预期，提出了“理性预期假说”。所谓理性预期，是指“逻辑推测”。换句话说，是人们利用已掌握的信息，根据逻辑对未来的变化作推测。举个例子——若政府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人们便可推测出现通胀；通胀出现后，则可推测央行可能加息；而央行一旦加息，又可推测股市会下挫。诸如此类预期，则为理性预期。

　　在我看来，以上两种预期并非完全对立，现实生活中可以同时采用。而且无论“适应性预期”还是“理性预期”，都告诉我们同一个道理：存在决定预期。适应性预期需以经验事实为依据；而理性预期对未来变化作逻辑推测，其实也不能脱离经验事实。要知道，“逻辑”不过是对客观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理论提炼而已。

　　理解了“预期”的含义，再来讨论企业家预期。我这里所说的企业家，特指民营企业家。企业家作为理性人，推测未来当然要根据经验和逻辑。问题是他们会依据哪些经验呢？为写这篇文章，我访谈过20多位相熟的企业家，他们的回答大同小异，归纳起来：一是看个人财产是否安全；二是看营商环境是否有利于民营企业参与公平竞争；三是看国家方针政策是否稳定。

　　那么企业家作预期的逻辑为何呢？当然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追求最大化利润。企业家在商言商，追求利润无可厚非。这是说，如果企业家相信自己的财产不会受到侵犯、市场竞争环境公平，而且也相信政府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不会改变，那么，他们对企业前景则会有乐观预期。否则，预期就会转弱，甚至丧失信心。

　　的确，企业家对企业前景就是这样作预期的。有一个可以佐证的例子。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讲：“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读者要仔细体会这段话，里面包含了三层意思：即保护企业家（财产）；保护公平竞争；政策不能变。

　　邓小平讲这番话，目的是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提振企业家的信心，果不其然，1992年后民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有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对国家税收的贡献现已超过50%；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均超过了60%；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了70%；城镇就业超过了80%，而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了90%。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目前民营企业家预期却有转弱的迹象。照道理讲，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方针也没动摇过。

　　问题出在哪里呢？学界有一种解释，是受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新冠疫情影响。不否认这是原因之一，但并非关键原因。关键原因，是民营企业家缺乏安全感和公平感。毋庸讳言，现在确实还有一部分人存在仇富心理，对民营企业有偏见，不仅错误解读或曲解中央精神，甚至用个别企业出现的违法事件整体否定民营经济。危言耸听，企业家心里没底，当然要等待观望。

　　在2018年11月底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批评说：“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的人发表了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比如，有的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有人提出所谓‘新公私合营论’，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有的人说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等等。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掷地有声，可至今否定民营经济的言论仍有不小的市场。当年邓小平力排众议，保护一个年广久，带动了民营企业异军突起。由此看，当前要稳定企业家预期，必须给企业家足够的安全感和公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