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撰文：本报记者李玉兰
行业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人才会在就业市场上广受欢迎?究竟应该从何入手来培养才能使一个学生获得应对未来的能力?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进行到第二天,不止一个大学校长提出这样的问题。
2010年我国有630万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形
未来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高等教育提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大学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既为大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人才培养模式改变和结构调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长期应试教育的影响,我国人才培养模式还不能完全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培养高素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的能力比较薄弱。部分高校学科体系与行业、产业发展需求差距较大,行业企业参与高等教育的动力也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业不单单是大学毕业生找一份工作的问题,而是国家人才战略的组成部分。
如果说,学生就业压力的现实问题正在一定程度上驱动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那么从企业的视角来看,他们希望从大学招聘到可以直接上手的员工吗?培养和企业需求“无缝对接”的人才应该成为追求么?当社会需求和大学培养出的人才有差距,是改变大学还是“教育”用人单位?连日来,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学校定位的大学校长们以及微软、IBM、欧特克、华为等著名企业的高管就此展开激烈的讨论。
（本报南京5月3日电）
就业与高等教育的层次
“有时候需要我们去教育雇主”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浙江大学尝试通识教育的模式,首先遇到的障碍就是关于就业的看法,有的学生,还有相关的各方包括政府部门,包括企业,他们都是希望能够有比较专业的人员来他们那儿工作,要求毕业生很专业化。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就业市场当中所遇到的障碍,你刚才提到这些雇主对于员工有所要求,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去教育雇主,就是企业等用人单位。美国名校的学生在就业市场当中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他们的学生很受欢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有独立评判思维能力。
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去教育那些用人单位,教育那些企业。越好的大学,当然学生的就业机会就越多,这是很自然的。而水平越高的大学在通识教育和在评判性思维、独立性思维方面往往也是做得最好的。在大学和政府、企业合作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去教育他们,不断地去给他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就是从长远来讲,学生的创造和创新能力、独立思考评判能力对他们企业是有好处的,远胜于专门的一项技能。
欧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卡尔・巴斯:在社会变革中,作为大学应该为未来的世界做好准备,培养出新的人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不是涉及到一个单一的领域,而是涉及到跨领域跨学科很多的方面,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全面整合的方法来处理创新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大学培养出更多跨学科的人才。大学最重要的是要给予学生更多的软实力、软能力,让他们能够更加善于沟通,更加善于进行团队合作,这些不仅对于发明创造是有用的,而且对于未来的整个创新体系的建立,也是非常有用的。
学术界和企业界合作在新的时代尤为重要,我们如果有更多的实际生活中的项目交给学生们参与去做,这样的话学生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去解决跨学科、全方位的一些问题。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企业和学校之间的合作能够为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职业前景能够提高教育的吸引度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本科阶段是否要面向社会需求来培养人才,以市场需求或者是以就业需求为导向来设置专业,培养人才?我想听听您对于这方面的看法。据我了解,一些美国学者对于这方面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在美国的工程教育当中,有人提出要回归工程。
理查德・莱文: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其实欧洲也是这样,有不同层次的教育机构。有一些学校是专门培训最有竞争力、最高端的那些学生或者未来的人才的。这样的学校数量比较少,他们比较注重通识教育。还有很多学校是职业培训的机构,是专门为了以后具体的一个就业方向来培训学生的。在美国,大约一半大学生上的是类似于专科的、两年的社区大学。换句话说,美国一半高等教育的学生是两年专科的职业培训学校,这些学校纯粹是为了就业,为使学生最终找到一个工作进行技能培训。但是我们应该眼光放得更加广泛一点,在最高端的大学,美国最优秀的大学和中国最优秀的大学,我们应该倡导通识教育。因为我们不光是要培训一些以后能够找到好工作的、一个具有某种技能的人,而是要培养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培养出下一代领导人。如果仅仅是为就业,甚至是为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市场当中找到一份工作为重点,这样的教育目标就太狭隘了。
二战之后,美国其实也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类似中国现在。社会必然要跨越目前以低价劳动力为竞争力的制造业模式,走向更加高端的模式,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要想解决这样一个跨越的问题,培养下一代的领导者,狭隘的职业教育是不足以迎接中国未来的挑战的。
瑞典皇家理工大学校长彼得・古德蒙顿:大学在追求学术的同时,也应该保持跟社会的联系,这有利于提高竞争力。
学生报考某一个专业,可能是出于兴趣,也可能是出于就业前景考虑。专业或者说职业前景能够提高教育的吸引度,所以我们的教育应该为学生职业生涯做准备。我们可以让行业参与课程的设置,让学生去企业做毕业论文或者设计。要把企业或者是把职业需要的方方面面纳入到教学当中去,并且系统地去做这件事情。
全球的竞争不断加剧,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会进一步加强,这样才能应对竞争。未来不仅我们对学生有更高的要求,社会和企业对学生也有更高的要求,学生自己也会对学校提更高的要求。大学在给学生提供课程服务的时候,要考虑怎样去满足学生要求。大学要考虑怎么样帮助学生去获得创新能力,怎样帮助他们去形成解决未来世界所面临的这些复杂问题的能力。
大学的根本价值在于大学本身的环境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赵德武:就业这个问题可以说很现实,影响力很大,影响着学生、学校甚至家长的各种选择,甚至改变大学与学生的传统关系。我们现在有些大学可能在教学改革、人才模式改革方面,有意无意从学生就业方面来考虑。一方面,大学需要适应时代进行改革。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的大学显得太功利化了。那么本质上,是大学引领时代,还是时代牵引大学?什么样的大学引领时代,什么样的大学被时代所牵引?
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芝莫尔:技术革命不断会给我们提供很多启发。但是我们不要老去看微软在干什么。我的观点是,我们需要把这些技术融合到大学的教育、教学当中去,但是大学的根本价值在于大学本身的环境,在于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教会年轻人怎么样去思考,这是最重要的。技术非常重要,它能够给我们创造一些工具,给我们创造一些辅助的手段,但是大学最大的价值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一个人文的环境。每天日常生活能够形成这样一种文化的氛围、学习的氛围,教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互相学习、争论。而作为技术无论怎么发展,都不能改变大学这样一种核心的功能。这样的核心价值功能是需要保持的。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长吉恩・布洛克:大学发展有两个方向,一方面通过通识教育开拓学生视野,一方面通过专业教育帮助学生就业。担忧以后就业的问题,这情况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在美国,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本硕连读,比如说在本科的时候拿一个文科学位,然后从第四年或者第五年开始学习一个更加技术性或者更加专业的学位,会比较好就业。所以通识教育,加一个技术领域的专长,可能会达到平衡,既保证学生找到工作,又能兼顾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教会大学生挑战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中西方大学教育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出现这种差异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因为文化传统不同?
英国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这个问题很难一句话说清楚。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在我的博士生项目里面学习。我所在的有机化学领域,很多中国学生是非常优秀的,他们能够参与世界一流的研究。判断教育结果,要看学生有多大能力能够立刻进行一些优质的研究。在我看来,实际上东西方的教育结果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差别,不管是中国学生还是美国学生,还是英国学生。最大的差异在于,中国的学生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去反驳教授的观点,去挑战教授的思维,去挑战教授的某一个结论。
学生是否愿意挑战传统思维,意味着他们是否在进行自主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挑战传统思维,所代表的是对这个世界全新的诠释。只有挑战学术权威、进行创造性思维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对于世界的知识作出自己的贡献,使得自己的性格能够变得更为丰富。我想这是我认为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学生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进行自主性思维。这也是我们教育要做的工作,鼓励中国的学生成为更加主动的研究者、挑战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倾听者。实际上,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学生也在发生变化。3月份,我在北大和清华做讲座,还有在上海交大以及复旦大学的讲座上,非常年轻的中国学生问了一些非常难的问题,挑战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希望这种挑战权威和自主思维的习惯能够慢慢地形成,成为一种风气。我想中国教授也要小心,你们的学生挑战性也是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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