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跃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无论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如何来势汹汹，终究是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的短暂支流，世界经济全球化仍将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由此，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就仍将是保障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构建符合当今时代特点和世界经济发展需要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迫在眉睫。

　　构建与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博弈和竞争必定是空前激烈的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与改革不是凭空产生的。如同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当时世界经济力量对比与多重博弈的结果一样，今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必定是在世界经济多种力量、不同利益、不同价值与理念之间的博弈、竞争与妥协中形成的。

　　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与格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处于长期衰落过程之中，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号召力都趋于下降。然而，就绝对规模而言，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主要发达经济体也仍居世界前列，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经济治理与宏观调控方面仍具有一定优势。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处于快速发展之中，与发达经济体在各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模式、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国对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但发达经济体仍具有优势的情况下，在不同国家对于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理念与价值观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构建与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博弈和竞争必定是空前激烈的。有可能经过博弈与讨价还价最终建立起覆盖全球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为世界经济未来发展创造出较为稳定和有利的基础；也有可能经过激烈博弈达不成一致，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形成全球统一的治理体系和经济结构框架，全球经济在相当长时间内出现两个体系、两种治理结构并存的状态，甚至进一步分裂为多个小圈子的碎片化结构。这两种方向都存在现实的可能性，而不同情况对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将完全不同。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存在着两种可能性

　　中国历来主张维护经济全球化大局，主张贸易投资自由化，主张开放合作、普惠互利。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提出中国对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基本主张：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这就是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具体而言，以平等为基础，意味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主要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中必须实现机会平等，份额与投票权必须反映出各国的经济力量和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而不能有任何国家享有特殊权力（如一票否决权等）。以开放为导向，意味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须是开放的：一方面治理体系要弹性、包容、具有对变化的适应性，包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文化传统的国家加入全球经济治理之中，容纳不同的经济治理理念与原则，在现有治理机构之外容纳更多新的治理机构与合作平台；另一方面则要起到引领和保证各国经济走向更加开放、建立开放的世界经济的作用。以合作为动力，要求整个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须能够促进各国之间的良性合作而不是恶性竞争，在治理体系内部，包括各个机构之间以及各机构内部的机构设置、人员遴选等都应进行改革，以合作所产生的合作利润作为治理体系发展的动力。以共享为目标，更是要求治理体系的权力和利益必须共享，责任和风险共担，全球经济治理的成果必须各国共享，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国所提出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原则是实事求是的，切中现有治理体系之弊，有助于解决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也与许多国家的主张相同或相近，得到了许多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支持。我们认为，未来是存在以此为基础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行改革的可能性的。因为，在全球经济和治理体系改革博弈中，随着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力量不断增强，随着中、印、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他们的意见会越来越有可能被重视、被接受。

　　当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在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和国际战略竞争与大国博弈加剧的当下，主要经济体对于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理念、价值观、改革思路与举措达不成一致，使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最终走向分裂，形成两个或多个平行体系。在这些同时存在的体系中，奉行的价值观与理念不同，构建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原则不同，形成的贸易投资规则不同，经济发展方向也会呈现出巨大差异。由于不能形成覆盖全球的经济体系与治理体系，肯定会影响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与优势互补，损害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进而损害世界经济发展和全世界人民的经济福利。那样，只有当这种分裂结构对经济与福利的损害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引起反思和矫正，最终再次回到全球经济与全球治理一体化的历史潮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