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有爱才有责任。老师应该有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自觉，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以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成为被社会尊重的楷模，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

　　前段时间，我们学校政治与行政学院搞活动，纪念我校政治学学科的奠基人徐大同先生逝世五周年。我作为先生的学生参加了活动，又一次想起了先生生前的点点滴滴，对“四有”好老师、“大先生”“教育家精神”有了更深的认识。先生对学生循循善诱，亦师亦友；先生对工作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爱党，爱国，爱人民，是先生一生的信念；教学问，教做学问，教做人，是先生一生的事业。

　　徐先生是立德树人的“大先生”。学高为师，行为世范，先生是立德树人的榜样。先生一直以“教学问、教做学问、教做人”为己任，通过“教做学问”来“教学问”，同时又把“教做人”贯穿始终。更有意义的是，先生还以自己主编的教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政治学人的成长。先生统编完成新中国第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以及十几部不同类型的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辅。值得一提的是，先生率领课题组历时5年完成了《西方政治思想史》“马工程”重点教材之后，还在去世之前，主持完成了该部教材的修订。徐先生1978年来到天津师范学院，学校的政治学学科也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由弱变强，逐渐取得了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政治学理论国家重点学科，被誉为国内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重镇。在学科建设上，先生一直不忘培养后备力量，提出“接气工程”，培养校内教师，引进校外人才，选拔博士生。正是在先生的指引下，政治学理论学科秉承“投入、不懈、特色、群体”的精神，不断发展，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在当时政治学恢复重建，师资力量极端缺乏的情况下，先生受教育部委托培养了政治思想第一批骨干师资，为政治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徐先生是有理想信念的“大先生”。徐先生早年投身革命，革命成功后又投身新中国的教育。先生不仅教书育人，而且还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以各种身份积极参加全国和天津市政务。先生曾经先后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侨务委员会委员、天津市政协委员，出访多个国家，并在各国议会联盟代表中国发言。先生还先后任天津市政府法律顾问等社会职务，利用自己的专业之长，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做贡献，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贡献。

　　徐先生是有道德情操的“大先生”。先生经历过旧中国的苦难，这也激励了先生浓厚的爱国主义道德。即便是先生住院期间，他那一句“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也能让人感受到直击心灵的爱国情操。这是先生一生的最强音，也是时代的最强音。先生一生为国家操劳，不仅立德树人，还以研究创新、参政议政等各种方式报效国家，体现了“大先生”应该有的风范。先生一直引导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信仰、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将个人的“小我”融入国家的“大我”，激励我们为国家做贡献。先生一直讲，学问、做学问、做人这三者当中，做人是最重要的。每次跟先生在一起，当我们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先生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指出来，告诉我们其中的道理。

　　徐先生是有仁爱之心的“大先生”。跟着先生从硕士到博士，深刻体会到先生不仅是教书育人的大先生，更是能够与学生亦师亦友，一直关心牵挂学生的大先生。正是这种仁爱之心，让先生把跟学生在一起的每一处、每一分钟都变成了教书育人的课堂。课堂教学之外，通过聊天、散步、陪伴、访学，先生与学生在沟通中增进了解，提高学术水平，不但养成了和谐的师生关系，而且也展示了先生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无论走到哪里，先生总是想着师母，打一个电话，报一声平安，这也给学生树立了典范。在天津的第一个中秋节，就是在先生家过的。先生亲自下厨，弟子们一群围坐，凳子不够，就到书房里拉来椅子。每当年节，徐先生都会把外地回不了家的学生叫到一起，大家一起围坐在先生不大的家里吃包子。先生、师母与学生亲如一家，其乐融融。我想，人世间最朴实无华的真情，莫过如此了吧。

　　徐先生是有扎实学识的“大先生”。先生一直致力于中西政治思想的研究。先生先后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重点和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西方政治思想研究方面，先生先后完成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现代西方政治思潮》《当代西方政治思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等作品，还带领国内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队伍，完成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五卷本），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研究领域跨世纪的标志性成果。也正是因为这些在政治学界具有开创性的扎实学识，先生成为中国政治学家、法学家，新中国“政治学五老”之一，被中国政治学会授予杰出贡献奖。作为先生的学生，我知道，先生的扎实学识来自他对新知的兴趣和不断的探索。第一次去见先生，就看见书桌上竟然有一张拼音表。问先生后才知道，那是为了使用计算机在学习拼音输入法。在先生书桌的正前方，有一幅字，写的是“从头越”。“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先生最喜欢的一句诗，也是先生的座右铭，时刻以此来警醒自己。实际上，先生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也经常会倾听我们跟他讲的新知识，甚至要我们来教他。先生身上这种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值得我们一个人学习。

　　徐先生是有着弘道追求的“大先生”。先生毕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人民做学问，越研究越自信。先生胸怀天下，在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方面成为国内的一面旗帜。然而，先生是为中国研究西方，强调了政治学知识的主体性。先生以文化人，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着深厚的研究。先生一生主攻西方政治思想和中国政治思想，与北京大学的谢庆奎先生、陈哲夫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的朱一涛先生一起完成了改革开放第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写出的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生晚年，还不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晚年徐先生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积极推动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当中。

　　2019年6月9日7时25分，徐大同先生停止了思考，我们的“大先生”，就这样走了。想起了先生当年上课时引用过的一句话，“历史的人要做历史的事”。先生一生教学问，教做学问，教做人，这是先生的教风；而学学问，学做学问，学做人，是我们做学生的学风。这是先生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财富。

　　盘山苍苍，海河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