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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佳美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边疆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一论述集中反映了中国对当前国际秩序的深刻认识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坚定决心。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也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问题、真问题的积极回应。
在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新兴大国的崛起正在对传统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新兴大国的迅速发展正在推动国际社会重新思考和调整现有的治理体系和规则。现有的国际秩序主要由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建立,但随着新兴大国在经济、贸易和安全领域的崛起,国际秩序注入了重新配置和重大变革的动力。基于此,我们亟需了解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对国际秩序观抱有怎样的认知。什么是国家秩序观?不同国家的国际秩序观是否相同?其国际秩序观如何引导其战略实践?这些问题对于推动国际关系研究、理解国际政治现实尤为重要。
毛维准教授编著的《新兴大国崛起与全球秩序变革:大国的国际秩序观念与战略实践》正是针对这些关键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本书填补了学术界和政策界对这些议题系统性探讨的空白,为理解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
在《新兴大国崛起与全球秩序变革》(十卷本)中,本卷的定位在于聚焦大国的“国际秩序观念”和“战略实践”,重点考察了四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两盟(欧盟、东盟)国际秩序观念的嬗变,以及由这一观念指导的战略互动行为。所涉行为体在全球变局中或更强硬、或感焦虑、或再定位、或求变革,相对全面地反映了行为体在结构变动中的决策。这一“观念——行动”的逻辑框架能够直观体现出国家的战略偏好与选择,结合了全球战略问题中“硬”和“软”的两方面,力求挖掘国际关系场域内结构与施动者的互动机制。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需要借鉴和吸收既往的优秀成果,同时结合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实际需求,体现现实关切。这一理论体系的建立既要有严谨的理论分析框架,亦需坚实的实证基础作为支撑。本书在这一方面做出了以下尝试。
首先,本书的论述遵循规范且全面的案例选择逻辑。选择研究对象,即为限定理论分析的范畴,本书在章节排布和案例选取上体现了这一思维。其一,本书涉及了当前国际社会与中国互动频繁的关键国家及国家集团。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之一,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念和战略实践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有着深远影响;作为一个独特的超国家实体,欧盟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影响力同样不容忽视。其二,书中同时重点关注了俄罗斯、印度、日本与东盟的国际秩序观及其实践,这些国家都是中国周边外交重要的参与者,也是具有地区影响力的主要行为体。通过深入探讨其国际秩序观念和实践,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周边外交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更好地探索构建稳定和谐的地区秩序的可能途径。
其次,本书力求在政策研究中嵌入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分析。自肯尼思·华尔兹以来,国际关系研究在追求普遍性上体现出“现象—规律—理论”的等级制。将个别现象演绎为一般性,提炼出具体问题之间的共性,对我们理解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如毛维准的理论框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国际秩序观”操作化为七个维度,全面剖析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既有国家对外部、宏观国际格局的认知,也包含了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既有对竞争对手和敌对国家的认识,也有对现行国际制度和规则的认知。又如宋德星认为:当下印度的国际秩序观,是对其“婆罗门”等级制观念的延续和发展。其对印度战略思维传统的系统、细致的分析,为理解印度在秩序变革中的当下行为提供了历史坐标。这种多维度的分析为理解和判断国家行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同时使读者能够全面理解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选择和行为逻辑。
再次,本书坚持实证化的分析导向。对于现实问题的有效回应既需对具体核心材料的把握,也要求以更大格局对本议题的变动展开跨时段分析。通过对大量案例的详细分析,书中深刻呈现了不同国家和集团在其独特的国际秩序观念的引导下进行的战略实践,从历史脉络和国家发展的需求等层面,剖析了其背后的逻辑和动机。这在确保分析的可信度和说服力的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细致详实的参考资料。书中所使用的大量官方文件、学术研究和智库报告等分析材料,为每个国家和集团的国际秩序观念和战略实践提供了具体的实例支撑,使得理论分析更加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对相关区域国别的研究者而言,各章节不啻为高质量的文献对话对象。
最后,本书是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上的生动探索。基于中国文化、采取中国视角、传递中国话语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当前时代、全球范围的知识需求。本书以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为视角,展现了不同国家多元的国际秩序观。在过去的国际关系研究中,西方国家的视角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而本书则从更为多样化的视角出发,呈现了各个主要行为体在国际秩序构建中的主动性和多样性,体现出不同国际秩序观念下战略决策的高度差异化走向。转变视角,往往能带来新的知识贡献。本书具有高度自觉的中国关切,从而有助于打破单一视角对国际秩序的偏见和局限,以更为实事求是、科学实证的理念创新对既有知识谱系作出理论贡献。
那么,国家在践行其国际秩序观念时是否面临着挑战?本书的答案是肯定的。尽管两盟四国的国际秩序观念是由历史和价值观因素深刻影响下形成的,但其战略实践仍然面临着多方面的阻力。这些挑战包括:行动能力不足,导致其无法有效地推动所倡导的秩序;战略自主性缺失,使得它们在面对国际事务时难以保持独立性和主权;周边国际环境的复杂化,使得它们在积极塑造地区和全球秩序时面临着来自多方势力的挑战和阻碍;以及集团内部分歧,这些分歧可能导致其在共同行动时产生摩擦和阻力。在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之后,我们回归到了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进程中。正是在这些挑战的背后,中国发现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机遇,也是中国应对这些挑战、推进国际秩序变革所提供的中国路径。
本书在分析大国秩序观念与战略实践上做出了有益探索,也有待后续研究予以拓展和深化。时代之变也意味着各国互动模式之变:各主要行为体战略互动规律的调整,带来了全球范围内互动议题的多元化。各国在基于传统安全议题的互动之上,或增强了对非传统安全议题的注意力分配,或将传统和新兴安全议题予以联结乃至“安全化”。因此,除了本书关注的安全防务、经贸合作等重要传统议题,各主要国家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关注程度出现了哪些变动?这些议题是如何与经典议题相互交织、彼此嵌入的?安全互动议题的变化又如何重塑全球秩序的形态?对上述问题的灵感启发和初步回应,也应被视作本书的另一项学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