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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开场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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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的演讲我们请来了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当今时代，正是人类历史产生翻天覆地急剧变化的时代，新时代对中国哲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中国哲学要结合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社会实践，结合中国人民新的历史任务和时代精神，做出深刻、敏锐及前瞻性的解答。下面请任先生演讲，题目是“中国哲学的未来”。 演讲人：任继愈 | ||
| ▲任继愈1916年生，山东省平原县人。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毕业。1942年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留北京大学任教，1956年晋升为教授。 1964至1985年在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筹建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并与北大联合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 1985年起，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学术界的代表，王羲之艺术研究院学术顾问，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中国佛教史》（八卷本）、《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词典》、《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一O六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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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哲学的特点
哲学这个词中国过去没有，在1903年以前都没有，但关于哲学的问题是有的。我们现在的教科书里面讲的大都是近代西方的哲学及标准，意思说哲学是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定义对西方哲学来说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中国哲学来说就不完全是这样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写这部书是究天人之际，就是探求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一条恰恰是中国哲学要解决和研究的问题。古希腊有“爱智”，“智”包括很广，社会、政治、自然、还有哲学都属于“智”。后来希腊的哲学思想就提出做学问没有什么目的，而是要每一个人认识他自己，这是研究人的问题。提出人要认识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为什么这样说呢？人类要生存，首先要解决认识自然的问题，人的进步也是从认识自然开始的。人的衣食足了以后，他要考虑更多的问题，哲学总是从先解决温饱以后才发生的。所以当人开始认识自己的时候，是很大的进步。
哲学的发生是有条件的，要有一定文化的基础。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且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对世界文化宝库有所贡献。比如诗歌、舞蹈、饮食、服装，这些都包含有文化内容。但是哲学不同，哲学是抽象思维，不是认识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它是要抽象到涵盖面更广的领域和范围。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独特文化，但不能说每一个民族都有哲学，没有文字的民族就没有哲学，这是哲学的抽象意义决定的。过去我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做社会调查，发现那里的人们对好坏、大小这样的概念可以理解，但是对“仁、义、礼、智”这个程度的概念就很难理解了。哲学有更高的抽象思维，比一般的科学还要更抽象一些。西方有的学说认为哲学是一个高入云霄的概念，也就是说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的哲学都要解决一个问题，这是它的任务。哲学究天人之际，将自然、社会、人生都包括在里面，它又不是针对具体的某一个问题的，但任何问题如果缺少了哲学的指导，就会出问题。哲学有一种看不见的用处，就是中国人说的无用之用。哲学能盖工厂、盖房子吗？都不行。但哲学与社会活动、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的需要是分不开的，如果哲学脱离社会和现实生活，不能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那这样的哲学就没有尽到它的责任，就不够格。我看到中国人对哲学的定义范围与西方近代不同。宋朝的哲学家张载说一个读书人的任务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最高的目的，这个目的就中国的哲学家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很多哲学家、很多种中国哲学史也提出这个定义，在西方看来这个是哲学问题吗？为万世开太平是政治家的事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宗教的事情，他们总是觉得不一样。
在西方，中世纪的时候，哲学和神学没有分开，一切的学问都属于神学，哲学是神学的奴婢，神学统管哲学，哲学比神学低一层。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深入，各门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自然科学分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哲学也分美学、伦理学、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等。中国的哲学为什么没有分那么细呢？因为西方文艺复兴以后自然科学逐渐发达，使用的机器也越来越多，手工业开始发展，开始有手工业的工厂，劳动者集中，分工细致，这使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方向分散，哲学与宗教就分开了。中国的封建社会维持时间特别长，但资本主义兴起比西方迟，缺少西方的“越分越细”的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哲学一开始就宏观地看思想的发展和存在。
中国哲学讲综合，西方哲学讲分析，这种说法不算错。但是有一点必须提醒大家，就是西方哲学的分析也是跟现代的科学分类和科学发展分不开的，中国缺少了这一段历史，因此它讲“分”就讲得少，而且分类不像西方这么细，这都是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差异造成的，不是说生来就是这样的。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时代就相当中国的孔孟时代，人类认识自己都大致有这样一个过程。
中国的哲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始终跟宗教密切结合。西方有一个政治和宗教分离的过程，教权、政权这两者是对立有矛盾的，教权的地位比政权高，实际控制的地位和影响比较大。拿破仑在欧洲是英雄，他当皇帝要教皇给他加冕，皇帝地位才合法，政权和教权是分离的。中国政权和教权从秦汉以后一直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的政治和宗教也是结合在一起的，皇帝是天子，天子是上帝的儿子，是宗教的名称。在外国天子是耶稣，国王不是天子。中国的政权巩固也跟这个制度有关系。十世纪以后教育制度上，《四书》代替了《五经》，成为全国通用教材，任用官员必须经过《四书》的考试，官吏同时具有教职人员的身份，中央统治就更稳定了。多民族、统一的大国的好处就是内部没有战争，它的弊病也就是出在这里，那时中国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只有中国是最好、最强的，所以在这期间中国的哲学发展有一段停滞时期。当时老百姓的要求和权利也就没有机会表达，人们的痛苦也就没有机会改变。这时中国是靠圣人、圣君来治理国家的，这种状况也不利于哲学发展，哲学要不断地接触新的事物，阶段地解决新问题才能发展。但在中国古代，你只能照古代圣人说的去做，不能改变，甚至有怀疑圣人的教训都是有罪的。比如说孝，就不能问为什么要孝，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罪，因为孝是天经地义的。这就像西方的教徒问为什么要信上帝，有这样的怀疑就是犯罪。
可是科学是不断在发展的，政教不分、长期统治，这个流弊越来越明显――考试内容、教学内容陈旧，人们不接受新生事物，自我封闭。从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旧的哲学思想不那么灵了，从西方传来的新思想被人们广泛地接受。新思想的传播有一个特点，从南往北产生影响。天平天国起义是从广西开始的，康有为、梁启超是广东人，接下来的是孙中山也是广东的，国民党改组是从广东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也是从广东开始。思想的进步必然要交流，广东是一个对外交流的大门，而此时的中国北方相对锢蔽保守。近代以后，思想上南方比北方的影响大一些，就是这个道理。
司马迁的画像和现在出版的《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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